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私人关系来动员体制内的资源是NGO最常用的一个手段。他们的基本策略是往上靠，使劲贴政府。草根之家的一位志愿骨干曾指出：“市总工会的几位老师很关心也很支持草根之家的发展，说工会就是我们的娘家人，我们遇到什么困难，可以去找总工会，他们会力所能及地提供帮助。”事实上，正是通过总工会这个渠道，草根之家得以认识更多政府部门的官员，像市委宣传部、团市委的领导等等，把他们当作老师，谦虚地向他们请教，同时跟他们交流草根之家的发展理念和项目活动的具体情况，以获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一旦主管部门的领导点头同意或者口头支持了，那么，项目活动的审批就顺理成章了。
“首届农民工草根文化和2008年民工春晚，政府方面是很支持的，因为我们把政府想做的事做了。但政府的支持仅仅是领导个人名义的口头支持，而没有提供资金等方面的帮助。不管怎么说，没有领导们的支持，这些大型文化活动是不可能审批下来的。”对于这一点，草根之家是很清楚的，并积极采取以下几个策略争取支持。主动邀请政府部门，参加文化中心开业庆典等公开活动，并把官员参与这些活动的凭证（如照片、贺信）视为一种模糊的行政合法性符号，作为活动正当性的一种依据。多联系、多汇报、多亮相，草根之家非常重视与各级政府部门的联系沟通，主动向政府部门寄发相关材料，同时积极参加政府相关部门组织的会议。迎合官员们要面子、要政绩的心态，每次在活动取得成效之后，草根之家总不忘把功劳留给官员，将成绩“归功于政府的关怀、支持和指导”。
高丙中认为，“由于民间社团只在基层拥有一定的社会合法性，所以只能在一个很小的范围活动。但是，如果各级行政部门在自己的运行过程中因需要而允许它们参与其中，结果在客观上就帮助它们超越了草根社会的局限。”
社团的行政合法性在于某一级单位领导以某种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如允许、同意、支持或帮助）把自己的行政合法性让渡或传递给草根志愿组织，具体形式大致有“机构文书、领导人的同意、机构的符号（如名称、标志）和仪式（如授予锦旗、发来贺信）等”。对民间社团而言，通过和行政机关的领导人建立密切的关系，个人权威和集体权威发生“置换效应”，能够获取行政合法性这种隐性的政治资源的重要支持。
为此，草根之家积极与各级党委宣传部门、政府行政部门联系沟通，竭力寻求相关领导的支持，哪怕只是个人名义的口头支持。这种与政府官员的私人关系是一种非正式制度下的“无形支持”，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草根之家的“非法”存在。
7.5.3摇旗呐喊：社会合法性的积极动员
“蓬勃发展的民间组织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资源动员方式，为各种社会资源的介入起到了‘搭台唱戏’作用”。获取这些社会资源、提高社会合法性成为民间社团赖以生存的关键。从最初建立草根之家网站到成功举办首届草根文化节再到成立草根之家文化中心，草根之家的发展无疑离不开组织与其外部环境的互动，尤其离不开新闻媒体、企业和社会机构等相关方在舆论、资金和人力方面的支持和帮助。争取与他们合作、获得相关资源、提高社会认同度一直是草根之家所致力的重要措施。
（1）媒体策略
草根之家一直致力于和媒体的良性沟通，通过媒体的报道强调自身的建设性立场和公益服务，提高自己的社会知名度、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力，争取更多社会公众的支持和认同，进而获得更多的社会合法性，吸引更多的资金、人力等社会资源。从创建草根之家网站到举办“草根文化节”、“民工春晚”等公益活动再到成立草根之家文化中心，各路媒体的目光一直紧紧跟随。杭州日报、钱江晚报、浙江日报等媒体都先后报道过徐文财创建草根之家的艰难历程，并对“草根文化节”、“民工春晚”等这些大型公益节目给予了全程直播。主流媒体的不断报道，有力地扩大了草根之家的社会知名度，使得草根之家的生存发展吸引了更多人的眼光、牵动了更多人的心。除了邀请各路媒体参与报道志愿公益活动之外，核心成员也不失时机地邀请媒体界的权威人士做客草根之家。例如，浙江日报总编杨大进曾专程来草根之家文化中心了解情况，看望工作人员及志愿者，对草根之家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勉励工作人员继续努力，做好这个工友的精神家园，构筑好这个爱心平台。应该说，媒体权威人士的来访，不仅仅带来主流媒体的肯定和支持，给予草根之家以精神上的勉励和关怀，而且更重要的是，为草根之家争取到更多的社会合法性资源提供了可能。
