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立宪派到浙江都督
汤寿潜还是清末着名的立宪派代表人物之一。
1906年9月1日，清政府下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正式敲响了“预备立宪”的开台锣鼓。
用君主立宪制代替君主专制制度，是从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到戊戌维新派多年来的要求，也是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历程上走过的一个重要阶段。经过几十年的千呼万唤，现在清政府终于宣布要准备采用君主立宪制了，这使得那些具有维新思想的士绅和一部分官员深感欣慰，寄予很大的期望，汤寿潜也不例外。
这时，两广总督岑春煊派人到上海联络张謇，表示支持其成立立宪团体。张謇联合了汤寿潜等江浙闽等地绅商200多人，于12月16日在上海成立了“预备立宪公会”，推举岑春煊的亲信郑孝胥为会长，张謇、汤寿潜为副会长，张元济、沈同芳、李钟钰、王清穆等18人为会董，在静安寺路54号设办公的事务所。在《简章》中，宣称以1906年清廷谕旨中说的“发愤为学，合群进化”作为宗旨。“预备立宪公会”成立后，积极推动清廷加快预备立宪的步伐，要求早日召开国会。1908年7月，汤寿潜和郑孝胥、张謇等联名，两次发出请速召开国会电，要求清政府“以两年为限”，正式召开国会。
清廷鉴于立宪派的一再敦促和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被迫在1908年定出以九年为期正式实行宪政，继而又于1910年缩短“预备”期限，定于1913年召开国会。在此期间相继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成立各省咨议局和中央的资政院。但由于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原本只是为了欺骗舆论、消弭革命，并不诚心实行宪政，所以1911年5月8日它所成立的所谓“责任内阁”，在13名正副总理和各部大臣中，竟有9人是满洲贵族，其中7人是皇族，被人们称之为“皇族内阁”，暴露了清政府“预备立宪”的骗人本质。汤寿潜立即与张謇、沈曾植、赵凤昌等人联名致电载沣，要求改组皇族内阁，重用“汉大臣之有学问阅历者”组阁，但被载沣拒绝了。至此，汤氏等对清政府已完全失望，看清了它必然很快垮台的结局，不愿再为它的命运去操心。不久，武昌起义爆发，浙江革命党人继湖南、上海等地之后，于11月5日在杭州起义，一举光复杭州，几天之内，全省其他地区也很快光复。
还在起义之前，浙江革命党人就已初步商定了起义以后浙江新政权（军政府）首长即都督的人选。综合一些参加杭州起义的人后来所写的回忆，其大致经过如下：起义之前几天，在杭州的革命党人顾乃斌、朱瑞、黄元秀、禇辅成等十几人，在顾乃斌家商议，朱瑞提出由禇辅成担任浙江军政府都督，但禇辅成认为：“东南及江北各省均在观望中，吾省宜推一员有重望者担任，方足以资号召，革命较易成功。汤寿潜先生为沪杭甬铁路争回自办，众望所归，堪膺此选。”这个建议得到与会者同意，即决定由禇辅成负责与在上海的汤寿潜接洽。11月2日，因起义在即，禇辅成请那时已倾向革命的浙江咨议局副议长陈时夏前往上海，去迎接汤氏回杭。11月5日凌晨，杭州起义开始，当天早上，沈钧儒、陈黻宸、马叙伦等商量后，由马拟了“请即回杭”的电报，三人具名，由马带去拍发，催汤速来。下午3时多，汤氏在陈时夏等陪同下，专车到达杭州，各界当即在咨议局集会欢迎，再当场推汤为都督。11月8日正式发表，汤即就任于梅花碑旧劝业道署内新成立的都督府。
以上经过情况充分地证明了：汤寿潜担任浙江军政府第一任都督，是出诸革命党人的预定和正式相邀。而从汤氏方面来说，清廷“预备立宪”骗局的彻底破产和他在建路、保路中的经历，均使他在武昌起义前即已对清政府完全失望，而武昌起义后的形势也已确定无疑地表明清政府的统治已无可挽回地走向崩溃，这些是他能够接受邀请担任都督的思想基础。此外，他希望用自己的影响来减少杭州旗营的对抗，以免杭城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也是他接受邀请的一个重要原因。
