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因为他怀有强烈的爱国爱民之心和由此而产生的对国家、民族的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在《兴中会宣言》里说，当时我们“堂堂华国，不齿于列邦”，他对此感到极其痛心，决心号召志士仁人起来救国救民，“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庶我子子孙孙，或免奴隶于他族”。何等强烈的爱国热情，何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在辛亥革命中地位仅次于孙中山的黄兴，以及蔡元培、章太炎、宋教仁、陶成章等杰出的先贤们，也都是为了同样目的才从四面八方奔集到革命行列中来的。例如黄兴，是怀着“功不必自我成，名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不居”的思想投入革命的。不为功，不为名，即便革命成功了也不要地位、名利，唯一就是为了救国救民，振兴中华！他参加革命后，实际主持了从1907年到1911年的多次起义，每次都以必死之心身先士卒，奋不顾身。
又如陶成章，为了联络浙江各地会党以发动起义，于1904年2月13日由日本回到杭州，这天已是农历十二月二十八日。与他同行的魏兰劝他：“杭绍相隔一水，先生何不归里一游？”陶成章何尝不想去阔别已久的故乡、与杭州只有百里路程的绍兴过年，与家人团聚呢？但他想到的是“‘情’字难却，一见父母妻子，即不能出矣”，便克制感情，在杭州过年后匆匆上路去浙西各地。魏兰后来写到这里，不胜感慨地说：“其热心国事有如此者！”再如章太炎，因他经常不顾一切安危得失地与敌人拼斗，被一些人说成有神经病，而他对此却不但不介意，反而很高兴，公然“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因为革命者“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现面前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他表示自己在任何艰难困苦面前决不懊悔，“凭你甚么毒剂，这神经病总治不好！”多么坚定的革命之志！
孙中山先生1909年在一封信里说：“我之初意只在赴大义，行宗旨，而与共事之同志亦无不如此。”这是对他自己，以及黄兴、章太炎等公而忘私、一心为革命救国的很好概括。 锲而不舍、百折不挠的斗争韧性，是不少辛亥先贤的又一可贵品德。杰出的青年革命家陈天华，在脍炙人口的《警世钟》里，号召全国人民：“各国若想瓜分我国，二十岁以上的人不死尽，断不任他瓜分。万一被他瓜分了，以后的人，满了二十岁，即当起来驱逐各国。一代不能，接及十代；十代不能，接及百代；百代不能，接及千代！”这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顽强斗争精神，真是我们民族的脊梁，富有这种精神的民族，是永远不可征服的！孙中山先生以自己的言教身传，就在这方面作出了表率。他从1895年组织广州重阳节起义不幸失败后，受到清政府通缉，国内已无立足之处，乃被迫逃亡海外，十几年间周游欧美、日本各国，虽历尽艰辛险恶，革命之志却一日未变，所到之处，都热情地向华侨宣传革命。那时风气未开，应者寥寥；至于国内的社会风气则更加闭塞：“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
但孙中山毫不泄气，以百倍的努力继续到处进行革命的宣传、组织工作，到1900年10月，又派郑士良发动了惠州起义。这时，由于经过五年坚韧不拔的宣传，特别是整个国内形势的重大发展，人们对革命党人的态度终于有了巨大变化：“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进入20世纪后，革命形势飞速发展，孙中山也完成了其革命与建国的理论三民主义的创立，从而更系统、有力地宣传和组织革命，加快了武装起义活动，仅1907年到1908年的两年间，他就与黄兴等人发动了两广、云南的六次起义，1910年又组织了广州新军起义。可惜所有这些起义都失败了。接连不断的失败很易使人泄气，也确有一些革命党人，例如汪精卫，对革命的前途充满悲观，但孙中山先生却越战越顽强。他这时国内回不了，中国周围的越南、日本等国和港英当局也都禁止他入境，他就一面“将国内一切计划，委托于黄克强、胡汉民二人”，自己则到美洲等地向华侨募捐以购买武器等物品，一面召集同志鼓励他们坚持到底：“一败何足绥，吾睘之失败，几为举世所弃，比之今日，其困难实百倍。