与非政府组织一样，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实体存在比概念存在要早远得多。当代学者们倾向于将1839年成立的由18世纪活动于各国的反奴隶制组织结合而成的“英国和国外反奴隶制社会”（the British and Foreign Anti-Slavery Society）看作是现代意义上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活动的开端。虽然始于19世纪，但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迅速发展却是战后尤其是70年代以来的事情。一项对247个比较重要的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的研究表明，76％以上的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是在70年代以后成立的，比如地球之友国际（Friends of the Earth International，FOEI）、绿色和平国际（Greenpeace International）和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IIED）都成立于1971年，环境联络中心国际组织成立于1974年。70年代后期，全世界已有8000多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到80年代，数量更是增至14000多个。冷战后国际非政府组织呈爆炸式增长，1990至1999年，国际非政府组织从6000个上升到26000个。目前，国际非政府组织活跃在人权、环境、发展、和平与安全等广泛领域。
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上升不仅体现在数量的增长上，更体现在它们作用上。国际非政府的作用在三个领域有充分展现：一是影响各国政府。国际非政府组织采取各种活动力图影响政府政策。它们通过联合行为游说政府改变政策、北方国家通过国际非政府组织传送给发展中国家的援助、通过影响发展中国家的本土非政府组织从而影响政府政策以及借助网络联系，动员公众，通过公众对政府施加压力等等。二是影响政府间国际组织。在1992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后，包括国际金融和发展机构在内的联合国体系各机构，都被责成做出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合作和联系的有关安排。国际非政府组织更广泛地参与联合国特别会议的准备工作和会议本身，并且争得了最后文件及决议的起草权利。在执行人道主义服务方面，它们同联合国在冷战后迅速建立了伙伴和契约关系。1996年，经社理事会做出关于咨商安排的新决议，决议进一步规范了咨商体制，肯定了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联合国会议的权利。国际非政府组织对联合国专门机构的影响不断地加强。三、影响跨国公司。国际非政府组织建立了一些专门监督跨国公司的组织，如“公司观察”（Corporate Watch）。人权组织、环境组织也向跨国公司施加压力，要求它们改变忽视人权、破坏环境的行为。环境组织还致力于改变公众的消费观念，呼吁公众对有损环境的产品进行消费抵制，不使用对环境不负责任的公司的产品。甚至通过法律手段指控对环境造成破坏的跨国公司，阻止它们的相关行为。
总之，在20世纪的最后二三十年尤其是最后十年中，无论是非政府组织还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它们在数量、活动范围与领域、社会影响力上都日益呈现出急剧扩张之势，萨拉蒙惊呼这是场“全球结社革命”，甚至认为，历史将证明这场革命对20世纪后期世界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民族国家的兴起对于19世纪后期的世界的重要性。而罗西瑙、赫尔德、麦克格鲁等学者则认为全球性的社团革命奠定了全球公民社会的基础。
伴随着这场革命发生的同样引人注目的现象是，20世纪中期兴起的新社会运动大多被逐渐合法化转而成为了非政府组织，成为结社运动的一部分（用卡尔多的话说，非政府组织是被驯化了的社会运动），到世纪末的时候，以非政府组织为核心成员的、跨国性的或全球性的社会运动再度兴起。
