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公曾经参加过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著名的上甘岭战役中立了三等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此曾分颁给他两枚军功章。他是一个很谦虚的青年。我从他的立功证上，知道他是一位曾在敌机的轰击下，带头抢救出八位同志，完成了战地医疗工作，又积极为火线运送炮弹的英雄。在部队里，王大公一开始就搞军医工作，三年以后，他当上了助理军医，这个职位说明了这位只有高小毕业文化水平的青年，在党的培养和战争的考验下在自己的工作中曾付出了多少心血。在报名单上填写志愿时，曾有人劝他填理科或工科，但他毫不犹豫地填上医科，他的理由是，一来他没有理由放下党培养他努力了好几年的医务工作，二来过去由于文化不够，较深的医疗理论就不能深刻领会。他说：作为一个军医工作者，看到自己的阶级兄弟负伤而不能及时除去他们的病痛，内心的痛苦是难以形容的，现在有机会让我读中学，升大学，我能不努力培养自己成为一个国家所需要的高级的医务工作者吗？
陈杏妹、谢官兴、王大公他们的志愿，正是所有一千多个工农速成中学学生的共同理想。我们可以相信，这些过去在生产和战斗岗位上表现出非凡的才能的人，在开始向文化科学堡垒进军中，也将显示出非凡的才能来，将来，他们一定还要在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出非凡的才能。（孔贤）
《浙江日报》，1954年9月27日
一个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女学生
前几天，在新华通讯社发给本报的一套照片中，我看到了刊登在这里的一张照片。我在照片中发现了一个熟悉的中国女学生。
她名叫沈桂芳，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杭州解放那年，她是杭州女中的学生，第二年她进了浙江大学。在修完大学第一年课程后，她就考取了留苏预备生。经过了半年的俄文学习，她于一九五二年暑假到了伟大苏联的首都——莫斯科，成了苏联著名的季米里雅泽夫农学院的一个学生。凑巧，这几天我在沈桂芳的一位朋友那里读到她从苏联寄来的一些信件，以下材料是根据她的来信写成的。
珍贵的友谊
刚在苏联入学的时候，沈桂芳因为俄文程度差，苏联教师就提出要给她单独编班，为她补习俄文。这时，班上许多苏联女同学连忙举手站起来，嚷着要求老师不要把沈桂芳调走，说他们会帮助她的。沈桂芳当然不准备让学校给她一人开小班，也表示决心跟上去和苏联同学一起学习。
这张照片上左边的这位叫叶林娜·巴夫洛娃的苏联同学，就是沈桂芳在信中常常提到的她的最好的朋友列娜同志。这位苏联同学是一个诚恳、朴实、谦逊的女孩子，自己在学习上非常刻苦用功，她也牢记着教师的话：“你要成为真正的苏维埃学生，就要以国际主义的精神帮助桂芳。”她对沈桂芳作了很大的帮助，她耐心地解释沈桂芳所提出的问题，帮助沈桂芳抄笔记改笔记。复习考试时，就把老师在课堂上讲的笔记重复地讲解给沈桂芳听，有一次，考生物化学，老师看了沈桂芳的答卷后非常满意，倍加称赞，并且称赞叶林娜对沈桂芳的帮助。而叶林娜却回答老师说“我很少帮助她，这是由于沈桂芳的用功和聪明。”
叶林娜不仅在学习上，而且在生活上也处处照应着沈桂芳。莫斯科的气候有时会突变的。有一天晚上，突然变得很冷，沈桂芳懒得从箱子里拿大衣就上图书馆去了，回来时，叶林娜就对她严加批评，她说：“你以后再这样，我们就会写信给毛泽东同志去，告诉他，你是如何不保护自己的身体，国家是不允许你这样做的。”
深厚的友谊，使叶林娜和沈桂芳亲密得像姐妹一样。老师们同学们都知道，在哪儿有叶林娜就会有沈桂芳，大家还都笑他们有一根线系在两人的脚上。
实习的收获
在苏联老师的教导和苏联同学的帮助下，沈桂芳的进步很大。她的成绩很出色，第一学年的测验成绩全部得了五分，第二学年的考试结果，又全部得了五分。但沈桂芳觉得比起苏联同学来，自己的实际收获和学习质量是很不够的，使她特别感到不安的是自己的实际知识生活经验贫乏。她看到苏联同学几乎知道每颗草每株花的名称，知道每一种鸟与它们的特点，知道农庄里的实际劳动。而沈桂芳呢。她自己说：“当苏联同学指着飞翔的鸟群问我时，我多么惭愧，除了麻雀与乌鸦外，我几乎再也不知道别的什么了。脱离实际的理论真是一文不值。”
