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带动“宁波帮”
1984年以后，“宁波”这个城市的名字出现在爸爸话里的频率似乎越来越高，尤其在8月份他去北戴河见了邓小平之后，宁波的事成了他十分关注的事，他仿佛与宁波市有了热线，经常通电话，后来干脆邀请宁波市市长到香港面谈。
我对爸爸这个举动，感到奇怪。
宁波，对于爸爸来说是老家，是故乡，但已是四十多年没去过的地方。对于我们姐妹四人来说，因为从没去过宁波，没有任何记忆和感情。我们从小就在香港，从香港又走向世界，住美国，住百慕达、英国、奥地利，甚至法国、德国等，常四海为家，国际感强！
虽然，爸爸从小就向我们反复强调，我们是中国人，无论加入什么国籍，无论成为哪个国家的媳妇，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不要忘记我们是中国人！但对宁波是自己故乡的概念讲得并不太多，唯一动感情是听到宁波话，就想起祖父母，他们气粗声大，令我倍感亲切。再者是联想到妈妈喜欢吃的宁波“臭冬瓜”、“臭腐乳”、“臭豆腐”、“咸菜干”、“咸虾干”等，光听名字，我们姐妹都摇头撇嘴，引起的只是又臭又咸的感觉，害得妈妈要常躲起来吃臭腐乳。
早在1983年，爸爸得悉自己患了肺癌。我们了解爸爸的坚强，不怕他忧心自己的病，只担心他不当一回事，依然操劳辛苦。我们几姐妹和自己的夫婿，都意识到要更加努力工作，希望分担爸爸的工作压力，减少爸爸的工作量，劝他多多享受美好生活。
这时听爸爸又热心宁波的事，只担心他太累，所以我说：“爸爸，过去辛苦工作是为养家，没办法停，现在我们都长大了，爸爸身体又有病，为什么仍要这么操劳呢？忙香港的事就算了，现在又忙宁波干什么？！”
爸爸笑着说：
“公司有2000多人嘛，我们搞得好，大家也都好！再说我还要为国家做事！陪庆，你要知道，为宁波的事情忙，意义可非同一般啊！这是中国城市改革的突破口、实验田啊！”
卢家伯伯告诉了爸爸许多背景资料，尤其是邓小平这些年来的思考和讲话，给爸爸极深刻的印象。
1979年4月，邓小平在听取广东省主要领导人的汇报后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80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中国经济特区正式宣告成立。
创办经济特区是对传统理论和体制的突破，因此在经济特区前进的道路上，阻力很大，困难很多。邓小平一直关心经济特区的建设，每当经济特区发展到关键时刻，他都亲临指导，为经济特区的建设和发展指明方向。
为了城市改革开放继续深入，避免争论不休，邓小平认为还是拿出榜样来最好！在1984年4月初，北京召开了部分沿海开放城市领导干部座谈会。会后宣布了包括浙江宁波在内的14个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沿海城市，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这是继举办经济特区之后，中国对外开放的又一重大战略举措，在国内外引起了相当的反响。
爸爸兴奋地对我说：“陪庆，你不要以为宁波是我的老家，我才帮助；其实，我看得很清楚，宁波要在中国城市改革中当先行者的！这是宁波这个古老穷困却也不乏活力的城市，赢得了一次历史机遇，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邓小平是希望通过宁波等14个城市的开放改革，为全国的城市改革做好样板。据我了解，他希望我团结全世界的‘宁波帮’，帮宁波做好桥梁。这是对我极大的信任！我10月份就去宁波。”
我仍是坚持自己的看法：“爸爸，我担心您身体，不要太劳累了！”
“和邓小平主席比，我有什么劳累的？！”爸爸讲得很动情：“他80多岁的老人，经历过多次磨难。现在手握大权，为何不好好安享晚年？为何还要冒着风险，搞改革开放？他自己有什么所得？他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对国家、对民族强烈的责任感。为了使国家复兴，他对个人名誉地位，对自己子孙后代的安危得失，并没放在心上。得到这样人的信任和嘱托，我深感无限荣幸，没有任何理由逃避和推辞吧！”