今日吾辈虽穷，而革命之风潮已盛，华侨之思想已升，从今而后，只虑吾人无计划无勇气耳！”终于坚定了众心，经分头积极准备，发动了1911年4月27日的广州起义，即“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役”。这次起义虽然又失败，但不到半年，终于爆发了武昌起义，一举推翻了清朝。正如孙中山先生后来所追述的：“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用能鼓动风潮，造成时势。卒赖全国人心之倾向，仁人志士之赞襄，乃得推覆专制，创建共和。”可以肯定，如没有孙中山等先贤们顽强坚韧的奋斗精神，就不会有辛亥革命，清朝和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腐朽统治还会继续延缓，继续阻碍中国社会的进步。
马克思说过：“不管资产阶级社会怎样缺少英雄气概，它的诞生却是需要英雄行为、自我牺牲、恐怖、内战和民族战斗的。”为了推翻清朝，创建资产阶级共和国，用建立资产阶级社会制度使中国得到振兴，辛亥革命中涌现了大批视死如归的烈士，他们在壮烈牺牲前想到的仍然是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他们表现的英雄行为、自我牺牲精神，感人至深，是辛亥先贤们树立的又一个光辉典型。1907年2月，禹之谟就义前写了《致全中国国民书》，说：“禹之谟正告同胞曰：身虽禁于囹圄，而志自若；躯壳死耳，我志长存！”同年7月，徐锡麟因安庆起义失败被捕，在受审时他坦然告诉敌人：“我畜志排满有十余年，今日始达目的……
你们杀我好了，将我心剖了，两手两足断了，全身碎了……”在受剖心残杀时，他依然“神色自若”，以至连敌人也为之胆寒！与徐锡麟合作举事的秋瑾，是出身仕宦之家的贵妇人，但她不恋锦衣玉食，抱着“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的心情，从日本回国后投入革命，当失败被捕、受到严刑逼讯时，她始终对革命党的机密“坚不吐供”，在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遗言，以表达对祖国和民族命运的深切忧虑，对革命未成、壮志未酬的深深遗憾后，血洒轩亭口。至于参加1911年4月广州黄花岗之役的革命党人，几乎都是抱着必死决心赴阵的，“死者七十二人，无一怯懦士”。英勇战死的方声洞事先写信给其父表示：“男儿在世，不能建功立业以强祖国，使同胞享幸福，奋斗而死，亦大乐也；且为祖国而死，亦义所应尔也。”心中只有祖国、同胞，而无自己，把自己完全交给了革命事业。起义失败后被捕的李德山和喻培伦，一个在临刑时痛斥清吏：“大丈夫为国捐躯，分内事也！我岂不能致富贵者？ 特不能如汝辈认贼作父、不知羞耻耳！”一个则在受审时慷慨陈词：“学术是杀不了的，革命尤其杀不了！”他们就这样为了国家、民族，为了理想而壮烈地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两千多年前，孟子说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辛亥革命的先贤们上述种种品德证明，他们不愧为这样的大丈夫，他们为我们中华民族增添了光荣。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辛亥革命的先贤们并非圣人，且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因此，他们身上当然也有这样那样的弱点或不足。虽然不少人为革命不怕艰难困苦、流血牺牲，但作为一个整体，革命派存在着诸如不敢彻底反帝反封建、不能广泛动员群众等弱点，以致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绞杀下辛亥革命夭折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最后历史地落到了中国近代无产阶级身上，由中国无产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更加英勇、激烈和长期的斗争而终于胜利完成。“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抚今追昔，我们缅怀辛亥先贤们的崇高品德和业绩，更加热爱社会主义的祖国，对祖国的明天更充满了信心！
原载《浙江学刊》1991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