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才常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位有影响的人物。戊戌变法时，他与谭嗣同一道，构成“偏左的一派”。义和团运动高潮中，他在长江流域发动自立军起事；虽很快失败，但曾对20世纪初一些青年和知识分子的转向革命起过作用。而唐才常短促一生的思想矛盾变化，又可作为一面镜子，照出那个时代许多知识分子和青年彷徨、摸索和思想发展的脉络，从中看到在这个世纪之交的时刻，革命取代改良的历史必然性。因此，唐才常是值得好好研究的。建国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着作及一些同志的专文，对唐才常最后两年的思想和活动，特别是他主持的自立军起事，提出了不少富有启发性的见解，对某些问题，主要是自立军的性质问题，也有一些分歧；而对唐才常在戊戌政变以前的思想和活动，则研究尚少。本文拟对唐才常一生政治思想的发展及活动，作一简略探讨，并就自立军的性质谈些看法。
一
“先世务农，至祖父扬鸿始读书。父贤畴，字寿田，潜心典籍，不乐仕进，终身教授乡里”。在父辈影响下，唐才常少时也用心攻读“古圣经典”，“低首摧眉，钻研故纸”。但后来并没有沿着科举之路走下去。1878年，唐才常与比自己大两岁的谭嗣同结交，从此成为至死不渝的密友。1887-1891年，他在长沙校经书院和岳麓书院就读于欧阳中鹄。欧阳是当时一位倾向变法的人物。
在当时社会上正在兴起的改良思潮和师友们的影响下，唐才常在甲午战争前就已怀有变革的愿望，曾和谭嗣同商议在浏阳进行变法，“以一邑为新中国之萌芽”。但他正式转变为资产阶级改良派人物，则是在甲午战争之后。甲午战败给唐才常以巨大刺激。他痛斥《马关条约》“非是和倭，直是降倭；奸臣卖国，古今所无”，并痛恨清朝的一些守疆大吏“暮气已乘”，为中国的前途深切忧虑。
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在甲午战败后掀起了变法运动，组织学会、设立学堂、创办报刊，宣传维新，影响及于全国。 唐才常当时在武昌两湖书院读书。在甲午战败和维新运动影响下，他很快由封建士子转变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他通过课卷、书信等，表达了对许多问题的改革意见。例如在军事上，主张“仿泰西之法，参古人精意”，汰制兵，修军政，在各州县设武备学堂等，以增强国防，洗刷国耻；在经济上，要求清政府让民间自由创办各种厂矿，并采取诸如设工艺学科考士、实行注册等政策和措施，来推动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以对外资侵略“抵制于无形”。同时，他力主废除“时文、帖括之业”，而“广立天文、算学、武备、舆地、格致诸科”，派遣留学生和亲王大臣出国游历，了解外国，学习俄、日变法经验，等等。
这表明唐才常已开始转变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了。但从他还只着重在军事、经济、文化的具体改革，而尚未明确主张政制的变革看，又说明他的改良思想体系尚未最终形成。唐才常改良思想体系最终形成，是在他回湖南参加变法实践之时。1897年初他回到湖南。那时，在巡抚陈宝箴等倡导、支持下，湖南已陆续举办了一些新政。唐才常一回来就受到陈宝箴器重，被委参加各项新政的筹划。
他先后参加的新政活动主要有：协助江标创办《湘学新报》（后改名《湘学报》），并任主笔；参加筹办时务学堂，并任分教习；和谭嗣同等在长沙设立具有地方议会性质的南学会，并任其中的议事会会友，参与各项新政的领导；和熊希龄等创办《湘报》，并兼任主笔；“与黎少谷、欧阳自耘诸同人，倡办群萌学会于浏阳”（这也是一个“学会而兼议会”性的组织），等等。在参加以上新政活动同时，唐才常还为了扞卫新政而与顽固派的疯狂抵制作了坚决斗争。