他在到杭之后几天写给赵凤昌的信中说：“此次返杭，明知火坑。以杭有旗城，可四五千人。若一相搏杀，伤必相当。坐见万人将流血，乌能无动？”为什么他自信只要他到杭任职就能减少旗营的对抗呢？这是因为当时杭州旗营的实际掌权人、协领贵林，积极参加过苏杭甬铁路的保路斗争，与汤早有交情，对汤氏很信赖。11月5日下午当汤氏到杭时，贵林正以旗营代表人身份在与起义军洽降，双方相持不下，汤氏一到，“贵林便站起来大声说：‘汤蛰老来了，只要他一句话，我无不从命。’
汤先生坐下，就看投降条款，汤先生开口就说‘好’，便先签字了。……
会议就此结束”。可见，由汤寿潜担任都督，对于减少对抗和损失，是有一定作用的。张謇《汤蛰先先生家传》和蔡元培《汤沛恩传》，对此都特予肯定，如蔡元培说：“辛亥鼐革，浙人争拥蛰先为都督，蛰先疑不可。
时满汉猜狭久，杭州故有驻防，几酿大衅，非蛰先莫能解。”
从汤寿潜任职的经过和原因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以往有的史着责备他“攫取”了浙江都督之职，是有失公允的。就任浙江都督后，汤寿潜即任命周承为浙江水陆军总司令，朱瑞为协统兼陆军小学堂监督，周、朱二人都是参加杭州起义的新军军官和革命党人。汤寿潜还发布命令：免征全省钱粮、厘金一年；各米商须以平价出售粮食；整顿巡警，保护外人在浙的生命财产安全。还派人慰问在杭外国领事馆、教堂、教士；派人查明起义中死伤的军民人数和事迹，以便据情予以奖励和抚恤。在当时新旧交替之际，社会秩序混乱，一些不法之徒乘机行劫，汤下令“严密查拿，分别正法”。为了攻克清朝顽固分子张勋等人死守的南京，以稳定东南大局，推动革命形势前进，汤寿潜批准了由朱瑞等人率领浙军4000人开赴江苏，与苏、沪各地派去的军队组成江浙联军，参加攻占南京的战斗，并嘱浙军归江浙联军总司令徐绍桢指挥。
那时袁世凯所部北洋军，在冯国璋指挥下急攻武汉，“首义之地”形势危急；而北方很多省，尤其直隶一带尚在清政府统治下，为此，起义各省纷纷组织援鄂、北伐队伍。汤寿潜也批准浙江军界组织人马，去参加援鄂和北伐，并“照会筹饷各绅，尽力劝募”，为援鄂、北伐提供经费；又令测绘学堂制图科的学生，速绘淮北以上沿江沿海要道形势；考取军事侦探65名以收集情报，等等。以上这些措施，总的说都是有利于巩固革命、夺取最后胜利的。
但是，汤寿潜对涉足宦海早已缺少兴趣，加以他本非革命党人，对于新政权所遇到的种种棘手问题和困难，他也无力解决，因此，他“感于日后一切应付不易，遂借内外政务及筹借商款名义，时往还上海，驻杭之日不多，以军务付之周承，民事付之褚慧僧（按：即禇辅成），财务付之高尔登”。
随着武昌起义后各省相继光复或独立，迫切需要成立中央机构。
为此，汤寿潜与江苏都督程德全，邀约上海都督陈其美，于11月11日联合通电起义和独立各省，提议召开各省代表会议。通电首先指出：“共和政治已为全国舆论所公认，……美利坚合众之制度，当为吾国他日之模范。”从早年写《危言》到后期参加立宪活动，汤寿潜始终不渝的理想之一便是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度；在武昌起义、民主共和已成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时，他能适时地跟上这一时代潮流，真诚拥护民主共和制度。他即在这类公开电报上如此鲜明地表示自己的立场，也在私下给友人信中作如是主张，如他曾写信要在沪的赵凤昌联络他早年任青阳知县时结识的上海法国天主教主教，请其运动法国政府承认中国的民主共和，认为“法亦民主，能与美同时承认，他国宜不至为梗，庶中国从此不亡”。应该说，汤寿潜这种态度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在首先表明了中国应仿行美国的民主制度之后，汤、程等建议各省派代表到上海讨论成立临时政府问题。这个倡议得到各省的积极响应。
