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生中最好的三个朋友，在大地震中全部逝去了。一个是我同学陈起才，他家住路南区，从我家到他家只要15分钟。小时候我经常到他家去做功课，晚了就睡在他家里。震后第二天，我精疲力竭，可心里惦记着陈起才，便跑去他家。唐山大地震的震中就在路南区，在地震裂缝穿过的地方，整个路南区就像被一双巨手抹去了似的，不见了。陈起才夫妻俩都死了。
李达文，我最好的战友。我俩太有缘了，坐着同一列火车去了朝鲜战场，又一同从东北转战到南方。他复员比我早，回到唐山工作。李达文长得很帅，爱人是小学老师，相貌也很漂亮，一儿一女。他们家住在市中心新华路上。新华路都是新工房，全砸平了。李家四口人，只有女儿幸存。我听说，当时被砸在废墟里的李达文神志还清楚，还对女儿说救救爸爸。可是十几岁的女儿也受了伤，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死去。
我举这些例子是想告诉你，唐山大地震对我的打击是百分百的。震后统计，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死亡的密度太大了。
什么叫家破人亡？唐山大地震，是真正的家破人亡。1976年9月3日——我哭着离开唐山，直到16年后，我才有勇气故地重游地震后，我在唐山又待了一个多月。临走前，我帮二哥在废墟上搭起新家。
二哥家房屋倒得不厉害，我们就把院子里的废墟都填到他家废墟上，地平面升起一人多高。解放军送给我们两车的油毛毡，我们在地上铺一层油毛毡，再铺一层塑料薄膜，再铺一层油毛毡。这样房子虽然很矮了，可下雨天也不会漏了，能住人了。
我的亲人，很多唐山人，就这样在自家废墟上重建家园。这样的家，他们一直住到上世纪80年代。
9月3日我离开唐山，4日回到杭州，5日就去水泥厂报到上班了。从此再没回过唐山。连我老母亲去世，我也没有勇气回去。这样一直到16年后的1992年，我退休了，才下定决心，回去了一趟。
刚才我说过，唐山大地震让我失去了三位好朋友。但在当时，我还不知道第三位好友的生死。这趟回去，我特意去打听她的下落——张木华，我曾经的女友。
和妻子谈恋爱时，我们曾经闹别扭，后来赌气分了手。我二嫂又给我介绍了对象，就是张木华。她梳着一对黑辫子，是个脾气温和的姑娘，很喜欢打篮球。
她对我很有好感，我们曾经在大俱乐部看电影，看完后我送她回家，快到她家了，她不舍得和我分手，又邀请我在林阴道上坐坐，继续聊天。后来我爱人又愿意和我好了，我是很喜欢我爱人的，于是请二嫂转告张木华。二嫂说，张木华当时痛哭不已。
这次我终于找到了她的哥哥。哥哥难过地告诉我：“木华已经不在了。”原来16年前，她和我一样，也是带着女儿回唐山探亲，结果母女俩双双遇难。
16年前我是哭着离开唐山的，16年后我看到的是一个新唐山，可是内心的悲痛却一辈子难以忘怀。
惊魂东帝汶
口述 杨锡文 整理 金驰
我是建德人，叫杨锡文，今年5月底刚刚从动荡的东帝汶回来。很多亲戚和朋友都来向我打听情况，我就产生一个念头，把自己在那边的工作和生活情况说出来，供大家出国时参考。
我1972年出生，家里三兄弟，我是老三。
大哥以前到柬埔寨去打工3年多，在一个香港人投资的企业里工作。他起先做的是仓储管理，后来做到副厂长，要不是家人坚持要他回来，可能现在还在那里。
我学历不高，只有高中毕业。摄影啊、建筑监理啊都学过一些，干过一阵。
2002年末，有个新加坡朋友提供一个信息，台湾一家公司要在东帝汶建一个工业园区，需要大量懂技术的人手，待遇不错。当时我已经结婚了，男人嘛，总希望家里的日子过得好一些。我心里有点活了。
家人反对，说太远了，放心不下。我就跟他们说：“我现在还年轻，出去闯一闯，能赚到钱赚了就回来，万一亏掉了也就损失一张机票钱。”加上我哥有出国的经验，知道出国也不是那么复杂，我决定闯一闯，于是就和圈子里的另外9个人一起办理了护照。
