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故事写人，以人观史，这是亚妮从一开始就确定的创作方式。“关于中国外交的纪录片，很久以前，中央台做过一部《共和国外交风云》，但那都是一些大事纪，近乎编年史，少有故事的细节。我想《中国大使》不能做成《亚妮专访》，也不能做成《共和国外交风云》，但是要有《亚妮专访》的可看性，又要有《共和国外交风云》的厚度和高屋建瓴的权威性，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大量的真实再现，和大量的有分量的人物口述，让‘史’的宏观和‘事’的细微在记录的呈现和集体口述中交辉。寻找史和人的契合点，将国际上的风云变幻和惊涛骇浪落实到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身上。我们在采访中尽量挖掘细节，努力用一种鲜活的、有血肉的、可以让你去亲近的东西来阐述中国的外交历史。”但这个创作设想最初并没有得到外交部的认同，“他们觉得无法想象，外交、历史，怎么可以讲故事呢？”最后亚妮提出，我们先试验，我们拍12集，这个12集成功，往下走，不成功，我不播出，算我们失败，我们白做，我们来个君子协定，所有的审批由你们外交部点头，审批以后我们播出。当外交部最后审完片后，连称没想到，“他们开始担心的是我们强调讲故事会演绎，会往传奇上靠，但是没想到我们拍得那么严谨，又不失可看性。”结果是，首播的新闻发布会以后，外交部和浙江广电集团的领导同时决定续拍第二部。
海外的惊魂与自豪
《中国大使》的海外拍摄，是俄、美、英、瑞、法五个摄制组同时出发，每个摄制组除了拍摄自己这一集的内容，还得帮其他组代拍。五个组都有交叉的拍摄，而每个组采访的人物说出来都会吓人一跳，所以摄制组每个人除了劳累还特别紧张。
崔予缨是《中国大使》的主编，留学英国的经历使他在境外拍摄时兼任记者和翻译，游刃有余。“在国外，我们的队伍很精干的，就是编导、摄像，加一个带队，每个人都要身兼几职，分工很明确，我们白天拍片子，晚上开会，准备好第二天的采访。比如说我们要采访一些国外的政要和经济界的人士，我要根据西方人的思维和语言习惯，把采访提问调整好，翻译成英文，事先交给对方，第二天的现场由我直接担任采访记者。有时为了节约经费，我还是司机。”
对基辛格博士的采访是《中国大使》总导演亚妮在项目成立前就一直希望拍摄的，拿她的话说，虽然1977年1月基辛格就离职卸任了，但是今天这位老人的话对这个世界依然重要，尤其他见证了中美建交的整个过程。
亨利·基辛格，1973年至1977年任美国国务卿，1973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33年前，中美之间的一次秘密接触，启动了两个伟大国家改变世界的进程，基辛格博士由此获得了极高的名望。而对于中国人来说，基辛格这个名字几乎可以和中美友好、世界和平划符号。
在摄制组出发去美国前，亚妮就听说86岁高龄的基辛格博士已经有两年没有接受电视记者的专访了。美国的采访对象一一落实，唯独基辛格的约见是个悬念，一直到摄制组离开美国的前一天，才有了基辛格采访的着落。崔予缨说：“坦白讲，出发前，我对能不能采访到基辛格是没有信心的，因为他作为中国问题专家，现在是非常红的。事实上，我们刚到美国的时候，他正好在俄罗斯。当时大使馆的新闻处也没给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回答，到最后我们离开华盛顿的那一天，新闻处突然告诉我说，可以，基辛格回来了。中国驻美国总领馆的一个领事陪我们过去，在路上跟我们讲，你们这次机会很难得，想见他的人很多，他一般都不见，这次破天荒地给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很不容易。纽约堵车很厉害，基辛格的办公室在中央花园的旁边，我们特打了一个小时的提前量，但后来看着出租车一动不动，我们索性下车扛着机器就跑。跑到他的办公室，离约定时间还差1分钟。美国人是很守时的，如果迟到，采访就没戏了，没法再约到他了。这位老外交家不仅讲述了鲜为人知的中美建交台前幕后的故事，还精辟分析了中美关系的曾经和现状，让我们领略了他老辣娴熟、无懈可击的外交艺术和智商。但基辛格毕竟老了，他的忙碌让他显得十分疲惫，采访时，眼皮子经常打颤，我都有点担心他，但是不管你问多长的问题，他都能一下子回答，很到位，言简意赅地都答在点子上。”
