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缺少能触及他们灵魂的好教育。真的，临死之前，不少的年轻人，死不瞑目啊。为什么？因为连他们自己都想不通，自己为啥子会这样的。
有一个（四川）永川的死囚，是公交车上的“叮咚”(扒手）。他们那个帮的头儿规定他跑一条郊区公交线。有一天，他偷了一个女孩子的包，鼓鼓囊囊的。他拉开包一看，一张五角钱的纸钞，一封破了信封的信，还有一条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布带。
他打开信封，才知道这女孩是个大学生，信是父母托人写的，说下个月，等龙仔猪儿（猪崽）卖了，才能给你寄50块生活费。这个“叮咚”几次和我说：这女大学生比他还穷。但他不明白，一个女大学生藏了一卷布做什么？他突然想到这布带里会不会藏了银行存折？他用小刀将布带拆开，还是什么都没有。
他去了一家经常光顾的火锅店，问老板娘。老板娘骂他有毛病，说你偷女孩子的月经带干什么？原来，这是偏僻山村的女人用的月经带。以前里面装柴灰，现在夹的是草纸。城里人早就不用这个了，穷得没有办法的人才会用。小偷后来问火锅店的女服务生：“一包卫生巾要多少钱？”女服务生说：“高档的还是低档的？低档的才一块多钱。”他又问：“一个女人一个月要用多少包？”女服务生告诉他：“一个月一到两包。”
这“叮咚”按照信封上的校名、班级，给女大学生寄去50块钱。钱是用平信寄的，他在钞票上写了字：希望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你妈、你老汉（爸）太苦了。第二天，这小偷在那条公交线上又偷了100块钱，正好看见这女学生。他走上前去，将100块钱塞进了女学生的口袋。这一塞，就被公交车上的乘客逮住啦，暴打了一顿。那一年他19岁。
从那以后，他就不能在这条线上行窃了。别的线上不收他，头儿安排他吃了“血饭”（入室盗窃）。在一次盗窃中，他捅了人，最终被判了死刑。
他的生命只剩下最后几个小时，他还记得那个女的，他说：“想不到还有这么穷的女大学生，不知道她现在生活得怎么样，是不是还像过去那样穷？”
我给这个死囚的取的化名叫“黄一”。
是啊，人都有善良的一面，我就想将这一面揭示给大家看。即使是本性残忍的死囚，到了临走时，也有他内心深藏的软弱要露出来的。有一个湖北云梦的死囚，原本在重庆做理发师做得很好，熬了好几年的苦啊，他才圆了这么一个做城里人的梦。他和一位重庆妹子结了婚，有了小孩。但他的骨子里却一直是自卑的，怀疑城里人看不起他，怀疑老婆看不起他，怀疑老婆和别人有关系。他老婆忍受不了，一怒之下提出离婚。法院批准了，这理发师又觉得法院是当地人，偏袒女方。
有一天晚上，他约了女的到了重庆某学院操场上见面，想重归于好。女的不同意。他说：“我得不到，也绝不让他人得到。”他将一瓶硫酸泼在了女方的脸上。
哦，电视台采访我时，我说女方的烧伤面积是80%，网上也有说85%的。我后来查判决书了，是35%，主要是面部，还有颈部严重活动障碍，法医鉴定为重伤。
这死囚临走都恨他前妻。他要我写遗书，他说：“某某（前妻的名字），是你害死了我，记住，老子变成了鬼都要缠你，还要缠你全家人。你的鬼丈夫：某某。”
他是咬牙切齿，一字一顿。我连问了他几遍，我说：“你说什么？能不能再说一遍？”我明白无误地听懂了他的话，还是下不了笔。我反复劝他：“你的话对人伤害太大了，能不能说点别的？”我说，“就算你老婆真有了外遇，你要么离婚，要么容忍。你泼了她硫酸，也算两清了，何必再留下这话？”他说：“你就这么写，一个字也不要给我改！”
他说这话时，眼睛都是红的，这其实就是他的自卑、他的软弱。我没再说什么，已经没有太多时间了，只能机械地记。尽管我很生气，记完后还是读给他听，问他：“有没有需要再补充的？”我还是希望他再说一点别的。他说没了，挺干脆。
