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穿过72道山坑，爬上一座岭，找到了1962年从淳安下洋洲搬迁上来的许文涛老人。他指着已经剥裂、残痕累累的泥墙，伤心地说：“我们移民已经50年了，从淳安的沿江边搬到了山头尖，从淳安的砖瓦房住到这泥墙屋。下山参加生产队劳动，踏着过去只有牧童和砍柴的人踩出的一条山路，每天要走破两双草鞋。”这里的生活现在依旧困苦。
“文革”开始了。1966年，也是淳安人灾难深重的一年。那年暴雨不断，新安江水库的水位达到了历史之最。没有搬迁的4100户、1.93万人，被迫逃洪。
逃洪的淳安人，后靠的水库移民，眼看着自己的房屋一座座倒塌，屋顶一个个浮起来，庄稼全部淹没，真是哭天抢地！
那年的12月25日，两列货车哐当哐当，沿着浙赣线向南奔驰。车厢里混装了人、畜和农（家）具。逃洪灾民和经历过多次移民的淳安人，安静地啃着从淳安带来的豆腐干和苞芦稞。他们的目的地，是地处福建、江西交界的黎川县德胜关垦殖场。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奢望了，只要饭有得吃，柴有得烧，就满足了。
第二天，火车在江西与福建交界的广泽站停下。四千多男女老幼走下列车，面前白茫茫一片，厚厚的大雪阻挡了去路。那一晚，他们用床板在火车站旁搭起了床。
现在73岁的吴菊花老太太含泪回忆：“那晚，我们露天睡在雪地里，六岁的女儿正在出麻疹，受了风，病情加重了。我们被分到德胜关垦殖场的店口分场。
爬了两个多小时的雪山，才来到店口。只见几幢竹篾房，糊着泥土。当天晚上，我女儿就死了。第二天一早，我丈夫用破衣包住女儿，带着两个儿子上山。他们扒开雪，挖开一个洞，想安葬孩子，却全身发麻——一大堆冬眠的蛇蜷缩在一起。
两个儿子用柴棒拨开数了数，足足有100多条。丈夫紧紧抱着女儿的尸体，自言自语——‘这个地方，不能住，不能住。’”
淳安人有一句古话：跌倒都要抓一把泥土回家。浙江移民肯吃苦，敢开拓，在穷山恶水中创造奇迹
50年过去了，新安江移民的数量已经增长到50万人。改革开放的政策，让他们的生活出现了转机。移到徽州的老移民方善贤说：“一句话，国家苦，我们苦；国家好了，我们的生活也好了。”
淳安人有一句古话：不论遇到什么事，跌倒都要抓一把泥土回家。
他们就是凭着这种精神，在穷山恶水中创造出一个个奇迹。开化县树范大队有个“大炮轰不走湖坑人”的故事——淳安湖坑村是个富裕村，当年全村移民到开化，第一次看到肚子像妇女十月怀胎、皮肤像杉树皮一样粗糙的血吸虫病人，吓得生产队长带着大家就往老家逃，半路被拦了回去。没有了退路，他们下定决心要灭钉螺，拼了命开出三百亩田，消灭了血吸虫病，把芒草沙洲变成了良田。邻村的当地人眼红了，想用土炮把他们轰走呢。
不管是在江西还是在安徽，当地人都从内心掏出一句话：你们浙江移民肯吃苦，敢开拓。江西人说，移民种的田产量比我们高，办的厂效益比我们好，你们浙江人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可是，直到今天，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移民的生活，还赶不上他们在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移民前的水准。我采访过两百多个村子，印象最深的一个村：全村47户，156人，田150亩，亩产600斤，37年来只改造了三幢房子，其余都是危房。37年来，村里没有一名高中毕业生。
有人认为，我写的都是过去的事情，没必要再去重复。可我觉得，这段被遮蔽的历史，应当重见阳光。我写这本书，是想总结经验教训，给后人思考——思考如何降低水电建设的移民风险，如何保障移民的生存和发展。
移民搬迁，面临着传统的社会关系和经济网络的破裂，移民安置不仅是简单的补偿与家园的重建，必须制定系统的移民政策，并且通过相关的法律和行政规章来保护移民的利益，规避移民风险。
国外的经验是，移民以自己的房屋、田地来入股水电建设，实行股份制的利润分红，也许将来我们也要走这条路。
关注新安江移民，其实我不是第一人。早在1994年全国“两会”期间，当时的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就给党中央写过一部《关于新安江水库移民遗留问题的调查报告》的“万言书”，他为此专题调研了一周。从此，党中央、国务院把解决移民遗留问题真正提上了议事日程。2007年3月27日，江西省德兴市万村乡新村畈移民村的童解放，成了第一个享受国家水库移民后期扶持的对象，一家五口人拿到了2006年下半年的扶持金1500元。