事实上，一些社会组织特别是企业也正是看中了非政府组织与媒体的关系才愿意与非政府组织合作，希望以此来提升自身的社会形象。另外，媒体的报道有利于志愿精神在社会中传播，可以为民间组织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2）与社会各界的互动
创建和运营一个民间社团，对徐文财而言是一项从未有过的试验，身为普通农民工的他需要一个充电的平台以积累知识和经验。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学术界人士给他带来了难得的机遇。
北京大学一位研究非政府组织的专家在获悉徐文财正在尽力创建一个农民工民间社团的尝试后，致电徐文财，称赞他们“正在从事一项意义重大的社会试验，你们是一群行动的理想主义者”，鼓励大家“要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勇敢地坚持下去”，并邀请徐文财参加了2007年7月由中国社科院主办的“第三届社会政策国际论坛暨系列讲座”。这次论坛令徐文财大开眼界，国内顶尖专家和各地社团有关民间组织如何与政府良性沟通的建言献策，给了他很多的启发和思考。之后，徐文财接受一家公益性机构的邀请，到北京接受NGO内部管理方面的培训。通过这次培训，徐文财明白了社会组织的特征以及活动的边界。更重要的是，他知道了如何与政府部门沟通、协调，接受政府部门的统一协调，发挥民间组织的长处，为和谐社会建设作出自己的努力。
除了专家学者的关怀，社会上很多热心于公益事业的人群也给予了草根之家很大的帮助。在志愿者资源的动员上，徐文财等核心成员曾走进杭州的高校，举办讲座，讲述自身的草根梦想和奋斗历程。他们另类的社会阅历和执着地奋斗精神在感染学生们之余，也使得更多学生和学生社团愿意加入到草根之家的志愿者队伍中去。这为草根之家提供了很好的人力支持。在资金的动员上，草根之家与爱心企业、基督教会、民工医院等社会机构联系紧密。除了向社会募捐、寻求企业赞助外，草根之家提出了一个“公益营销”的理念，也就是，调动企业参与公益事业的积极性，推动公益事业与企业的双赢。在一份草根之家的内部材料《论公益营销》中，徐文财阐述了如何与企业进行公益营销的问题。“就企业而言，要改变做好事不留名、做好事就是捐钱等等传统观念，在有针对性地解决某个特定的社会问题（如教育问题、健康问题、环境问题、社会弱势群体问题等），为社会谋取福利的同时，还能够促进企业自身成长，的增加效益，提升企业知名度、美誉度、顾客忠诚度。就公益机构而言，要化被动为主动，或以社团方式直接组织实施公益活动，或企业通过吸纳各类资源，交由社团组织实施。”遵循这个理念，徐文财致力于草根之家积极主动地与企业结成伙伴关系，通过为“商业企业”创造潜在的价值（如良好的社会效应、企业形象的提升），来激发企业持续不断地为社会公益和志愿服务奉献爱心，进而使社会公益事业走上一条良性循环发展轨道。
7.6讨论：草根志愿组织的困境、出路及展望
对于任何一种社会存在，我们都需要回答两个问题：为什么和怎么样。一方面，它为什么存在，即对其意义的追问；另一方面，它怎么样地存在，即对其实践的考察。本章就农民工草根志愿组织这一新兴事物着重回答了这两个问题。
萨拉蒙曾把有组织的私人自愿性活动也即大量的公民社会组织视作“代表了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创新”。随着非政府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将会有更多的对公共事务治理的职能从政府权威部门转移到社会公共部门。比起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能够更好地把从公众中吸取的人力和物力资源，运用到被政府和市场忽视了的社会领域中去。