变法运动在湖南蓬勃开展，特别是应邀来湘任时务学堂总教习的梁启超放言宣传变法，抨击时弊，鼓吹民权、平等之说，而唐才常等则“承其流风，肆行狂煽”，当地顽固派疯狂攻击梁、唐等的言论，是比“强邻之窥逼”还危险的“大患”，群起鼓噪，百般抵制。一度“同情”维新运动的张之洞，也出面攻击和禁止民权、平等诸说。这时，湖南新、旧冲突异常激烈，一部分参加维新活动的人畏难欲走；而唐才常却与谭嗣同一起，对顽固派“横目相仇”，立志“辅其蛮力于四海，不胜则以命继之”，并再三挽留畏难欲走的同伴。顶住了反新政的逆流，为湖南维新运动的继续开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这期间，唐才常还在自己任主笔的《湘学报》和《湘报》上撰写发表了许多论文，积极宣传变法，并形成和发展了自己的改良思想体系。 他认为当时处在列强虎视眈眈下的中国，只有赶紧变革，才可免于亡国。他从各国兴衰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写了《最古各国政教兴衰论》、《各国种类考》等文，总结出“尊新必盛，守旧必亡”的历史教训；同时又宣传汉族是“神明之族，衣冠之胄”，只要发奋改革，定能起衰为强。在当时中国面临亡国之祸、多次反抗均遭失败的情况下，这些宣传是有积极意义的。
同康有为等人一样，唐才常还用进化论解释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认为地球从形成到万物的产生、演变，人类从野番部落到“人世界，而多君，而一君”，都是“日新而不已”的过程。从历史教训和进化论出发，唐才常针对中国的内外形势，进一步提出了各项变法主张。关于军事，他继续主张改革兵制、整顿武备，具体包括汰旧军，编新军；创设“韬略院”培养军官；设立海军统一指挥机构，配修船炮、工事，等等。
关于政治，他此时赞美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为“太平之公理，仁学之真铨”，要求政府“易官制以泰西为准，开国会以日本作则”，并痛斥秦代以来的封建专制为“孔教孽派”，千年“大痈”。在两湖书院时，唐才常还以中国“风气未齐，人心多惑”而反对“骤开议院”，而现在，他却把目光投注到改革政治制度这个更为重要的问题上来了。他的脚步，是随着时代潮流前进的。在社会改革方面，唐才常提出禁止妇女缠足，禁止封建苛刑和封建迷信的“强种”三措施，把对人民疾苦的同情与变法的理想结合起来。此外，他继续反对科举制度。
以上是唐才常投身湖南维新运动期间的积极活动和思想，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他此时的变法思想都比前期有了发展，说明在参加维新运动的实践中，他的改良思想体系最终形成并发展了。 但唐才常终究是个改良主义者，他对外国侵略者、清朝统治者和人民斗争的认识，一直存在十分严重的弱点和错误。他虽想通过变法救亡图存，具有爱国思想；但同时又强调要与各国“开诚布公”，实行中外全面的“通”、“融”，把中国人民的反帝活动视作“挟忿寻仇”之举，大肆宣传“今夫天之生人，无域无界，善承天者，必先融界域之见，始能治国平天下”。在世界已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后，古代那种老死不相往来的政策当然已要不得，唐才常的理论有打击顽固派闭塞固执的一面；但他不顾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中外关系是不平等的基本事实，不顾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一味宣传“融界域之见”，显然是荒唐的。1898年春，正在列强掀起瓜分狂潮时，他还发表《论中国宜与英日联盟》，主张“联日以联英”，主张与日本“无弗通”。并在《论兴亚义会》中，提出“急聘”日本人来湘任各学堂的教习，将全省煤铁、机器制造各业公诸日人等“长策”十条，这简直要把湖南奉送给日本作殖民地了！同时，他还力主与白种人“通种”，当作黄种人存亡强弱的关键。
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唐才常对外国侵略者的幻想和政治上的软弱，也一般地暴露了改良派思想上的矛盾：他们希望变法图强，却十分害怕帝国主义，不敢提出反帝要求，因而幻想用“开诚布公”和“通”、“融”达到与帝国主义妥协，甚至取得其对变法的帮助。当然，这些幻想的产生，也同某些帝国主义分子的拉拢、欺骗有一定的关系。