社会运动关注特别议题，它由组织联盟发起以追求特别的议题，或者由单一的组织围绕单一的议题动员大众，或者是不同目标的组织结成联盟或网络为了普遍的或部门的利益而共同行动。与非政府组织相比，社会运动是由共享的身份和集体行动联结而成的非正式的行动网络，它们可以包括非政府组织，但是不能被简约为构成行动网络的组织，更不用说被简约为某一个组织。社会运动一开始就有走向全球的趋向，比如19世纪中期出现的有组织的和平主义运动，它致力于向全世界宣扬和平的思想，而不局限于某个区域。到20世纪六七年代，由民间力量发动的声势浩大的“反核运动”虽然主要发生于西方国家，但已经开始努力刺破横亘在两大阵营之间的“铁幕”，试图开辟政府外交之外的“第二渠道”以实现沟通和协调的作用。根据玛丽·卡尔多的研究，东西欧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开辟了绕过主权国家进行跨界合作的平台，而这便意味着“全球公民社会”的开端，到1989年后，这种对话和交流公开化与合法化，“全球公民社会”也就真正开始形成了。现实确如卡尔多所言，到90年代，各种类型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和部分具有国际倾向的国家或地方非政府组织纷纷走上了建立全球网络的道路，不同的组织之间相互交流信息、共享资源、协调立场，在重大问题上加强磋商，力争发出一致的声音甚至采取共同行动，全球性社会运动的规模和影响力断扩大。1997年，“国际禁雷运动”组织因其突出的贡献被授予了诺贝尔和平奖，1999年这一殊荣又被“无国界医生”（Doctors Without Borders，MSF）获得，这些都是事实上的证明。
但是，全球性社会运动话语的普遍化却直到1999年才发生。这一年西雅图的“反对世界贸易组织、反对全球化”运动震惊了全球。这场由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数百个非政府组织以及5万多名抗议者参加的大规模抗议运动，囊括了劳工运动、社会运动和生态运动等种种力量，它直接针对世界贸易组织，明确提出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这种种现象都是空前的。在这场运动中，尤其引人注目的一点是，非政府组织发挥了领导和组织的作用。1999年1月会议通知公布以后，一个在华盛顿的由劳工、贸易和环境组织联合组成的组织——公民贸易运动（Citizens Trade Campaign，CTC）就发起了动员计划，设法管理参与这场运动的没有多少共同点的组织和个体，并且考虑提供统一的信息以协调内部竞争。这种有组织的行为使这场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得以开展，更为重要的是，有组织的行为能够有效地克服此类运动的临时性和短暂性，使它成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运动。
正如全球公众所见，在西雅图抗议运动之后，“反全球化运动”开始风起云涌。在2000年，平均每个月在世界的不同地方都有不同规模的反全球化运动发生。“9·11”事件之后，受美英全球反恐战略的影响，反全球化运动改变了以往的大规模行动的方式，而主要以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WSF）取代之。世界社会论坛是由各国非政府组织、知识分子和社会团体代表参加的大型会议，始于2001年。论坛成立之初是与世界经济论坛相对立的会议，它反对由自由市场控制的全球化及“新自由主义的过分做法导致的灾难、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世界社会论坛吸引了全球众多的非政府组织和反全球化人士，其影响不断地扩大。在首届世界社会论坛上，来自世界122个国家和地区的非政府组织代表2万多人就免除第三世界国家债务、创建自由贸易协定的替代方式等问题进行了探讨。2002年123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名代表与会。会议着重分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合理的建议。2003年吸引了150家和地区的近10万名代表与会。会议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反对美国对伊拉克动武。2004年132个国家和地区的8万多名代表与会。反对美国对伊动武、促进和平以及反对全球化带来的不公正和不平等是会议关注的焦点。2005年135个国家的15万各界人士与会。与会者就维护和平、消除贫困、普及教育、保护弱势阶层权益、新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并提出了350多项建议。2006年的第六届世界社会论坛组织了600多场各类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2万多名反全球化人士出席了这场首次在非洲大陆举行的大型非政府组织会议。会议中心讨论的内容是反对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探讨各种发展模式。2007年的第七届世界社会论坛首次把会场完全设在非洲国家。这届论坛持续6天，议题包括艾滋病、种族歧视、自由贸易、妇女儿童权益、减债和消除贫困等各种社会问题。2008年第八届世界社会论坛由全球上千个地方团体在世界各地举行。
2009年第九届世界社会论坛在巴西北部城市贝伦开幕，来自150个国家和地区的10多万名代表参加会议。这届论坛持续6天，议题包括金融危机、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