朱健刚等学者对于草根志愿组织是寄予了厚望的，认为草根志愿组织可以在中国的社区层面提供相应的策略、规范并使得作为个体的市民能够通过联合而超越个人的渺小变得更有力量，这不失为是一条中国公民社会构建的可能之路。“虽然单靠草根志愿组织形成的社会资本或许还不能带动公民社会的形成，但是它本身的星星之火却可以在基层中国持续和独立地推动培育公民意识，并孕育和呵护公民社会最重要的精髓：公共参与的志愿精神。”草根志愿组织的原动力就是志愿性——一种发自内心的，自愿服务社会的公益性意识。它驱动着人们从内心里迸发出一种自觉自愿为社会奉献的动力，从而使得草根志愿组织得以在社会的夹缝中顽强地生长。
因而，以历史的眼光看待草根之家的实践，就会发现它其实是农民工群体自我觉醒的呐喊、自我组织的行动，对于我国志愿精神的培养以及公民社会的形塑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在看到草根志愿组织积极意义的同时，我们也应正视其在现实中的生存状态。目前，相当数量的草根志愿组织没有登记注册，不具有法律上的合法地位，以无法人地位的身份存在和发展着。这从草根之家创始人几经努力始终也找不到业务主管单位而难于正式注册的个案可以一窥之。合法身份的缺失使得它们在与社会各类组织打交道时处于不利地位，不利于组织吸收汇集社会资源，也不利于自身社会影响力的提高，最终将影响和制约草根志愿组织的运作和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大多尽量淡化自己的法律形象，不谈它们的注册身份，以“民间组织”这样一种宽泛的概念来模糊界限。显然，身为草根志愿组织，组织的合法性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
在中国，虽然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社会多元化趋势，但是国家依然控制着大量的社会资源，国家权威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仍然发挥着相当大的影响，社会的承认和民众的认可则被降低到了一个相对次要的层面。所以，中国的草根志愿组织虽然可以凭借活动的正当性、自身的公益性言说等来赢得社会合法性，但是，获得政府的同意和承认则显得更为迫切和重要。
那么，怎样来获得这种合法性呢？草根志愿组织的基本策略是通过寻求一定程度的国家权威支持和认可，来弥补自身的合法性不足。通过邀请政府现任官员或者已经退职的前政府官员担任名誉职务，或者邀请他们参加（出席）这些NGO举办的活动，使组织和组织的活动被蒙上了一层“政府参与、政府许可”的色彩，以便在一定程度上稳定自身的合法性基础。
梁漱溟曾说，在中国这样一个关系本位的社会，社会互动过程中广泛存在着非制度化的互动规则和人际关系。“关系”这一中国的文化环境与制度环境共同作用的产物，是一种极为经济、有效和常用的手段，能够解决那些正式制度规则所解决不了的问题，获取通过制度性渠道获取不了的资源。所以，草根志愿组织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大多是通过“关系”这种非正式渠道进行的。
能否与国家发生互动，发生什么样的互动，往往取决于草根志愿组织领导者的个人能力、组织成员的社会资本以及组织所辐射的社会网络。这是一种不稳定的、不可预测性的非制度化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并制约着草根志愿组织的发展状况、发展趋势和发展模式。
最后，让我们用托克维尔的一句话作结：“在民主国家中，市民是独立的和无力的，他们几乎不能做任何事，没有人能要求他的伙伴帮助他们。因此，如果他们不学会志愿性的相互帮助，他们将没有力量。”以此寄语正在曲折中探索和前行的草根志愿组织们，在它们的身上，承载着中国未来公民社会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