过去我一直认为爸爸心地善良，是看国内的生活太苦，所以想帮助国内，让卢家伯伯等亲戚朋友日子过得舒服一些。后来，跟着爸爸见邓小平的次数多了，听爸爸像上面的话讲得次数多了，心里又有了新的疑问：爸爸和邓小平两人有完全不同的经历，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可为什么一见如故，畅所欲言，谈话投机，心灵相通，大有“英雄所见略同”的模样？
更令人难以解释的是：两人坐在一起，经常不用讲话，要讲时，他们是用普通话，一个是浓厚的四川口音，一个是有浓厚宁波口音的宁波话，但两人的心就能相通。这真是一个不解之谜！这个谜底，也是直到爸爸第一次回宁波后我才解开。
“可能两个人都抱着爱国之心，志在开放中国、重建国家，使国家经济繁荣、强盛，使所有中国人都可以抬头面对世界。”
2.故乡最厚重的礼物
1984年10月，爸爸和妈妈第一次回宁波。爸爸与自己的兄弟姐妹同行，连已经在上海定居的老阿姨也带上同回故乡，但没让一个第二代去，更不要说第三代。
爸爸对我说过理由：因为他知道家乡宁波是个小城市，与香港比一定还很落后。故居如何、祖坟情况、家乡现状，都不太清楚。他们这一代人，见过几十年前国民党时代家乡穷困的样子：乡间狭窄泥泞的小道、故居闪烁昏黄的电灯、只能烧木柴的土锅、必须提到河边刷洗的木马桶……，现在即使还是穷，他们也不会太不习惯，儿不嫌母丑嘛！孙子孙女辈就难说了！
爸爸说：“你们这些孩子就完全不同了，都是在香港和国外长大的，一直在舒适优越的环境生活，女婿有两个还是外国人，你们对过去没印象，说不准就会被落后和贫困的现状吓走，可能对中国失望或产生什么负面作用。”
爸爸凡事总想得非常周到和全面。当时的宁波确实很穷，1985年我们去宁波，参加宁波大学奠基仪式时，亲眼看到，窄窄的马路，街道两旁都是小木棚房子，商店门面很小，里面也都是黑漆漆的。听说，市里的财政基本上是吃饭财政，发发工资、维修维修街道，多少年没变，全市只有一条大马路。城市建设还不如北方的一些小城市，人家至少马路很宽阔。
妈妈回来说过，宁波不要说四星、五星级宾馆，连三星级宾馆也没有，安排他们住的已是市里最好的招待所，晚上老鼠叮叮咚咚地跑，大白天蟑螂在桌上爬，把她吓得要命！
当然，这都挡不住宁波之行给爸爸和妈妈带来的无比兴奋。他们说起回故乡，有许多难忘的记忆，但最温馨的时刻，是走进故居里他们两人曾住过的房间。天哪！仿佛时光倒流40年！
那是故居二楼右边的一个房间，妈妈一走进去，热泪顿时涌满眼眶，她激动地脱口而出：“玉刚，这就是我做新娘子的房间，这是我们结婚时的床！”望着那张精致的雕花木床依然那么鲜亮！梳妆台、洗脸架、书桌一尘不染地依然放在当年的老地方，爸爸也激动得点头！
直到20年后，因为常来常往，我已经成了宁波荣誉市民了，才知道，当年为了找到爸爸妈妈结婚的这张床，故乡人还是费了很多周折。
原来，爸爸妈妈这张新婚时的古老精巧的木雕七弯梁床被卖掉多年，并且几易其主。宁波市镇海区侨办，派出专人，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乘船赶往舟山群岛，依照线索，走访了好几个渔村，最后终于在嵊泗县的一个小岛的渔民家里找到了。
万没想到，那位渔民死活不让赎回，理由也很简单：原来老婆只生女儿，买回这张床一睡，就给他生了一个胖小子！（滑稽的是，爸妈睡过的床，却生了四个女儿。）
经过六次登门协商，后来，这家人终于同意接受侨办用1200元为他买的新床，把自己花150元买来的这张旧床退还，让它回到包家故居中。从爸爸妈妈见到自己成亲时雕花木床的感动，可见故乡人用心之真诚和成功！
第二天，爸爸妈妈及全家兄妹十多人，又来到包家村的神钟山祭扫了已经修葺一新的祖坟。
当然，第一次宁波行，爸爸捐赠给故乡的第一份真情，是宁波大学。从此结束了宁波没有大学的历史，圆了多少宁波学者的梦。爸爸说：“要现代化，教育是最重要的，没有合格的人才，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在宁波办大学，要办就要办成一流的大学，我不主办，不过，我可以带个头。”
