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都处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前列，如孙中山所说的：“英国、美国现在强盛，还是列强；中国从前的强盛是独强。”那时有不少弱小民族和国家向中国“朝贡”，这当然不能认为完全是平等的关系，但是孙中山指出：这些弱小民族和国家来“朝贡”，并非中国用海陆军强迫他们来“朝贡”，“中国完全是用王道感化他们，他们是怀中国的德，甘心情愿，自己来朝贡的”。孙中山的这一论断是否很确切姑且不论，但有一点则是可以肯定的，即恰恰正是在中国强盛、独立的时候，中国人对于外来事物和外国人的态度，比别的历史情况下更加热情，更加友好，很少、以至没有任何排外性。佛教在汉朝、景教在唐朝的传入并广泛深入中国社会，就是这方面一个“绝妙的记录”，“甚至晚至明朝时，中国人中还没有丝毫排外精神的迹象。当时的大学士徐光启，其本人皈依了天主教，而他的密友，即在北京传教的耶稣会教士利玛窦，曾深得人民的尊敬”。中国人的所谓“排外性”，只是到了近代中国屡受外来侵略者的压迫、欺凌之后才产生的。不应当笼统地肯定或赞赏这种“排外性”，但是也应当看到，这种“排外性”恰恰是中国衰弱的一种产物，它主要是别国的侵略、压迫，不让中国复兴所激起的。消除中国人“排外性”，亦即消除“黄祸论”者所担心的“黄祸”的最有效途径，不是别的，不是压制和阻碍中国的复兴，相反，恰恰是让中国得到独立、平等和复兴，从而进一步发扬中华民族和平、睦邻的优良传统。
事实上，凡是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有较多了解的外国人，也大多承认和肯定“中国人的传统性是非常和平、非常安静的”，指出在军事上会出现所谓“黄祸”的谈论，是特别“空幻离奇”的，承认和肯定“中国人是一个有才智、有教养的种族，冷静、勤勉，有自己的文明……在他们所蔓衍的国家里有肥沃的土地和富饶的江河，有高山和平原、丘陵和溪谷的无穷变化，有各种各样的气候和条件，地面上生长着一个民族所需要的一切，地底下蕴藏着从没有开发过的无穷的财富”。他们的这些看法，也都在于说明中国一旦复兴，不但不会，而且也不需要去侵害别人。
所以，孙中山用中国民族的和平本性立论，从政治上对“黄祸论”进行批判，证明其为无稽之谈，虽然是一种推理，但他所阐明的中华民族热爱和平、反对侵略这一点，不仅确实是他一贯的认识和竭力倡导的民族精神，而且也是被中国以往漫长的历史所证明，并为许多深知中国历史和中国民族性格的西方人所承认的。在经济上，孙中山对“黄祸论”的批判，除了指出中国复兴起来后就会改变清朝采用的闭关政策，“全国即可开放对外贸易”，以及就会开发中国丰富的资源，以造福于全人类之外，主要是强调了中国的复兴将会极大地增加对外贸易，为全世界提供一个巨大无比的商品市场，以至“国际商务即可较现在增加百倍”。
孙中山之所以特别强调这后一点，不但是为了驳斥“黄祸论”者所说的中国复兴后将会夺走西方人的传统市场，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本身就是孙中山终生追求的中国现代化计划的一个基本途径。孙中山所追求的中国现代化，当然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但在当时，孙先生的现代化思想是先进的，具有革命意义的，且对我们今天也仍不失借鉴和鼓舞的作用。
孙中山在领导反清革命之前，即已在考虑着如何建设中国发达的经济文化问题；而他领导反清革命，归根到底也是为了改造中国，把受人欺凌、贫穷落后、人民痛苦的中国，改造成一个独立自由、繁荣富强、人民幸福的中国。早在1890年，他就致信郑藻如，希望取得郑的支持，在自己家乡推广农桑，劝禁鸦片，兴办学校，改良乡政，以取得经验再推广各地。1894年他上书李鸿章，更提出了“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方案，希望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这些办法，由此把中国改造成文明昌盛的先进国家。在紧张从事反清革命的那些年月里，孙中山同样是把未来建设中国的问题时刻挂在心上，没有一日或忘，他的三民主义学说，不仅是反清革命的纲领，同时也是建国的方案。
在推翻清朝统治，就任临时大总统的短短几十天时间里，孙中山为了从政治、经济、文化上建设现代化的中国，连续发布了几十件有利于民主政治，有利于发展经济、文化的法令。在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以后，孙中山又兴致勃勃地到处宣传其建国理想，还亲任铁道协会会长、中华实业银行名誉董事、“督办全国铁路”等职。特别是在护法运动失败、退居上海之际，孙中山以宏伟的气魄，精心设计了《建国方略》，其中的第二部分即《实业计划》，是一个在中国从事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庞大计划，它是孙中山几十年来怀抱的建设中国现代化经济这一宏愿的总结和具体化。