我们知道苏联教育制度的优越性，主要就是在于理论与实践的密切联系。在农学院，二年级就有两个月的实习，三年级时有三个月实习，四年级则有半年时间进行实习。这些实习配合在一年四季，大学生可以从实习中得到全年的农业生产上的知识。沈桂芳在今年两个月的实习中，就下决心要在劳动中锻炼自己，用实际知识来丰富自己。沈桂芳和同学们一起曾经进行过多次实习，其中最使沈桂芳感到兴趣的兽医实习，老师教他们怎样替猪、牛接生，预防病疫及医治。他们还替小牛动了手术。女同学们第一次开刀动手术，心里真有点害怕，但他们的兴趣与热情却很高。
第二月他们就到农庄去进行生产实习。沈桂芳寄给她朋友的许多照片中，有这样一个镜头：平日和苏联同学穿得一样漂亮的沈桂芳，现在围着白头巾，穿着工作服，赤着双脚和几个苏联同学一起在农庄的选种机旁边愉快地劳动着，这是他们在农场里进行生产实习。他们常常在康拜因收割机上，在风扇上，在果园里，在田野上工作，有时虽感到有些疲倦，但却很愉快。
沈桂芳在信上这样写出她对这次实习的感想：“两个月的生产实习，得到了很多农业生产的实际知识。在劳动中，更深切地体会到它的伟大。苏联的孩子们从小就是在劳动中锻炼出来的。在这儿谁劳动得好，就会受到极大欢迎，在这儿没有鄙视这一件或那一件劳动的事。与苏联同学比较，我深感到自己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苏联同学的勇敢活泼，不怕艰苦，有多方面的兴趣等，都是我学习的榜样。”
丰富多彩的学校生活
苏联的大学非常注意学生的文化生活和体育锻炼。苏联的大学生都有着广泛的兴趣，他们喜欢跳舞，看电影、他们懂音乐，会写小说和作诗，他们也会骑马、游泳……这真使不常活动的沈桂芳羡慕之至。沈桂芳写道：“苏联同学都在愉快的跳舞，华尔兹、探戈，唱着从内心发出的真诚的愉快的歌声，同学们拉着我一定要跳，可我还没有学会呢！老踩着别人的脚。”
苏联同志对中国同学整天念书、不爱活动的情况，经常关心地提出意见，并且帮助纠正。沈桂芳他们的系主任一碰见她老问她是否还像以前那样少参加晚会。一到周末或星期天，苏联同学就来拉她去参加音乐会、舞会、看电影。他们总是对她说：“会工作，也要会休息。”
现在，沈桂芳可不同了！假期里，学校把她送到莫斯科南方六百公里的风景区休养。在休养期间，她学着弹钢琴，拉小提琴，拍照片。她又学习滑冰，滑雪，虽然老是跌跤，兴趣都正浓呢！
听从祖国的叮嘱
沈桂芳在写给朋友的信中，常常谈到自己对自己所学习的专业的热爱。和所有中国留学生一样，她是把自己的学习和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祖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密切联系着的。今年八月里，她参加了苏联农业展览会，她看到展览会中所展览的动物方面的占了四分之一以上，好些得过一两次甚至三次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的光荣人物，都是普通的饲养家或挤奶工人。当时去苏联参加这个展览会开幕典礼的中国代表团团员、中央农业部畜牧兽医管理局局长告诉她说：中国没有学动物饲养管理与组织方面的人才，畜牧事业很落后，而国内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要求我们大大发展动物饲养事业。局长要求她在饲养管理方面下工夫，将来回国做好“老母鸡”，担当起培养人才的任务来。沈桂芳把人民的叮嘱牢牢地记在心里。她在最近的一封来信上说，她决心根据祖国和人民的需要，除了本来参加动物生理科学小组外，并要求结合参加动物饲养科学小组。（项孔言）
《浙江日报》，1954年11月6日
中苏学者的友谊
浙江农学院的许多教授、讲师都不会忘记，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晚上，他们曾带着无比欢欣的心情参加了浙江中苏友好协会主办的农业科学谈话会。来我国参加“中苏友好月”的苏联文化工作者代表团团员、苏联科学院学术秘书、生物学博士、斯大林奖金两次获得者格鲁森科教授在会上发表的每一句话，都使他们深深的激动。这不仅因为格鲁森科教授热情不倦地介绍了苏联农业科学技术和高等农业教育的先进经验，尤其是由于格鲁森科教授在回答作物栽培教研组丁振麟教授提出的关于番薯与月光花嫁接试验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时，直率而诚恳地批判了当时教师们在学习米丘林学说中所存在的一些不全面的甚至错误的观点，说明月光花和番薯的嫁接法虽然能够培育增产，但变异不能固定，无法遗传，要大力推广是存在很多困难的。他还引用诗人歌德的名言：“人听到真理时，最容易感到不满”来启示大家，热望他们不要走弯路，应该从米丘林学说的观点出发，来探求农业生物科学的真理。