我给这人取的化名是“任飞”，给他前妻取的化名是“木子”。
后来，木子的姐姐来拿遗书，一边哭一边骂：“你把我的妹妹害得那样惨，还要咒她，还要咒我们全家……”
这时候我突然说：“这是任飞前一天晚上写的，第二天早上他就后悔了，他说对不起你妹子，他是这么说的，说对不起的……”
听了我的话，木子的姐姐哭得更凶了，她说：“他说这些话还有啥子用嘛。”语气已经缓和了不少。这是在那一年半中，我说的唯一违反死囚本意的话，我不能改变“任飞”的遗言，但我想让活着的人少一点痛苦。
他总说一件事，要我记下来——有人说他是“扯谎棒”。四川话“扯谎棒”就是不诚实。一个死囚，到了这时候，还是那么在乎名声
从“职业道德”来讲，我只能忠实地记录死囚的遗言，这是他们最后的心声。
你们记者也有“跑”政法线的，去一次，能见一个死囚，很不错了。但你不能保证听到的都是真话。我和死囚们生活在一起，有些事，也不是写遗书时他才说的。
有谁能那么镇静，有条不紊地回忆？再说，写遗书时说这些，也不符合里面的规矩。有读者怀疑《死囚档案》的真实性，我说，人物的姓名，是化名；人物的籍贯，一直到县，都是真的。否则，会伤害家庭的。至于一些细节，都是我做“陪号”时，他们陆陆续续和我说的，真实。
有一个死囚，一审下来，认了。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但他总和我说一件事，要给他记下来。啥事？有人说他是“扯谎棒”。四川话“扯谎棒”就是不诚实。一个死囚，到了这时候，还是那么在乎名声。这就是人，一个真实的普通人。
他是四川西充（县）农村的，在成都火车站边的一个餐馆打工。餐馆老板娘的母亲在病床上说，她死后不想火化。这打工的说我老家就不用火葬啊，只要向乡政府交一笔钱，就给一块墓地。他还说，我们那边的供销社还卖棺材呢。就这后一句话，让老板娘起疑心了。说他是“扯谎棒”，是想让她娘到他那个偏僻的山村去，好敲诈勒索。这打工的越辩越糊涂，越懊丧。结果老板娘越不信他了，找了个茬要他走人。他后来走投无路，被人骗去贩毒，走了不归路。
另一个死囚，叫刘原。我一说起他，就想到我自己，就感到人生处处充满变数，就觉得做人其实就是对变数的把握。
那是重庆碧山镇的一个乡间小偷，10年前第一次进拘留所，有一个女孩子给他寄来求爱信，说等着他。刘原感动啊，当时就跪在管教面前，说从此以后一定洗心革面。那女孩子也不为别的，就是因为她和刘原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
按照民间的说法，是命中注定的夫妻。刘出狱以后，确实重新做人了。但女孩子的父母放出话来：坚决不同意这门亲事。没办法啊，女孩子就出走了，随刘原去了深圳。
我看过女孩子的照片，一个很清纯的山里妹子，一脸纯真，就像天蓝得没有一丝云彩。刘原那人呢？整个是大反差，一脸流气。他俩阴错阳差地被深圳的一个广告公司看中了，看中他俩这么一种反差。他俩拍了许多服装广告，有了一笔钱。
他俩有了钱就想到要提高文化，去上学读书。在深圳，为民工开办的学校有不少，宽进，只要你肯读，总能拿到文凭。文化提高了，有一天，女孩子失踪了。
刘原一直到死，都说不清他女朋友是怎么失踪的。当时他万念俱灰，回到重庆来找。当年的师兄、师弟团聚了，他又走回了老路，干起了偷窃。有一天，他正在入室行窃，主人突然回来，搏斗中他将主人杀死了。
一个人，在变数的前面，仅仅是一念之差啊，整个就天壤之别了。
灵机一动，我挖到了来海南后的“第一桶金”；又是一念之差，我搞了几张假发票，签上名字，交给了会计。我栽了