在考虑从经济上建设现代中国的计划时，孙中山一向反对闭关自守的落后政策，一向主张积极争取外国的资本和技术，一向倡导广泛开展中外贸易。他认为：“借外债以兴实业，实内外所同赞成的。”外债并不是都不好的，不能笼统地反对，“外债以营不生产之事则有害，借外债以营生产之事则有利”。他还举美国和日本等作例子，认为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很快之因，就在于“皆得外债之力”。这一论断是否正确另当别论，但反对闭关自守，争取有利的外援，却确是孙中山经济建设思想中一以贯之的特点之一，这在《实业计划》里反映得尤为集中而突出。
《实业计划》所设计的建设内容，包括全面发展中国的水陆交通运输业（重点是在十年至二十年内修建10万英里铁路，在全国形成六大铁路系统），在华北、华东、华南分别兴建具有世界最大规模的三个大港，广泛开采各种地下矿藏，兴建一系列重工业、轻工业企业，大力发展机械化的先进农业，等等。要实现如此宏大的建设计划，除必须有政治上的统一、安定等前提条件外，还必须有雄厚的资金和高度先进的技术，这对于当时民穷财尽、技术落后的中国来说，只用自己的力量是无法做到的，所以孙中山在这个计划里明确地写着：“必待外资之吸集，外人之熟练而有组织才具者之雇佣，宏大计划之建设然后能举。”
孙中山认为，吸收外资和外国技术，不但是中国发展实业的必需，是有利于中国的；同样也是西方各国解决经济危机所必需，是有利于西方各国的。他制定这个《实业计划》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
孙中山看到，由于世界大战结束，有关各国将把巨大的生产能力从军事转向民用，从而必将出现商品大大过剩的局面，亟须打开销路，以免产生大量工人失业和其他一系列问题。而中国执行孙中山制定的这个庞大的《实业计划》，恰好“正需机器，以营其巨大之农业，以出其丰富之矿产，以建其无数之工厂，以扩张其运输，以发展其公用事业。然后消纳机器之市场，又正战后贸易之要者也：造巨炮之机器厂，可以改制蒸汽辘压，以治中国之道路；铁制甲自动车之厂，可制货车以输送中国各地之生货；凡诸战争机器，一一可变成平和器具，以开发中国潜在地中之富”。这就是说，中国一旦着手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就需要大量的机器等设备，从而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商品销售市场。这是从中国的需要方面来说，证明中国在经济上的复兴有利于全世界而不是如“黄祸论”者所说的会“夺走”世界市场。
再从中国的能力方面来说，孙中山认为：只有中国自己发达起来了，才有能力可以长久地容纳大量外国的商品；如果中国贫穷落后，当然就不可能长久地销容大宗外国货物，“以其金钱货物，俱已枯竭，无复可持与外国市易也”。所以，即使单从西方商品市场的角度看问题，“黄祸论”炮制者们散步阻止中国经济发展以保持西方商品市场的理论，也是荒谬的。事实将证明：中国在经济上的发达不但不会“夺走”
西方的市场，相反，还会极大地开拓西方商品的销售市场。所以，孙中山关于中国在经济上的繁荣发达不但不会危害，而且必将造福于全人类的结论，对于任何一个不抱偏见而有政治眼光的人来说，都会承认是正确的、严肃的科学预见。在对“黄祸论”进行了上述三个方面的批判之后，孙中山向全世界郑重预告：“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加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宏伟场所，将要向文明世界的社会经济活动而敞开。”这既是孙中山终生为之奋斗的伟大理想，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孙中山对“黄祸论”的批判，维护了中国人民的民族尊严和争取祖国复兴的神圣权力，也体现了中华民族襟怀宽广，渴望与各国平等交往、利己利人的高尚品德。在1904年10月这次对“黄祸论”的批判之后，孙中山直接批判“黄祸论”的言论不再多见；但是，他在以后阐述其他许多问题时，仍然贯彻这次批判中所表达的一些基本思想。因此可以说，批判“黄祸论”是孙中山革命理论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所论述的一些基本思想，在他的革命实践中是贯穿始终的。在我们今天研究孙中山的革命理论和思想，包括他关于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争取民族独立，建设繁荣发达的祖国等方面的思想和理论，继承其优秀遗产时，应当对于他批判“黄祸论”的有关论述，予以应有的重视。这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研究孙中山和他所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也有助于我们批判今天仍在一些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者中间不时出现的“黄祸论”。
原载《杭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