2003年1月7日早上，我们10个人从建德出发去宁波国际机场乘坐飞机。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下起了罕见的鹅毛大雪，白茫茫一片。我们租了一辆中巴赶往宁波，行驶到富阳某个路段，因路面结冰堵车，驾驶员紧急刹车的时候，车打滑，把坐在副驾驶座的我撞到了右边的护栏上，右小腿的剧烈疼痛使睡着的我一下惊醒，车也受损严重不能再开了。所幸的是我右小腿只蹭掉了一小块皮。时间很紧了，我们就近找了两辆小巴，磕磕绊绊好不容易赶到宁波机场，离起飞时间只有15分钟了。飞到香港要转机，晚上就在香港机场候机楼草草打了个盹。第二天到巴厘岛，第三天才到目的地——东帝汶首都帝力。
走出机场一看，全部都是黑黑的皮肤，心想这里的人肤色怎么这么黑呀，房子怎么这么简陋啊。机场呢，是我所看见过的最小、最差的飞机场。
加班两小时，多发一天工钱。可东帝汶一个当地工人说：“我妈妈告诉我，挣那么多钱没用的，一打仗什么都没有了。”
我先把东帝汶的背景介绍一下，你们可能对那地方比较陌生。东帝汶是个小岛，名叫帝汶岛，分为东帝汶和西帝汶，2002年以前整个岛属于印度尼西亚，东帝汶于2002年独立，被国际社会承认。西帝汶仍然属于印尼领土。
岛上的气温一般是29至35摄氏度，常年相差5至6摄氏度，所以我一直分不出春夏秋冬。它的特产是石油，储量很大，如果不搞内战，一心一意搞建设，国民经济发展就很快了，再不济也不会像现在这样依靠国际援助过日子。
因为连年的内战结束不久，百废待兴，建筑业大有商机。你可能会奇怪了，这样一个国家会有多少钱用来搞经济建设？其实东帝汶成立以后，国际社会给了它非常多的经济援助，政府每年接受援助的钱都用不完。而如果不用掉的话，国际社会是会逐年减少援助的，所以一到年底，政府就开出大量采购清单，无论如何要把钱用完。商机是很明显的，这一点在去之前朋友已经都告诉我了。
到了以后，我们的老板Alex Hong就安排我们在一家酒店住下，第二天就开始工作，我负责管理。刚开始，我们修复一些被战火摧毁的房子，一直做了八个月。因为种种原因，到2003年8月，当初说的台湾工业园区仍未开张。
幸好有个新的机会来了，有一家名为“2001”的酒店要进行改建，需要一个像我这样懂行的人去管理，我就过去了。
我和2001酒店的老板比较谈得来，经常在一起分析做哪种生意赚钱更快。
不久我们就发现了一个商机。当地老百姓很穷，但他们又不愿多干活加班挣钱。我自己就碰到过，在一次现浇楼面的施工过程中，因为混凝土浇捣未到位，我要求所有工人加班两小时，多发一天工钱。当地工人就不愿意。这种事情要是放在国内很好解决，钱多又不扎手。但那个当地工人就说：“我妈妈告诉我，挣那么多钱没用的，一打仗什么都没有了。”
当地人一天才赚3美金，吃玉米，基本上没什么菜吃。他们生活质量不好，因为挣的不多嘛！一般穿拖鞋和打赤脚，住的地方我们更难以想象——用棕榈叶子围成墙，屋顶用金属片遮风挡雨，就算好的了。有的人家只用几根粗一点的木棍撑着屋顶，无门无墙，屋顶上再盖上茅草，反正也没什么财产，不怕偷不怕抢。
但他们生活开支却不小，有些男子娶四五个老婆，我手下就有个当地工人娶了5个老婆，生了20个小孩，虽然平时吃的都是些很便宜的玉米什么的，但家里人口太多了，一天赚3美金还是入不敷出。当地人对新鲜事物又很感兴趣，很愿意买东西，不管质量好坏，能用就行。
针对这种现状，我们想到，廉价二手货在当地可能会受欢迎。就做了一个调查，询问在我们公司干活的当地员工，问他们需要什么。他们说：“我们需要二手电视机、二手床垫、二手床柜、二手橱柜……”于是我们就组织货源，第一批货从新加坡发进来到他们手里只花了3个星期的时间，很快。他们就成了我们的第一批客户。
这之后，我和新加坡的几个华人老板一起，几个人合资筹了5万美金，办了一个专门批发零售二手货的公司——五星贸易。当时取名也包含了五星红旗的意思，希望祖国保佑我们生意兴隆。
2004年5月底，我们的二手货生意开始做起来，第一次股东大会推举我为总经理。
当时没什么经验，一边摸索一边干，货是从新加坡采购的，新加坡国民比较富有，淘汰的东西有时候仅仅因为款式过时了，东西还很新，很受东帝汶人的欢迎。在宣传策略上，我们在当地每周两期的《东帝汶报》上连续刊登广告，每月光报纸上的广告费就要700美金。
卖的东西五花八门，什么好卖卖什么，从最贵的厨房设备、二手电脑，到最便宜的女人用的10美分一个的发夹，应有尽有。
很多人偶然到我们店里，忽然发现有二手电视机和二手电脑卖，价格是原来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很高兴，不但自己买了去，还要带人再过来买。我们就付他们一点业务费，鼓励他们带新客人过来。
