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西伦理学史上看，道德的起源问题一直吸引着伦理思想家们为之着书立说、孜孜以求，它构成伦理学史上最重要和最根本的问题之一。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显然在于，人们只有真正把握了道德的起源问题之后才可能关注伦理学的其他一系列问题。而且，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角度理解，道德起源问题显然与伦理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休戚相关。因此道德起源问题的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道德的起源之谜
道德和人类社会一样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但道德是何时发生的？
它存在的根据是什么？它为什么会发生，以及它发生的最初情形是怎样的？
这些问题就像“司芬克斯之谜”一样困惑着许多研究者。不同时代、不同文明区域的伦理思想家们对道德的起源问题可谓众说纷纭。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学说作为对以往伦理学的根本性超越，其超越性也同样体现在对道德起源问题的真理性揭示上。
1.道德起源问题上不同观点的纷争
如果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创立为一界线，那么可以说，在马克思唯物史观创立以前，对道德起源问题的阐释，伦理思想家们大致有如下三种不同观点的纷争：
（1）超自然的起源理论。这种理论把道德的起源归于某个或某些比人的存在更高级，从而也更神秘的超自然的存在物。道德起源问题上的超自然理论认为，道德是从有意志的“神的启示”中引申出来，或者是独立于人类现实世界之外的“彼岸世界”的超自然存在物的显现。在这种理论看来，古希腊罗马人的“神”、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耶和华（即上帝）及伊斯兰教中的真主安拉、印度教的婆罗门、佛教的佛祖等等都是道德的本原根据。在柏拉图等一些古希腊伦理思想家那里，道德的起源虽不被归于神或上帝，但却被归之为神秘的实体存在——“理念”（idea），道德是“理念”的最高形式，是善的“理念”的衍生物。超自然的起源理论认为，神（上帝）或“理念”之类的神秘存在本身就体现了道德上的善，它能启示人们什么是正确的善，什么是错误的恶。人们心中的道德观念就是对这种超自然存在物的接受和感悟的结果。人们要有道德，就必须无条件地皈依和遵循这些超自然物所规定的原则、规范、戒律和训条。否则，就是不敬和不道德，并会因此受到现世或来世的惩罚。与此同时，人们如果信奉超自然物之外的原则，也是不道德的。因为在“上帝”、“真主”、“神”以外不可能有道德的来源。
据说耶稣出生在拿撒勒城里，母亲还是童身时受圣灵感动怀孕生下了他。耶稣十二岁的时候，他第一次和父母去耶路撒冷过逾越节。节日过后他没有跟父母一起回家，而是独自在圣殿里，与一群文士和律法师对话。对于文士和律法师们提出的问题，耶稣对答如流。在场的人听了耶稣的回答，个个点头称奇。耶稣三十岁时终于离开家乡来到约旦河边，接受洗礼。接着耶稣在旷野里度过了四十天不吃不喝的生活，并且战胜了魔鬼撒旦三次的引诱。随后耶稣开始招收门徒，传播神的启示。后来他遭犹大出卖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七天后，耶稣“复活”。他的门徒从此更加坚定了对上帝的信仰。“上帝存在的道德论证”（moralargument for theexistence of God）也因此被后人信奉不移。
在中国古代，把道德起源归之于超自然存在的伦理思想家们，通常是以“圣人”、“先王”或“天道”之类的存在来解释道德的起源和依据的。所以先秦就有“以德配天”、“天命靡常”、“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说法。在《尚书·汤诰》中更是有“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的记载。所以汉代董仲舒称：“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2）自然起源理论。在道德起源上的自然起源论者认为，道德一开始就以某种形式蕴藏于自然界之中。譬如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就提出“逻各斯”的理论，认为在自然界最基本物质——火之特性的“逻各斯”中便已内含了道德的普遍原则和人人遵从的共同法则。尔后的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也从自然界“原子”的运动中推出了自然主义（naturalism）的伦理道德理论。