唐才常虽然痛斥了秦以来的封建专制统治，但不仅从未直接抨击清朝的统治，而且还经常为清朝歌功颂德，诸如“本朝历圣相承，超唐轶汉，通君民之权，破中外之界，拓种教之仁，觥觥皇猷，人天同忭”，责怪“自开国以来，未有通明政学、斟酌古今之大臣，赞襄盛美”，把封建专制主义达到顶峰的清朝说成“通君民之权”，把对外屈服称作“破中外之界”，完全颠倒了黑白。甚至歌颂“圣清受命，仁德如天，网罗大弛，士气宽和”，把苛政说成善政，把清朝的统治说成“受命”于天。多么卖力地在维护清朝的统治啊！这类歌颂，也不同程度地出现在其他改良派人物的言辞中，这都明显地暴露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政治上的极端软弱。与此适成对比的是，唐才常对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始终抱着敌视态度。在他的笔下，太平天国起义是“大盗移国”，而曾国藩等则是“戡定大难，旋转坤乾”的英雄，甚至对清朝前期残酷的文字狱中的受害者，他也要加以攻击，说吕留良“惑世诬民”，曾静等人“大张其叛逆之焰”。这些都暴露出他反对“犯上作乱”、维护清朝统治的政治立场。
改良主义者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严重幻想和妥协，对人民斗争的敌视，都是其阶级本质决定的。从唐才常身上，可以看到变法失败的必然命运了。
二
戊戌变法的失败给唐才常以沉重的打击。他原来以为，“合地球全局观之，变之自上者顺而易，变之自下者逆而难”，对于光绪帝的下诏变法充满幻想。如今，这幻想被无情地粉碎了，连他二十年来最亲密的朋友谭嗣同，也遭到惨杀。这一切，不但使他对政变祸首西太后及其一伙十分痛恨，他还在一首诗中说：“迩来二百五十载，蚩蚩牛马劬且贫。嗜愚甘鸠波绵毒，胡人窃取如醪醇！”如前所述，唐才常曾给清政府献上过“圣清受命”的颂歌，现在却说是“胡人窃取”了？
这表明，他在政变刺激下，已开始有了“反满”的思想，这说明他在政治上又前进了一步。 但是，唐才常背着因袭的重担。他虽有了“反满”思想，却仍同“圣清”在感情上藕断丝连，直到1900年初，仍在准备“上半年捐内阁中书，为将来办事地，有款则再捐他职”。特别是对下诏变法、且在政变前夕曾命他赴京任职的光绪帝，他更是难忘其知遇之恩，决心“誓死以报之矣”。
戊戌政变后的唐才常，就处在这样的矛盾之中：既痛恨西太后及其操纵的政府，有了“反满”思想，又未能同这个自己不久前还对之颂扬备至的清统治最终决裂。就怀着这样矛盾的心理，他从政变以后到1899年秋冬前，曾在海外，主要是日本，活动了约半年时间。 那时，已成为保皇派的康有为、梁启超也在海外，他们创办报纸、学堂，成立保皇会，猛烈抨击“逆后”及其一帮当权的顽固派，大肆吹捧光绪帝的“圣德”，在日本华侨中有很大的影响。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那时也以日本为主要的活动基地。从政治上说，孙中山在甲午战争时即已走上反清革命之路；但在思想上，革命派此时尚未与改良派划清界限。在同两派都有密切关系的一些日本人力促下，两派进行过多次关于合作的商谈。
唐才常就在这时到日本活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为他提供了同时与两派联系的机会；而他自己思想上保皇与“反满”的两重性，也使他愿意和希望同时与两派接近。所以，他既同梁启超“数数往来”，又同革命派商讨在长江和湖粤各地起兵反清之事。经过奔走，“各方咸为之用”，即取得了革命、保皇两派的共同支持。
义和团运动高潮兴起后，革命、保皇两派都派人回国活动。革命派决定在长江、珠江两处同时发动武装斗争。孙中山主持珠江方面，长江方面则派吴禄贞、傅慈祥主持。保皇派方面也派唐才常携款二万元，回国到长江流域发动勤王武装。革命派得知后，派毕永年与唐才常联系，唐同意合作，于是吴禄贞、傅慈祥、毕永年与他一道回国到长江流域活动。唐才常从思想到行动都带着两重性：他思想上既保皇又“反满”，行动上既受命于保皇派又与革命派携手。在那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成了保皇派和革命派争相加以利用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