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胡锦涛对理论创新同样有着精辟的阐述，进一步深化了对于理论创新的认识。他强调：“坚持以反映时代特征和实践要求的科学理论指导实践，并根据实践的新鲜经验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先进性，不断推进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他还进一步明确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源泉、目的、动力和着力点等观点，丰富了我们党理论创新的思想体系。在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座谈会上，他说：“要坚持以广大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为理论创新的源泉，以实现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理论创新的目的，以顺应时代潮流不断与时俱进的创造精神为理论创新的动力，以研究和解决我们在前进中面临的突出问题为理论创新的着力点，不断打开理论创新的新视野，不断取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新进展，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种人民群众实践基础上、以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目的的理论创新，不断推进着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工程，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阶段。
（三）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活力源泉
做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章，关键在于以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民族化、时代化，它的实质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有效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开创了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使我们党始终充满着生机和活力，从而把党所领导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作为我们党第一代领导核心的毛泽东敏锐地认识到20世纪初的中国，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进行革命活动时的德国、法国和英国，也不同于列宁领导工人阶级革命时的俄国。如何根据中国的国情确定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和道路，如何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没有现成的答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必须独创性地提出解决一系列极其复杂问题的新理论和新方法。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刻研究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从而使我们党认清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以及革命的前途，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正确解决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策略问题，以新的思想、新的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崭新天地。可以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没有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创新就不可能造就一支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没有全新的统一战线理论的指导，就不可能有两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在革命的道路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而战胜强大的反动势力；没有党的建设的理论创新，就不可能在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队伍中建设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政党；没有对中国国情的准确把握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就不可能有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当然不可能推翻旧制度，建立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的基础上，成功推进了“三大改造”的伟大工程，在中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新制度。之后，他又提出“第二次结合”，并强调要创造新的理论。毛泽东以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借鉴了苏联的经验教训，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积极而又艰辛的探索。然而，遗憾的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创新和美好的设想未能很好地坚持和发展下去，以致到后来逐渐偏离了他自己所倡导和曾经身体力行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重大挫折。
“文革”结束后，如何澄清社会主义理论的是是非非，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等问题严峻地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找不到现成的答案，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也没有能够很好地解决，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实现理论上的全面创新。邓小平理论正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立足群众实践、总结集体智慧的基础上实现理论创新的成果。邓小平在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创新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实现了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新的飞跃。概括起来，在理论突破上实现了“四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指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形成了新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站在历史和时代的新高度，号召全党同志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以理论创新为动力，在新的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并且郑重指出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他集中全党智慧，总结实践经验，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勇气进行理论创新，逐步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科学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紧密结合时代发展的新形势、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形成了富有独创性的理论成果。比如：在坚持邓小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在坚持邓小平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增长方式根本转变的要求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在坚持邓小平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在坚持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等等。所有这些都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把握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过程中又跨进了一大步。这些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不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宝库，而且正因为有这一系列不断推进的理论创新，我们党才始终掌握住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主动权，才经受住了国际国内各种风险的冲击和考验，取得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成就和新发展。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着眼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立足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在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不断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同时，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的视野、作出新的概括，形成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走和平发展道路等问题上取得了丰富的理论创新成果。这些理论创新成果，涉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各个方面，具有鲜明的针对性，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推向前进。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表明，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可或缺的内在驱动力。没有创新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就不会有“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的历史性开局；没有创新的理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确立，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就不可能出现柳暗花明、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历史证明，只有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具体的实践相结合，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为新的实践提出新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才会充满生机和活力，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实践才会获得巨大的成功。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辩证要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是一个复杂的创造过程，要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显得特别困难。只有正确把握和处理一些事关全局的辩证关系，才能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剖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理论成果，笔者认为，要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必须坚持和遵循以下十大辩证要求。
（一）坚持与发展的辩证统一
任何理论创新都不可能同原有理论割断联系、无根无源，或对原有理论全盘否定、推倒重来，而是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或是对原有理论的合乎逻辑的延伸，或是对原有理论的批判性发展。理论创新形式尽管多种多样，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对原有理论作出批判性的继承和扬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首先是坚持与发展的辩证统一。坚持是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发展是坚持的条件和体现，唯有实践基础之上的发展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坚持。不讲坚持的发展，不过是凭空杜撰，可能“新异”但属背离。而不讲发展的坚持，不过是刻舟求剑，既摧残了事业的勃勃生机，又扼杀了理论的新鲜活力。
“坚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逻辑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要义，是信仰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行动。如果根本就不相信马克思主义，行动同马克思主义根本不沾边，哪里还有什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呢？所谓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坚持构成这个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原理，坚持贯穿于这些基本原理之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在讲“中国化”问题以前，先明确讲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立场问题，认为经典作家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并且尖锐地指出了我们党的马列主义修养还不高，这就需要学习，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他还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这说明，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化”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其前提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的国际性，而不是相反。如果离开了这个基点，所谓的“中国化”，就会走入歧途。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反复强调自己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他说，“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形式。坚持的同时要发展，没有发展、没有创新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僵死的教条，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毛泽东就曾提倡过，既要学习马克思又要超过马克思。所谓超过马克思，就是既不丢老祖宗，又要说新话，进行理论创新。邓小平强调，“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形式大体上有两种：一种是非突破性的发展，另一种是突破性的发展。非突破性的发展，主要是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原质理论，结合实践，实际运用，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原质理论的内涵有了更深的认识，对它的外延和适用范围有了扩大的认识，这是马克思主义原质理论的丰富和补充。突破性的发展，主要是指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为指导，分析具体实践，形成解决新实践课题的实践观念，并以此来指导实践活动，取得实践经验，并总结这些经验上升为理论。这种新质理论，是对旧质理论的辩证否定，既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的原有理论，同时要保证这种“突破”后形成的理论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比如，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两个结晶，就主要体现为马克思主义的突破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