自然起源理论更大量的表现形式是一些思想家从人的自然本性中推出道德的起源。譬如休谟在其《人性论》中就有“自然德”（naturalvirtue）的概念。在他看来，“自然德”不是人为培养的，而是人性中自然生成的。在文艺复兴之后的诸多伦理思想家如卢梭、爱尔维修、霍布斯等人那里可以找到大致相同的观点。尔后的费尔巴哈堪称是自然起源理论的典型代表。费尔巴哈的伦理学是人本主义的。他认为人从本质上讲是利己主义的，但这个利己主义又必然是一种合理的利己主义，因为每一个人自然地能同时意识到别人的存在，因而实现自己的利己心的同时自然会顾及不能危及别人的利己权力。这样，在费尔巴哈那里以“爱”为基本规范的道德便在这其中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而且，因为自然起源的理论往往是从自然界或人的自然本性那里解释道德的起源和寻求道德存在的，因而这种理论通常和超自然的起源理论是对立的。因为这种对立，自然起源理论的信奉者便总要反对和批判超自然起源的理论。譬如无论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还是费尔巴哈都对基督教的道德起源说及其整个道德理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3）主观主义的起源理论。道德起源问题上的超自然起源理论、自然起源理论，因为其离开人的主体讨论道德的起源问题，所以它有时又被称为“客观主义”（objectivism）的起源理论。与这种“客观主义”的道德起源理论相反，伦理学史上还有一些思想家则认为，道德完全起源于人类主体的内心世界。也就是说，道德是人的主体意志或观念的产物。这可以被视为是一种主观主义（subjectivism）的起源理论。
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就是从人的主观精神（灵魂）中寻求道德的善与恶之起源的。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斯宾诺莎也认为道德根源于人内心世界的某种观点或倾向。近代西方伦理学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康德也把道德的起源归结为一种先验观念（transcend entalidea）的准则。康德既激烈反对从自然主义的人之本性中推论出人的道德观念，也坚决否定从经验主义的主观体验中可以产生道德的主张。在他看来，这两种观点均无法解决和论证道德的普遍必然性问题，所以他坚信道德是一种先验的普遍必然性，是人所必须遵循的“绝对命令”。在康德看来，道德只能起源于人的先验观念。
康德伦理学的批判矛头直接指向传统的经验论和唯理论，因为康德既不同意传统经验论的观点，把道德归为追求感性的快乐；也不同意传统唯理论的观点，用理性的完满性来解释道德这一原本是理性（实践理性）的存在。
康德要走的是第三条道路，即首先证明实践理性作为“道德律”（morallaws）是人先天所具有的，然后证实“道德律”通过走向感性世界渗入经验领域才能实现其客观现实性。譬如康德在自己的墓志铭上刻的文字是：“头上的星空，心中的道德律”。这样两个他毕生遵循和信奉的生活准则，无疑是他信奉的先验理性原则的形象注解。
欧洲思想史上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无论是早期的莫尔、康帕瑞拉，还是后期的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他们也都程度不同地探讨或论及道德起源的问题。而且，他们几乎也是毫无例外地把道德起源问题归结为人类自身“理性”的产物。
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孟子称：“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王阳明认为：“天下无心外之物”，以及现代的冯友兰先生提出的仁、义、礼、智四德是人之异于禽兽的“固有人伦”的主张。这些无疑也都属于道德起源问题上的主观主义起源论。
如果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为视阈，对上述道德起源问题上的不同观点作一总体的评价，也许可以作如下几点归纳：
其一，任何一种宗教对道德起源的探讨都是基于对一种超自然物的信仰基础之上的。但这种信仰是非理性的，因为它既无理性也无经验的证明。
事实上，没有任何科学或常识的证据表明这些超自然物（譬如上帝）的存在。