生意很红火，当年就收回投资了。只有一次我失算了，我从新加坡专卖店进到一批处理的女装，价格很划算，平均每件才1美金，我们卖7到8美金，没想到根本没人买，导致大批量的积压。前几天那边有朋友打电话告诉我，说这批货在暴乱中被抢光了。
看到我们赚钱，当地二手货店逐渐多起来了，我就出来自己开了一家建筑公司，名为“杨氏建筑私人有限公司”。我又重新做回了建筑业老本行。
建德同乡吴炳新开的商店被暴徒焚烧了。我开车经过市区时后脊梁一阵阵发凉，过于平静，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
生活方面，我们初到那边是处处谨慎，需要添置生活用品和外出工作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从不敢乱走。后来发现当地人只要你不去故意触犯他们，他们还是很尊敬华人的。
当地人信基督教，人民比较善良，除了在暴乱当中，之前我没有碰到恶意攻击的。犯罪率也不高，当然喝醉酒闹事的小混混哪儿都有，这不足为奇。
最大的困难还是语言不通，我们出国前没有经过什么语言培训。当地居民讲印尼语和葡萄牙语。东帝汶以前是印尼领土，有一大批印尼商人在当地做生意，讲印尼语是传统，大多数人都会讲；很长一段时间，东帝汶又曾是葡萄牙的殖民地，所以葡萄牙语又是官方语言。
我不可能不跟当地人打交道呀，所以就自学印尼语和葡萄牙语。“崩地呀”（葡萄牙语“你好”），“德里，马嘎西”（印尼语“谢谢”），一个词一个词地学。一开始发音不准，别人听不懂，只好别人说一个单词，赶快拿笔用中文记下发音，就好像“傻瓜英语”一样地学。这个工人教一点，那个工人教一点，在工作中学，没有专门去上过课，当地也没有什么语言学校。
不会语言很吃亏啊，比如那次我们跟菲律宾人谈一个工程，听不懂，等我们找到翻译赶过来，工程已经被别人拿去了。中国人比较吃得起苦，只要过了语言关，到哪儿都不会输给别人。到现在我这两种语言说、读都还可以，书写有些困难。
语言通了是第一步，后来的工作和生活就比较顺当了。
就这样一直到了2006年4月底，军人闹事了。
起因其实很简单，东帝汶政府为节省开支，解雇了500余名政府军士兵，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被解雇的士兵要求多发两个月的薪水作为补偿，政府没有答应。于是叛乱士兵开始游行，在主要路口设置路障。就是这样开始的。
我们也没当回事，该干嘛还干嘛！
是一个朋友打电话告诉我消息的，说建德同乡吴炳新开的商店5月21日被暴徒焚烧了。吴炳新是我们从建德一起来的10个人之一，当时我正开着车，猛吃了一惊，方向盘似乎都握不稳了，马上靠边停车，打电话给吴炳新。电话打通了，他在那头无可奈何地说：“烧掉了，都烧掉了，整个店都被烧掉了。”
吴炳新刚来的时候是做泥工，赚到钱后开了一家店，卖义乌小商品，开在一个叫戴比塞（音译）的类似国内农贸市场那样的综合市场里头。生意不错就又开了一家。华人嘛，想得长远一些，不像当地人吃饱穿暖就行。
第二天我去看他，我看到的情形是，整个市场七零八落，一半以上的摊位和店面被烧掉砸掉了，东西所剩无几，随身财产基本是等于零了。事后听吴炳新说，中国大使馆的官员在店被烧后专门去慰问过他，还送去了慰问金和生活用品。
这样一来我们就很紧张了，到了5月25日下午，我有个印尼朋友打电话给我，说：“叛军今天要过来了，你赶快到我这里躲一躲。”他是住在总统府边上的，相对安全。
朋友打电话来时，我刚忙完工作在回家的路上，就马上开车回家带了几件随身衣物去他家了。
我和朋友分析局势，商量我该怎么办，坚持下去还是暂时离开。
当地中国人有大约五六百人的样子，都是勤俭创业的人。来了三年多，我的动产和不动产加在一起也有5万多美金，加上手头上还有三个小工程，走了大概连工程款也别想收了。但事出突然，连几家银行也都关门不营业了，能带走的现金只有身上的一点点。最后还是决定走，因为我听到和看到外面郊区的一些地方开始有暴徒烧房子、枪战，事态正在扩大，所以想先到哪儿避一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