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立足群众实践，集中全党智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途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立足于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把实践中的直接经验总结、抽象上升为理论性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集体的理论创新活动，体现了民众的伟大创造与智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主要表现有党的领导集体的智慧，有智囊团的智慧，还有人民群众的智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实现，离不开成熟的理论创新主体、科学的方法途径和品质。无论是领导者、智囊团成员还是人民群众，都有观察问题的不同视角和各自的利益诉求，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对中国国情的认识，都因视角和经验不同而存在差异。要从分歧中达成共识，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结论，就必须集中民智、体现民意。为此，一要坚持集体领导，形成民主决策机制；二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在我党的—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立足于群众实践，集中全党智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合法化与科学化的根本保证。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集中智慧、综合创新的产物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这就决定了我们党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探索，不是个别领导人的孤立行动，而是在党中央领导下，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人。毛泽东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代表，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善于总结群众实践，善于集中集体智慧。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的预备会议上，毛泽东曾就《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写法指出：“决议案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1964年3月，他在谈到《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和出版时又说，“《毛选》哪是我一个人的著作啊，《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善于集中集体智慧的品质体现得最为突出，这主要表现在：首先，他把中国共产党人共同探索中国革命基本理论问题的成果，总汇成为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关于中国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毛泽东吸取了李大钊、邓中夏、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等对无产阶级领导权、工农联盟和反帝反封建等问题上探索的优秀成果。其次，他把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所提出的一些卓越见解吸收或概括在自己的著作之中。例如，朱德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和其他同志一起提出的游击战的许多战术思想，毛泽东加以理论概括，形成完整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最后，也是最为直接的，就是毛泽东代表党中央所作的一些重要报告和讲话，都是在听取其他领导人意见的基础上反复地进行修改和定稿的，其中提出的一些思想理论观点凝聚了党的领导集体的智慧。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这种善于集中集体智慧的品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也是坚持得比较好的。比如，《论十大关系》中就吸收了刘少奇等人提出的关于农轻重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关系以及重视发挥地方积极性的正确见解。在社会主义时期，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朱德等提出的关于经济建设、政权建设、党的建设的诸多观点都被毛泽东所吸收。
遗憾的是，毛泽东在晚年“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因此，他逐渐听不得不同意见，当然更谈不上集中集体的智慧，这也是他晚年犯错误并且难以纠正的一个重要原因。
邓小平理论同样来源于人民群众的实践，是人民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涌现出的智慧为邓小平理论的产生提供了源泉与动力，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便开始了从农村到城市的全方位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每当改革进入攻坚阶段，邓小平都在总结人民群众实践的经验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同时解决了实践当中的一系列具体问题。1992年7月，邓小平在审阅十四大报告稿时指出：“报告中讲他的功绩一定要放在集体领导的范围内，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他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综观邓小平理论，我们可以看到，凡是人民群众富有生命力的重大创造，都得到了邓小平的热情鼓励和大力支持。
例如，作为农村改革中出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就是邓小平及时支持并总结农民的创造而推向全国的。正如邓小平自己所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进行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创造，从来就是全党的工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总结了建党以来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新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在吸收了全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执政党建设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作为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主要反映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江泽民的报告和讲话中，同时也反映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中。
科学发展观从理论的提出到理论不断充实与丰富的过程中，充分尊重群众实践，注重集体智慧。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通过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中进行理论创新，利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形式广泛吸纳集体智慧，以中央委员会决议的形式确认集体智慧的理论成果，创立和丰富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演变历程表明，科学理论由概念提出到理论自身的快速扩展，用以指导日新月异变化着的实践，需要依靠领导集体的力量，广泛吸取群众智慧，做到广种博收，才能获得丰硕的成果。
五、“古为今用”，继承创新
产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这块土壤里生根、开花和结果，就必然要求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因此，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永恒主题。我们的基本原则和一贯做法是：注重古为今用，在批判继承和改造创新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坚持古为今用，在批判继承和改造创新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古为今用”就是要批判地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理成分。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中国具体实际”除了包括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以外，还有一个思想文化的实际，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心理的实际，一个伟大民族传统文化的实际——也就是说，包括在今天中国人的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在起作用的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曾说过：“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得到发展，就不能忽视传统文化的实际。但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这两种异质文化如何结合呢？这就是要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鉴别和剔除中国传统文化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合理性的精华，运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传统文化进行选择、继承、利用、整合，最终使两者实现有机结合。
毛泽东是坚持古为今用，成功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他一方面借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言素材、历史典故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通俗的解释，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民族化的存在形式，另一方面他又非常注重对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中与马克思主义相符的部分进行改造和提炼，最突出的就表现在他对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中“民本”思想和实事求是传统的挖掘。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充分肯定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作用，这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中影响深远的“民本”思想是相通的。为了使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中找到结合点和生长点，毛泽东对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中的“民本”思想加以改造，创立了群众路线，并把它确立为我们党根本的政治路线和工作方法。从这个思想出发，毛泽东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立为我们党的根本宗旨，这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吸收了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中相关思想的合理因素，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结合。另外，马克思主义揭示人的思想的本质，“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毫无疑问，这一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我们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直接理论来源。但毛泽东把实事求是确立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也不可避免受到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中实事求是传统的影响。实事求是本来指的是一种治学的态度，但是到了清代以后，经过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人的阐述和发展，实事求是不仅作为一种治学态度继续在学术研究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而且作为一种思想态度和思想方法开始在社会政治领域发挥着持久的影响力。毛泽东赋予“实事求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新含义，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在这里，他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方法论意义，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以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中实事求是的传统补充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结合。
毛泽东不仅注重从中国典籍文化中汲取养料，而且他还非常重视从中国民俗文化中吸取合理因素，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在他对“义利”观念和“均平”思想等的吸收和改造。在中国民俗文化中，“义利之辩”一直都占据着比较重要的地位，“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在民众中间有着广泛的影响。毛泽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也自觉地吸收了民俗文化中这种“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并对它进行了改造。一方面，毛泽东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肯定人们物质利益追求的合理性，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另一方面，毛泽东又肯定这种“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强调：“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可见，经过毛泽东的吸收和改造，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要为全人类解放服务的价值取向就和中国民俗文化中“重利轻义”的价值观念融合起来了。另外，由于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农业社会，均平思想在民俗文化中也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毛泽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对下层民众中广泛存在的均平思想也注意吸取和改造。一方面，他积极吸取其中的合理因素，承认平均主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合理性，在革命队伍内部实行带有浓厚平均主义色彩的供给制，在土地革命中赞成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另一方面，毛泽东又敏锐地觉察到这种均平思想的负面作用，强调在党内和红军队伍中要克服绝对平均主义，坚持“必须反对不问一切理由的绝对平均主义，因为这不是斗争的需要，适得其反，是于斗争有妨碍的”。这样，毛泽东既吸取了中国民俗文化中均平思想的合理因素，又以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对它进行了改造。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如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都大量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成分和积极内容。比如，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传统的“革故鼎新”、“通变救弊”，升华为全面改革的政策；将传统的民本思想，光大为人民为主体的价值观；将传统的“正德厚生”、“贵义尚利”拓展为“两个文明一起抓”；针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一系列重大事变给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和国家主权与安全带来的严峻挑战，邓小平以中华民族特有的智慧提出了“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
在这个过程中，用马克思主义提升和改造了传统文化的优秀因子，使其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它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又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如“发展变化”、“民本”、“自强不息”和“德法兼治”等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以来的理论创新成果也批判地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内容，比如，科学发展观所体现的“人本”理念，和谐社会理论中所体现的“和谐”理念，均乃中华文明延绵不断的脉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