因此这种由超自然物衍生的道德无疑是不具备普遍的可信度的。
其二，自然起源的理论从自然界的存在或自然人性中寻求道德起源，这比宗教的超自然理论具有合理性。因为这种观点把理论研究从神秘的彼岸世界导引回到人的现实世界中。但这个理论依然存在着一个无法自圆其说的问题：自然或自然法则和人类的道德规范是有本质区别的。自然法则是“必然之则”，它不能被自由选择和改造，而道德是“当然之则”，是人性的一种自觉规范。所以自然主义地理解道德问题也是片面的。从人的自然本性中揭示道德起源，当然其合理性又进了一步。因为这个理论已从人类或人类自身的存在和活动中去寻求道德的起源。但这种人本主义的探求，忽视了人除去自然本性之外，还有更重要的社会属性。事实上，不理解人的社会属性，也就无法从根本上把握道德的起源问题。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人性中能够“自然”地引申出道德规范恰恰是因为人的社会性，而非人的自然性。
其三，主观主义者对道德起源的探讨，无论是先验论还是主观唯心论的观点，都是以恰恰需要证明其来源的人的“观念”、“理性”来解释道德起源的，因而都使对这一问题的解决陷入二律背反（antinomy）的困境。康德似乎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其三大批判的理论中讨论了诸多的二律背反命题后，干脆把问题推向了彼岸世界，对道德起源的问题最终作了一种本质上是不可知论的回答。
2.道德起源的可能图景
道德起源问题的探讨之所以歧义纷生，那是因为它就像人类自身的起源一样，由于年代的悠远，要对其中的许多问题进行实证探究已不可能了。
但在人类的认知面前不应该存在不可知的领域。因此在这里我们以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为研究立场，对道德起源的问题作如下尝试性的探讨。
（1）研究道德起源的方法论途径。由于道德的最初形态与人类最早的物质生产生活一同消失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之中了，那些在实践中实行着道德禁忌的原始先人，并没有想到为他们的后代探索道德的起源和发生而刻意留下历史的凭记。所以追溯那久已消失的原初道德，就必须通过一系列的方法论途径。这些方法论途径大致包括如下几种：
其一，考古学的方法。这主要通过对史前遗址的考证，获得真实的历史事实。因为物质是精神的基础，是意识形态、思想观念的承担物和有形载体。在考证现存的史前存在物中，人们可以发现沉淀在其中的道德心理状态，从而揭示原始人的社会关系，以及为调整社会关系而制定的道德禁忌和最初的道德约束。
其二，儿童心理学的方法。这是在进化论的启发下，经过科学的实验和观察，记录儿童道德意识的萌芽及发展的一种方法。研究表明，人类社会的早期形态与个体的婴幼儿时期发展有许多的类似之处。而且，个体发生史往往是类的整体发生史的缩影。因而从儿童道德心理发展中可以对原始人的道德水平作出类比。许多实证表明，这其中的类比结论是真实可靠的。
譬如当代着名的心理学家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就是通过儿童心理学的方法而建立的。这充分表明这一方法所具有的独特的、不可替代的意义。
其三，神话传说的比拟。在早期民间文学史中，神话故事、传说在很大程度上保存了原始人生产和生活的情景以及原始的遗俗风尚，反映着早期人类的善恶情感、道德信仰及道德审美情趣。所以马克思曾说“过去的现实看来反映在神话的幻想中”。
其四，民族学的方法。对现存原始民族的研究，可以为原初道德起源提供直接而生动的图景。特别是那些史前社会独一无二的残存者，按照恩格斯的说法是活的“社会化石”。因为它显示出极为可贵的真实性。
（2）原始社会道德起源的可能图景。社会和人本身都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人脱离了纯粹自然的动物性存在是因为劳动这一社会活动所使然。在劳动中由于当时谋生手段的极其落后，原始人不得不依靠集体（譬如群体、氏族、部落），才能获得必要的生活资料。这反映在原始人的观念中也就有了最初的社会和集体观念的萌芽。这一劳动和因劳动而产生的整体（collective）观念，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是“最伟大的进步”。所以从人类的祖先——类人猿开始制造最简单的劳动工具石器开始，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才出现了人类的最初社会——原始氏族社会，才形成了具有现在生理、心理类型的现代人。这个过程结束时出现的人及社会关系的存在也就为道德的起源提供了现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