在国外的拍摄，也充满着惊险。，“我们去瑞士拍沙祖康大使，上海飞伦敦，然后转去日内瓦，结果到了日内瓦，发现我们的行李在伦敦没过来。我们身上当时只有一个摄像机，所有案头的东西都没有，等到最后，还是有一件行李没到，里面有三脚架和一些辅助设备，然而采访约定和拍摄日程是不能更改的。第二天去大使馆，我们觉得没有三脚架很不礼貌，好在沙大使是一个非常平和的人，他说没关系，今天这一天我就交给你们了，你们拿桌子垫垫就行了，不用三脚架的。他还说这个丢行李在英国是经常发生的。有了这次教训，后来我们去哪儿都是把三天工作要用的设备都扛在身上。”
拍摄《中国大使》，创作人员们最大的感受是民族自豪感。
“我们采访英国副首相，到了首相府一进去，副首相就在那儿迎接我们，后面站了十几个人。副首相就介绍，这是我的经济顾问、外交顾问、双边顾问、贸易顾问、文化顾问……就像进入一个多边会谈，可见他对我们这个摄制组的重视。这个让我们很感慨，这完全缘于国家的强盛、中国外交的地位。”亚妮说，《中国大使》最后能采访到基辛格等一大批政府首脑、国际名流，靠的是我们驻外使领馆的面子，靠的是中国的面子。
遗憾，听着对《中国大使》的一片赞扬声，亚妮毫不掩饰她深深的遗憾。
“最遗憾的是，我没有拍成战争大使，没有拍成女大使。在我原来的首批拍摄计划里，伊拉克大使、黎巴嫩大使，都必须要做的。缺了这两个，第一系列的《中国大使》就不完整了，而且我说其他国家我可以不去，黎巴嫩一定我自己去，因为这是一个战事国家，有风险，我必须自己带队，但跟外交部做了很长时间的工作，最终还是因为安全问题没同意，所以就没有拍成。为什么外交部最后审完片子，会突然提出来说我们非常满意，能不能再拍女大使，可能他们觉得欠了我什么，因为关于女大使的拍摄，我跟他们交涉了很长时间啊！我想拍女大使，驻黎巴嫩大使刘向华，8年的地下大使啊。她儿子暑假时去看他妈妈，结果战争爆发，就回不来了，她就带着儿子在地下室办公，儿子经常被枪炮声惊醒，精神变得很紧张。刘向华又被称为‘吉普车大使’，因为她经常开着吉普车在炮火中穿行，这是个传奇式的大使。去年她离任，所以我很想把她最后的离任过程全部记录下来，这会是非常感人的时刻。可现在成了永久的遗憾了。”
“接下来，我们要做‘女大使’、‘夫妻大使’，还有像符浩大使那样原来因为不信任而没同意我们做的大使。平心而论，这个节目由于时间问题，由于涉及外交原则的问题，由于党史、文献办一时无法论证的问题，也由于篇幅问题，很多精彩的东西都没法放进去。包括王稼祥8年中联部长时期的党际外交经历，朱仲丽讲到的和王稼祥的爱情故事，与毛泽东之间的故事；包括沙祖康大使一些非常有个性的东西；包括李道豫大使两伊战争中的幕后故事；包括中美撞机事件的细节，等等，我们最后都是删掉的。我们做的并不够精致，但还是有那么多人觉得精彩，这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电视处在文化饥渴期。我们的创作团队，从最初的怀疑、没信心到后来的投入，最后拍完了，每个人都依依不舍。有人说，这才是拍作品。其实，他们是在创作中被文化感召。”最后，亚妮神色凝重地说。
孙庆是我多年的朋友，当时我准备去黎巴嫩拍刘向华时，她就说：“我陪你一起去，单位不同意，我就自费去。”我跟她开玩笑，被绑架了怎么办？被流弹打中了怎么办？她大笑，那我就出名了。26集的《中国大使》之所以能在短短的一年半时间内、用很少的经费创作完成，就是因为有像孙庆那样用心关注、用情帮衬的朋友，更在于钟情于文化又奉献敬业的专业创作团队。
女导演王伟平接到《中国大使》任务时，对外交题材十分陌生，她承担的王稼祥一集，是整个系列片的开场，在中国外交史上也是最重的一笔。在那两年时间，她不仅研读了中国外交史，而且翻阅了所有与王稼祥有关的文史。我曾开她玩笑，你可以去大学上外交史兼党史课。
2007年5月4日至14日，《中国大使》出发的第一个摄制组就是由王伟平带队的赴俄罗斯的《王稼祥》摄制组。因为没有经验，我们在办手续时只办了俄罗斯新闻署的拍摄许可，殊不知，俄罗斯的重要新闻通行是要通过克格勃的。摄制组在俄罗斯境内被克格勃盯上了，差点回不来……
“哈哈，我见到了赤都，你看是多么快乐！”，1925年，19岁的王稼祥满怀着激情来到“赤都”莫斯科探索革命真理，这是他初到莫斯科时给他的堂弟王柳华写的一封信的开头语。