1911年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克南京后，汤寿潜即往上海，与到沪各省代表共商成立临时中央政府和选举大元帅事。那时孙中山尚未回到祖国，各省代表开始大都主张由黄兴出任大元帅，汤亦同样主张。据蔡元培回忆：“我因为听说黎（元洪）先生本来不赞成起义的，又那时候很有与北军妥协的消息，深得举黎不妥，特地到汤蛰仙先生处，同他磋商，适章太炎先生亦在座，详细讨论，彼等亦赞成我举黄的提议。”章太炎在其《自定年谱》中也对此有所论及，他说：“诸代表……决推黄兴为大元帅，余曰：‘武昌先起，今处黎督何地’，乃推黎元洪为副元帅。”但是，过了十几天，当代表们在南京复议时，有人——尤其是江浙联军中的一些军官强烈反对举黄兴为大元帅，汤寿潜还受到他们的指责，陈英士为此愤而离宁回沪，这时黄兴也表示不愿担任大元帅。在这样的情况下，经章太炎等人的相劝，汤寿潜同意做各省代表的工作，让他们改推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黄兴是仅次于孙中山的革命党领袖，黎元洪则是武昌起义时持反对立场的清朝高级军官，在今人看来，黄、黎二人不可相提并论，举黄还是举黎是一个原则问题，但因为当时黎占了“首义之区”的有利地位，黄则相反地背上“汉阳败将”的名声，而那时人们党派分野并未划得十分清楚，所以对于究竟推黎还是推黄，是不能以今人之认识去论当时人之是非的。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3日，公布了各部总长、次长的名单，汤寿潜就任为交通总长。但他致书南京表示推让。他说自己以往投身社会活动，是“为拯民，不为取位”，现在民国刚成立，“宜崇廉让、抑贪竞、荡涤污俗”，因此自己决定不受新职，“去以明志”，做出个样子。这些虽属冠冕堂皇的“官”话，却也是他不乐仕宦的内心表白。所以，在1月15日交卸了浙江都督之职后，汤寿潜并未履任交通总长之职，他来到上海，停留了半个多月，在此期间加入了由章太炎、张謇等人组织的“统一党”，任该党参事。2月9日，孙中山改派他赴南洋劝募公债，以济民国临时政府财政之急，便束装离沪出国了。
在汤寿潜出国期间，袁世凯已在北京建立了中华民国的新内阁，将汤排除在外，4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交卸了临时大总统之职，中华民国完全落到袁世凯统治之下。5月，汤寿潜由南洋回到祖国。袁世凯意欲笼络，特邀汤北上赴京。但汤氏对袁一向厌恶，早在清末袁氏任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时，汤就曾弹劾他“树党弄权，居心叵测”，请朝廷“立即罢黜，以杜隐患”。1909年1月袁世凯被清廷赶下台后，汤又于同年11月向摄政王载沣面陈：“愿朝廷勿再用袁世凯。”所以，汤寿潜这时也拒绝袁的邀请，不肯北上。此后，汤“唯以优游晦迹，不欲复闻世事”，除了1912年6月浙江铁路公司坚请其复任总理，他力辞不获应允而于8月1日复职（改称理事长）之外，再也没有在袁世凯统治下与闻政事了。
1917年6月6日，汤寿潜病逝于家。在上一年他已立下遗嘱，要其两个儿子“亲农贾之业，勿慕仕宦。吾终之后，敛用野服，勿称故官，毋赴于位，毋受赙赠，在位者苟以追饰之礼相加，勿受也”。其淡泊于利禄之心情，至此时仍溢于言表。此前，由于浙江全省铁路改归国有，民国政府以汤寿潜在主持修建浙江铁路中的突出劳绩，赠给二十万银元，此款由其子悉数捐献给浙江省教育会，用以发展浙江的文化教育事业，后用于建造浙江图书馆。
汤寿潜一生除了写有《危言》问世外，还着有《三通考缉要》问世，另有《尔雅小辨》、《说文贯》、《理财百策》等未经刊印。在有关汤寿潜生平的评述中，还有一件重大的悬案须加以澄清，这就是关于他是否参与杀害秋瑾的问题。由于兹事体大，又扑朔迷离，需用较多笔墨说清，因此，我将另文予以剖析（见《汤寿潜与“秋案”关系析》）。
原载《汤寿潜史料选辑》（政协浙江省萧山市委员会1993年版，第1-1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