只有回首新安江移民50年历程，你才能真切感受到今天我们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多么正确，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多么重要。
我是三峡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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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还是在四川的时候，我们那个村长和全村人吵得屁喳喳的，没得法子了，就说：“你们看看余定和，人家就是顾大局，不声不响报了名。”
好笑哈，百家烧百样饭，啷个让我当榜样？国家三峡起个大坝，水区的人要迁走，哪个心里会安逸？故乡热土的，哪个舍得下？
我这个人，不爱说又不得话。我老婆叫贤绣，是个抓得起放得下的脾气，当下她就说：“村长大人，定和同意是定和，我还没有点头哈！”
我在下面揪她：“咋个？你还把自己当盘菜了？”贤绣叫得更响：“我晓得你脑壳里有乒乓球，七上八下的。”全村的人都笑，这个大会，还开得了？
其实，三峡要造水库这个事，又不是新鲜果子，两三年前就传得哄哄的。一说一阵风，过了又来一阵，都听疲了。我是从来不搁心里去的。
后来，江里来了一些铁驳船，在夔门扯转。人家说，这是水文测量。在奉节城，住下不少外地人，成天在赤甲山白盐山摊摆弄仪器。人家说，这是地质考察。
这拨人走了，二回又有人来了，我们这些个庄户人家，恁个定下心来？
贤绣说：“定和，看来这事，是锤板儿钉钉。”我说：“政府说话，从来不听拉空瞎嚷嚷的。”贤绣又说：“要多少水，存个库？好不走，我是不肯走的。”我说：“听说夔门只露个尖尖头，奉节老城也没了。”
我老家，是奉节县永安镇桂井村三组，就在长江北岸，出了门就是大江。夔门在东首，高高的峭壁，像个巨人，守在峡口。哗哗的江水，扑到它的腿脚下，变得更急，滚得更快。古人真有本事，在峭壁上刻下五个大字：“夔门天下雄”。现在人更加有本事，听说要把这五个字，雕刻下，移到上头去。
夔门进到里边，就是瞿塘峡，长长的八公里，险恶得很；再里面，就是巫峡、西陵峡。这水库一起来，统统没了，没得见了，你说我会不牵挂么？
我去找村干部打听，他们脑壳里装的，不比我多，还神巫作样的，报纸上电视上，天天都有呢。
我们桂井村离奉节老城，不远，我抓空就去，找些老哥问问水库的事，灵通灵通嘛。那些老哥都说：“看我嘛，忙得脚底板都朝天罗，要搬到上头的新城去住。”
政府说，水库造起，有千条好处万条好处，老实说，我认不得多少，听不懂。
不过，这么大个地盘，这么多人要动动，国家要花多少钱，好处坏处总是盘算过的，这可不是可以随随便便敞开耍的事哦！
奉节老城里，有很多横幅条条，写得最多的一句是“为国家舍小家”！
晚上，我常摆龙门阵，把白天听到的、望到的，都说给贤绣和儿子听。两个儿子很安逸，啷个都行。贤绣可不得理，她说：“你放得开这四间正屋？放得开桂花井的水？放得开山上的祖宗？放得开你那个脐橙林子？”
我晓得，她开了口，就不停倒。我只好说：“啥子罗啥子罗，到时候，响锣不用重槌敲罗！”
我祖上，也不是桂井村的人，我爷爷，在很远的一个叫大水田的地方，种水稻。那里很穷，我父亲就到这里当长工，以后就在这里安家。我两三岁时，生母去世，父亲续了个继母，我是继母带大的。继母前不久才过的世，他们的坟地在一起，都在水没不了的山上。这个做人啊，不是座山，定下了就不得挪。
桂井村有一千三百多人，世世代代在这里务农，种包谷、蔬菜、土豆和水果。
我主要侍候脐橙，有一片林子，原来有四百多棵，一年可以收到两三万块。前些年，奉节老城说要修路，征去两百多棵，赔给我万把块。现在都要没到水下，修么子路哟，政府好没有计划。
我们那边脐橙和莲鱼最有名，来买脐橙的人多了，种的人更多，本来卖到两块多一斤，后来贱，有时候三四角钱就让了。幸亏我的大娃儿国平顶上来，学了厨师，又学开车，买个货车跑运输，一年里也有个三四万块。贤绣呢，在村里开个小杂货店，赚几个零花钱。
