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月之
这是一篇让我倍感沉重的序言。文集汇编时,郑老师嘱我作序。
收到文稿时,郑老师已撒手西去。嘱序作序,旬月之间,已是天人永隔。
回念及此,不禁悲从中来,历历往事,顿现眼前。
我与郑云山老师的因缘基于陈旭麓先生。他是陈先生在60年代初的研究生,毕业后留校执教,是陈先生的重要助手,与陈先生一起教书、编书、撰文、下乡搞“四清”,直到1973年才调离华东师大。我是“****”后考入华东师大的。论学问资历,他是我的师辈,论师门之谊,他是我的师兄。我总习惯称他老师,他总强调仅是师兄。我已记不清我们交往始于何时,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见他面以前,已闻名久矣。陈先生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心情不快时,常会念叨郑云山的名字,说是假如郑云山不调走,情况可能会不一样。从那时起,我就知道郑老师在陈先生心中的分量。陈先生在世时,我与郑老师在业务上有许多联系,共同商量研究项目,共同参加会议,多与陈先生有关。陈先生去世以后,我与郑老师见面谈话,中心议题也总离不开陈先生。
郑云山老师是中国近代史领域里眼界开阔、功力深厚、学风严谨、卓有成就的着名学者。他对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等诸多专题都下过功夫,发表过一大批很有影响的论文。其中,关于戊戌时期改良派政治态度的矛盾分析,维新派民权思想特色剖析,义和团扶清口号的思想基础梳理,孙中山对“****论”的批判,浙江人文环境与章太炎“反满”思想之关联,或创榛辟莽,发前人所未发,或推陈出新,在前人基础上拓展推进,均言而有征,论有新见。他对于学术界普遍关注的宏观问题,予以高度重视,不时参与讨论,比如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近代中国国民性问题,近代民主思想问题,他都综核众说,融会贯通,参以己见,成一家之说。郑老师论史,每每视角独特,发人深思。太平天国历史曾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成果多,挖掘深,要将其推向前进难度很高,郑老师独辟蹊径,从人才问题入手,对比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与湘军首领曾国藩在这方面的差异,指出曾国藩在战役指挥方面,才能未必强于洪秀全,但是,他在重才、识才、用才、育才、荐才方面,相当高明,远在洪秀全之上,这是曾胜洪败的重要原因。所论广征博引,条分缕析,丝丝入扣,令人信服。
郑云山老师是浙江人,他熟悉这片土地,热爱这片土地,极端重视搜集、研究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文历史,取得了学界公认的突出成就。他对于秋瑾、汤寿潜、王金发等浙江名人的研究,搜罗广,挖掘深,考证细,思虑密,立论允当,其成果为学术界广泛征引。他撰写的《秋瑾》传,史料史识,都代表了中国学术界研究“鉴湖女侠”的最好水平,获全国爱国主义优秀历史读物奖。他对于汤寿潜与秋瑾案关系的辨析,推翻了延续八十多年的陈说,为汤寿潜洗刷了冤屈,为历史求得了公正,《辞海》有关词条采用了他的成果。他关于王金发在辛亥前后史实的考订,为全面、客观、公正地评价王金发历史地位打通了道路。他参与主编的《浙江近代史》,参与搜集、整理的诸多浙江史料,为全面了解浙江近代历史、梳理浙江文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郑云山老师学问优秀,道德高尚。他对待老师,相当敬重,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华东师大陈旭麓、郭圣铭等老师对他的帮助。特别是对陈先生,他敬之、爱之、助之,尽一切可能帮助老师分忧解难。为作此序,我重读了陈先生与郑老师的三十多封通信。他们谈学问,谈人生,谈国家大事,谈身边琐事,也送礼,也借钱,絮絮叨叨,一片至诚,喜怒哀乐,毫无掩饰,那是心与心的交流,情与情的交融,堪称恩师爱徒的典范。郑老师对待学生,视同子女,一片赤诚,授业、解惑,更重传道。我曾不止一次受他嘱托,帮助他的研究生,查找资料,解决难题。他对待朋友,襟怀坦荡,乐于助人。我每有问题问他,他总是有问必答,热情相助,毫无保留。我有着作出版,呈送请教,他在鼓励之余,对于存在的问题,也都认真指出,大自观点的提炼、史料的征引,小至错别字与标点符号。多年来,我一直视他为诲人不倦的老师,难得的益友与诤友。
哲人已逝,德业永存。这本论文集是郑老师的一批学生奉献给老师的孝心,是对老师的感恩,也是对郑老师最好的纪念。书中许多高见卓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将会继续造福于学术界。在这个意义上,郑老师已是不朽。
2008年9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