丁振麟教授现在北京开会，我无法直接向他了解当时和以后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但是农学系副主任陈锡臣副教授告诉我，作物栽培教研组的教师们在接受这次教训后，已进行了许多对于农业生产实践有益的试验研究。
许多教师都从格鲁森科教授对这个具体问题的批判中，较完整地认识了米丘林学说，特别是警惕到：要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必须随时注意肃清资产阶级科学对自己的影响。
蒋芸生教授也和我谈到一个关于他和苏联专家的故事：两年以前，他曾陪同苏联科学院院士科拜尔克和该院果树研究所所长华西列夫，到著名的柑橘产地黄岩去考察黄岩蜜橘的品质问题。蒋芸生教授是个园艺学家，对柑橘素有研究。那时，黄岩柑橘场正式种了为数很少的“脐橙”（俗名抱子橘），“脐橙”开了花，大都中途掉落，结不起果来。于是他就把解决“脐橙”不结果的问题作为研究的主要目标。
科拜尔克院士到了黄岩，蒋芸生教授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向院士请教。满想能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想不到这位老院士立即用严肃而诚恳的口吻对他说：“同志，你们研究的方向错了！为什么你们放着黄岩柑橘生产上最主要的大、小年问题不去研究解决？如果使种植面积广大的早橘、本地橘、蔓橘能在小年丰收，大年增产，那不就等于提高了一倍的产量？“脐橙”种植面积小，即使解决了它的结果问题，对于全场的柑橘生产能起多少作用呢？”科拜尔克院士在详细访问了当地有生产经验的橘农、总结了他们的经验后，认为只要研究解决如何能做到合理修剪、合理施肥，一定能消灭小年，达到丰收增产。
两年来，由于照着这位苏联院士所指出的方向进行了研究改进，黄岩蜜橘的产量提高很快，去年应该是小年，也得到了丰收，今年又比去年增产四成。不难想象，当澄山两岸的橘农怀着丰收的喜悦在那一望无际的金黄色的柑橘中收摘自己的劳动果实的时候，当政府用这些甘美的黄岩蜜橘从国外换回更多的钢铁、机器的时候，人们是不忘记苏联专家们无私援助的。
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蒋芸生教授一再重复着自己的结论，在旧中国，科学界受英美资产阶级的毒害很深，不少人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往往是从标新立异、个人名利着眼，看不到广大人民的需要。苏联科学家的着眼点：总是使自己的科学研究密切联系人民的生活，更好地为生产、为人民服务。这是社会主义科学与资本主义科学的一个主要区别。
在我的访问快结束时，蒋芸生教授还兴奋地告诉我，最近高等教育部已批准他和吴耕民教授一起去福建、广东农村作短期的实地考察，以便发现柑桔栽培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作为他们确定试验研究专题的根据。老教授笑着说：“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必须从立场、观点、方法着手，现在还能让自己凭主观凭兴趣来确定专题研究么？”
去北京参加达尔文主义讲习班、米丘林遗传选种学说讲习班或威廉士土壤学说讲习班学习过的教授、讲师们，都不能不为曾给他们讲过学的苏联专家那种热情无私、诲人不倦的精神所感动。土壤学教授朱祖祥和我谈起北京威廉士土壤学说讲习班担任主讲的苏联农学专家涅干诺夫教授讲学的情形，脸上立即显出尊敬的表情。他清楚地记得：讲习班开学时，六十多岁的涅干诺夫老教授为了使参加学习的两百多个中国的专家、学者能更好地接受他的讲授，在每次讲学前，都要编写教义印发给大家。当过教师的人都知道其中辛苦，但涅干诺夫教授始终昼夜工作着，星期天也不休息。后来他终于病了，但仍然坚持着工作，就是发了高烧，自己不能到课堂来讲课，他也一定请别人照他编写妥当的讲义进行讲授。四个月的讲学期中，他自始至终没有请过假，缺过课，更没有迟到早退的现象。
谈到这里，朱祖祥教授不由想起在抗战时期，他在成都听过一位帝国主义的所谓“专家”“讲学”的情形。那次讲的也是什么“土壤学”。那位所谓“专家”连提纲也没有，他空着手上台，信口胡诌，讲的全是与中国实际情况毫不相干的东西。后来据说这位“专家”的“讲学”，原来是为了替帝国主义国家的一家肥料公司做广告，拉生意，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