于是，1984年12月29日，就在中英正式签订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的当天晚上，爸爸捐资2000万美元，在北京与宁波市人民政府耿典华市长签订了筹建宁波大学的正式协定。卢家伯伯称赞说：“爸爸捐办宁波大学，不仅是送给家乡的一份厚礼，也是献给改革开放的祖国的一份厚礼！”邓小平也称赞了爸爸，并在1985年9月18日亲自挥笔题写了“宁波大学”四个大字。
3.包氏的祖宗
第一次回故乡真难忘呀！爸爸总说故乡给了他无价之宝：找到了包家真正的根！
宁波天一阁，是世界最古老的三座藏书楼之一。宁波的一位年轻老乡，用了半年多时间，从堆放了满满一屋的四百多部家谱中，找到了三部包氏家谱，更让他惊喜的是，在其中的一部包氏家谱中，他看到了我爷爷、大伯、爸爸及叔叔的名字！而且绝对不会是重名！为什么那么有把握？因为每个男丁旁边，都有各自妻子的姓名及出生年月。
也是碰巧，卢家伯伯比爸爸早一个月去宁波，他去天一阁参观时，馆长便问起包玉刚先生的夫人的名字是否黄秀英？是城南黄家的后裔？卢家伯伯当然清楚，肯定地给了答复。
馆长眉开眼笑，还卖了个“关子”，对卢家伯伯说，包先生回故乡时，我们将送给他一个最珍贵的礼物！
卢家伯伯猜想是复印了一部家谱送包先生，也没当回事，也没有告诉爸爸。
等爸爸妈妈及伯伯、叔叔及姑姑一行人等参观天一阁时，馆长果然捧出了四本复制包氏家谱赠给爸爸。
妈妈看到自己名字下的出生年月日后，惊喜地对爸爸说：“我都忘了自己准确的生日是哪天，这里倒帮我记住了！”这时馆长以充满尊敬的口吻说道：“包先生，您知道您前29代的那位祖先是哪位吗？就是中国老百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包青天，包拯包大人啊！”
“真的？！”坐着的爸爸兴奋意外，一下子从椅子上腾地跳了起来！急忙看着馆长向前翻开的家谱，白纸黑字写得清楚，包拯是他的祖先，而他是包拯第29代嫡亲子孙！
在座的人都一一和爸爸握手祝贺，一向非常冷静坚强的爸爸，那天眼里一直含着激动幸福的泪水，嘴里不断重复着：无价之宝，无价之宝！应该说，这种心灵的鼓励和慰藉，给爸爸妈妈的印象是太深刻了。
八年后，爸爸离我们而去后，我们姐妹曾陪同妈妈一块又回了一趟宁波，参加宁波大学为爸爸塑像的揭幕仪式。活动后，妈妈让我们上街，她约了舅舅一块又去了一次老家。我猜想她是到那里去回忆爸爸，因为听妈妈说过，她和爸爸结婚后，那是她亲眼看见爸爸最自豪最开心的一天！
后来，又听说，妈妈找到了当年找出包家家谱的那位小同乡，眨眼八年过去了，当年的小青年，已经成了天一阁的负责人。
一人一杯清茶，三人津津有味地谈了近两个小时。小同乡说，虽然天一阁里没有找到黄氏家谱，但是存有多本宁波的古县志，其中多处记载了黄氏祖先。他如数家珍，把黄家的历代祖先对初建宁波城、发展宁波商业、保卫宁波安全等所做有益的事情，有声有色地一一道来，妈妈和舅舅听得很专心投入。
我原来以为妈妈旧地重游天一阁后，物依旧，人已逝，她回来后一定会暗自神伤。让我意外的是，妈妈回来后非常安详，她欣慰并且无不自豪地对我说：“陪庆啊，不光是你们老包家的祖先爱国爱乡，我们城南黄家，也就是你们外婆家的祖上，也是有爱国热血和爱国作为的！”
可见宁波天一阁寻根，对爸爸妈妈都意义非常。
别看我们都在香港长大，对包公的故事并不陌生。
翻看了包氏家谱，我才知道，我们的先祖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生于北宋咸平二年（999）。
包拯去世前留下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
就是说：“我的后代子孙当官的话，有贪污受贿的，生不得让他回到包氏本家来，死不得葬在包氏墓地内。你们如果违背我这个志向，就不是我的子孙。”
正因为治家严谨，后代凡当官者，均“报国清廉”，经商者“诚信为上”。
我记忆深刻的祖先中，除了包公外，还有几位。
第一位，包拯六世孙包元吉，生活在南宋中期，官至翰林院中书侍制。他是包拯子孙由合肥迁往江南的第一人。
第二位是包奎祉。他是包拯第21代孙。从元朝、明朝到清朝，镇海包氏嬗递相传到包奎祉时，因家境贫寒，靠缝衣收入不足以养家糊口，便往返温州一带，贩运丝绸。一天路过天台，见天色已晚，便投店住宿。客栈里住的大多是赶路的生意人。第二天天还没亮，商贩们就吵吵嚷嚷争先恐后挑起行李货物，起早赶路。包奎祉也出门上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