我也是苦出身，1987年，奋斗无门的我去了海南。到了海口才知道，像我这种没有学历没有文凭来闯荡的人，多了去了。全都求职无门。第四天，我身上的钱就所剩无几，一急之下，我走进了《天涯》杂志社。
我以前在老家的时候发表过几篇文章，我并不是想在《天涯》圆我的文学梦。
我只是希望能被杂志社留下来，倒倒水，打打杂。我一进去，才知道不可能。那一屋子啊，全是各地来求职的人。《天涯》的女主编姓冯，是个很和蔼的中年妇女，她给了我一本《海南》小册子，这是一本很早出版的地方介绍。冯主编让我回去好好看看，再考虑在海南的发展。
我回到旅店，仔细地读了这一本标价几角钱的册子。我突然发现，许多来海南打工的人根本不清楚海南的状况，什么是海南的主要经济，自己的主攻方向是什么。这本册子，可以说极有指导性，应该深受“闯海”者欢迎的。我去了出版这册子的出版社，问他们这册子有没有库存了。他们说没了，都在新华书店。我又跑到新华书店，册子居然积压了很多。
我租了一辆三轮车，把海口大大小小的书店的《海南》册子收来，再到秀英港码头去卖。几角钱进来，5块钱一本出去。我对那些刚下船的创业者说，你们花了上百块钱的路费来到海南，人生地不熟，还在乎5块钱买一本“行动指南”吗？
这也算是我灵机一动啊，让我挖到了来海南后的“第一桶金”。后来我跑遍了整个海南，有了一点积蓄。
再后来，我跑北京，干什么？捣鼓邮票，那几年邮票比股票涨得疯。北京的月坛是全国最大的邮票集散地，有几个老板相当牛，一夜暴富，底气十足。我也准备冒一把险，做当时还很冷门的苏联小型张。十天半个月，我飞乌鲁木齐飞和田，飞喀什飞伊犁，再出边境口岸进塔吉克斯坦，要么就是飞哈尔滨飞黑河，进俄罗斯的布拉戈维申斯克。到后来，我还从老家招了7个人，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走南闯北中，我看中了一个项目，又有了这一段生意上的经历，就想搞一点儿正儿八经的实业。1991年，我回到重庆，利用我原来工作过的一个公司，将那个项目引进来了。我担任总经理，兼任下面两个工厂的厂长，也有一千多员工吧，一做我就做了四年。苦也吃了，钱也有了，荣誉也有了。
第五年，我重点清欠，就是清这个公司历史上被人拖欠和诈骗的货款。什么人都得打交道啊，有官场的，有商场的，哪一个都得应酬，都得花钱。这花的钱有的能进财务账，有的进不了。进不了的票据多达4万。我那个会计也不内行，后来听人说，做一点“技术处理”，都能做进账的。我去问管财务的副董事长，副董事长说搞几张假发票，不就完了吗？
又是一念之差啊，我搞了几张假发票，签上名字，交给了会计。我前脚领了钱，副董事长后脚就举报了。我栽了，还好，按《公司法》，检察院建议公司进行内部处理。我是憋了一肚子气，我为谁啊？说实话，这四年里，我一直怀念做邮票生意的那些日子，自由自在，想飞哪里就去哪里，没有约束。这么一想，在取保候审的期间，我就离开了江津，去广州闯荡了。
1996年的9月27日，我很清楚地记得这一个日子，我打电话到江津市人民检察院，询问他们对我的处理意见。我没想到取保候审期间外出，属于逃避法律监督。1996年10月15日，我飞回江津自首，法院以侵占公物罪，判了我两年。
我出狱后，有一段时间没事做，我就整理出22个死囚的经历，在《成都日报》副刊上连载发表了。有一天，江苏出版社一个编辑来成都，看到这报纸，找了我，说要出书。因为当时要赶一个全国性的图书会议，书出得很快，书名《死囚档案》。书出版后，为了纪念，我将自己原来的名字“温亚明”正式改成笔名“欢镜听”。
说实话，最初写这些稿子时，我并没有什么功利的想法。我是人，死囚也是人，作为人，每一个生命都值得我们敬畏。一个人，也许一辈子都做不了大事。
但往往是一件小事，你去做了，就很有可能成了决定你命运的一件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