初到莫斯科，82年过去，当年的苏联早已解体，社会主义的“老大哥”现如今已走在市场经济的大道上。这82年，中苏、中俄关系也经历了蜜月期、冷冻期、重修于好到睦邻友好的各个历史阶段。中俄两国间的关系交织着爱恨，相伴着喜忧，起起落落，扑朔迷离。
上海飞往莫斯科的班机，一早起飞，抵达当年的“赤都”莫斯科已是当天的傍晚。机场迎候我们的老朱一眼就看到了摄像员史鲁杭肩上的摄像机，老远就冲我们挥手。老朱是半年前从山东省外办调到驻俄使馆任一秘的，一米八的个子，穿一套灰色西装，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里面全是我们出关用的各种证明。
出关很麻烦，俄罗斯海关过来三个不同身份的领导，分别问了很多问题，接着填各种各样的单子，一个半小时后，我们终于出关了。我不禁对这个“警察国家”严格的审查制度肃然起敬，全然没有了王稼祥当年到达“赤都”时的那份激动，只有敬畏。
“至高无上”的克格勃，第二天，我们还没来得及倒时差，便开始了紧张的工作。我们拍摄的第一个外景地是位于莫斯科郊外的斯大林别墅，是当年毛泽东首次访问苏联时的居住地。二战前，那里曾是斯大林的临时住所，德国纳粹百万大军兵临莫斯科城下的危急关头，斯大林在那里指挥过莫斯科保卫战。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离开刚刚成立两个月的共和国，开始了他一生中第一次历时最久、最重要的外交旅程。毛泽东到达莫斯科的当晚就与斯大林举行了第一次会面。双方在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问题上产生了很大的分歧。毛泽东认为，苏联既然已经承认了新中国，那么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署的外交条约就应当废除。中方认为这个旧条约涉及了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在雅尔塔制定的一个秘密协定内容：苏联在对德战争结束以后，要向日本出兵。而为了出兵，苏联要拿到很多好处，除了从日本拿到南千岛群岛以外，还要恢复原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一些权益。这是苏、美、英三大国背着中国做出的损害中国主权的秘密协定，是一个不平等条约。而斯大林则认为：苏中之间的这个条约，是根据《雅尔塔协议》缔结的，是经过美国和英国同意的，因此，对这个条约暂不做任何修改。毛泽东则坚持：我们在讨论签订中苏友好条约时，不应考虑美国和英国在《雅尔塔协定》上的立场，怎样有利于我们共同事业，我们就应当怎样做。谈判出现了僵局，斯大林把毛泽东冷落在他的别墅里。
当时，西方的报纸报道，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了。为了打破僵局，时任驻苏大使王稼祥出了个主意，请毛泽东主席以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说明访苏的目的。这一招果然奏了效，紧张的气氛很快缓和下来。
斯大林别墅是中苏外交史上重大事件的发生地，也是我们主外景之一。汽车驶出使馆拐了几个弯，穿过一片白桦林，前方一座灰白色的三层楼房荫翳在一片绿色中。别墅的外面，有一个木制的小房子，约1平方米大小，里面坐着一位穿制服的警卫战士，表情十分严肃。
史鲁杭刚刚扛起摄像机，不知从哪里出来几个人，拦住了我们。老朱很快向警卫说明来意，并递上我们的采访证。来人瞄了一眼：“不行！”语气很坚定。
老朱又拿出俄罗斯总统新闻局局长同意签发的文件，那警卫面无表情地说：“得经过克格勃总部同意才行。”
我们的拍摄申请早在半年前就由驻俄使馆向俄罗斯官方申请，它的程序非常繁复。这次行程只有10天，重新申请根本不可能。摄制组就愣在那里，老朱也措手不及。随行的俄罗斯司机伊戈尔把我拉到一边，说在俄罗斯，克格勃是至高无上的，他说不行就是不行，千万别自找麻烦了。伊戈尔的神态竟有几分惶恐。
我们暂时放弃了对斯大林别墅的拍摄，但走到哪里总感到有车跟着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