村里人都差不多，日子过得好安逸，就是年轻人不安分，一堆堆去广东福建打工。回家来，穿后跟好高的鞋子，脑壳上染得黄黄的，看不惯，又不好说，这些娃儿在外边学了本事，又赚大把的钱。
村长说了，水库大坝185米高，江水要涨到175米，嗬，桂井村沉到江底了，我们肯定要迁走。村长又说，同意移民的，来报名，不同意走的，统统去高山上开荒！
贤绣说：“日白！我们又不是五类分子。”“日白”是四川土话，是打诳、说瞎话的意思。我也找到村长说：“你莫苕，我同意迁走报名，不是怕开荒！”
回家，我对贤绣说，桂井村移民到浙江，有秀城、余杭、萧山、海宁，让我们挑。
贤绣没得好气说：“你们都走，我不走，这些地方，耳朵都没听得。”我说：“我们都走了，你一个人，还住得下去？”儿子也说：“奉节是山地，没有大工厂，发不起，浙江经济发达，在那边开个小杂货店，钱挣得你数不过来。”可她还是说：“反正我不走！”
浙江派了个头头脑脑代表团，到奉节来，是来请我们过去参观的。村长回来又说，浙江人是来挑移民的，要求很高，打过架的不要，劳动懒惰的不要，手脚不干净的不要……贤绣又放炮了：“村长，你二回不日白了，我二回才听你的！”
我说贤绣：“村长有任务的，没得法子才哄人，哪个听不出来？就你有张嘴？”
其实年岁小一点的人家，想移的多，我姨妈一家就是。县里组织我们报了名的人，到浙江参观，每个人发一块塑料牌牌，挂在胸口，几个大字——“三峡移民团”。几百号人，从奉节坐船到宜昌，乘快巴到武汉，再上火车到萧山。
我一辈子没出过远门，以为重庆城天下第一大，一路下来，看得晕头。萧山派干部一直陪我们，好客气，住萧山宾馆，招待吃大餐，头头脑脑都来敬酒。我都记不得了，心里只想我这个家，安在哪块地上，能种脐橙吗？贤绣说过，要去，一定要有江，没得江，做什么人家？
在奉节，挑的是地方，到萧山，抽签挑的是镇，到镇，再抽签挑的是村。我就定了宁围镇利二村，这里很富，工厂多，不是我去做工，我有两个娃儿呀。
回到桂井，大家问我，那头好不好，我说好！问我有什么感觉，我想了半天说：“国家好大哦！”
贤绣问我，有没有江？我说有，钱塘江。她问我钱塘江大不大？我说好像比长江大。她又问我望不望得到？我说站二楼，就能望到。她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只好走喽！
离开土生土长的地方，迁到几千里外，这是个大事。挑个好日子，我带全家人上山，跪在父亲、生母、继母坟前，我说：“大人在上，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要为国家舍小家，迁到浙江，万望大人体谅，我在那边设灵堂，年年祭奠父母大人……”
时间定下，天热了要走。我们192户人家，807个人，分在萧山13个镇，64个村，分两批动身。
亲戚乡邻老哥弟，都来了。贤绣的娘家人在白马村，还有我的兄弟和几个姑姑，村子在水线上头，不迁移，都来了。那几天，家里热闹得很。
县里说了，想带的都可以带上。脐橙林子带不起，不要了，老房子带不动，不要了。那头是大平原，这里是山区，种植不一样，许多农具用不了，不要了。饭桌木床大衣柜，两三块钱，谁要谁拿走。国平那个开了一年多的五吨车，八千块钱甩喽。
杂古咙咚的，街上堆满了，卖的多买的少，难怪有人说，家是越搬越穷的。
国平的对象桂凤，是我姨妈介绍的，在奉节老城皮鞋店做事。她娘家人在南岸，坐个渡船过来，我们商量商量，让娃儿们在奉节办好结婚证，一起走，不办啥子喜酒了，这是特殊情况嘛。
这样，我们一家五个移民，连带我特意挖的五棵脐橙树苗，出发移到萧山去。
2001年8月18日，第一批移民动身，在奉节码头下的运煤船。后来听说半道碰上大雨，铺盖淋湿了，有的人还病了。政府很不好意思，我们第二批选了个吉日25号，保证一路好天气，船也换了东方游轮。记得那天下午，走出家门口，对面楼上有个老太婆，叫了一声“贤绣啊——”，哭了，贤绣跟着大哭起来。在村口，早就停了好几辆大客车，走的送的，都上去。
到了奉节码头，黑压压都是人，红旗飘飘，锣鼓声震破耳朵，头头脑脑一大串，一个一个握手。
我们上了船，挤在栏杆旁边，向父老乡亲招手告别。游轮起锚叫响了，船上的、岸上的，一下子都哭起来，把锣鼓声音都压倒了。
轮船真大，一人一个床，先到三峡葛洲坝跑一圈，再会再会，就顺江下去。天气好，吃得好，睡得好，一路上有干部照顾，三天三夜，贤绣开心得像个娃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