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王朝向近代国家转型过程中，实质理性渐为形式理性取代，不可思议的王权转变为世俗的抽象主权，统治者成为维护客观的国家秩序之人。按此逻辑再往下推，自然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国家究是何物，国家究有何用？”最直白而世俗的回答是，国家的建立是为了实现某些功能。英国史家约翰·麦克里兰生动地表述为：“国家之设立如果是为了做某件差事，那么，明确界定这件差事是什么，以及研判国家需要什么权力来完成这件差事，至少原则上应该不难。
国家这就变成一套机制、一部机器，人发明这部机器，就是建立一些标准，根据这些标准来判断国家是否失灵。国家就如其他一切机器，可能会失灵，可以随环境改变而加以改善，有时甚至可以整个拆掉，重新设计。”在此背景下，功利主义的兴起顺理成章。以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认定趋乐避苦乃人之本性，且快乐与痛苦大致可以计算，一切立法、政策乃至道德原则的最终判定标准是实行之后可能达到的功利水平。“边沁主义主张，一项行动总的来说如果产生快乐多于痛苦，就是好的行动。产生的快乐如果远多于痛苦，则是非常好的行动。”这一主张深含激进意味，一切经济、社会、政治秩序如不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原则，那么在功利主义者看来就须除旧布新。
功利主义将功利原则应用于政府，实质上为评判政府优劣树立了重要标准。公正地说，评判政府的原则也是契约论内在的要素，政府是否守约，是否侵害了公民的自然权利全赖对政府的评判。然而，契约论者评判政治合法性存在“非有即无”的局限，即一个政治秩序要么有合法性，要么没有合法性，没有中间地带。
边沁曾敏锐地指出，这种评判方式实质上表明只有武装造反才能挑战现存政治秩序的合法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功利主义的评判方式实现了从根本的政体层面向具体的政策层面的转移，这无疑为责任政府的实践提供了更具建设性与操作性的思路与设计。
正如维尔所言，西方政治思想史描绘的一套价值并不会自动实现，只有在合宜的制度结构和程序中，这些价值才能在实践中实现并相互和谐。西方社会在经历启蒙运动、宗教改革之后，伴随着近代国家的成长，系统性的民主、自由、法治等近代政治观念生发成长并呈蔚为大观之势。
这些宝贵的观念构成了责任政府重要的智识基础，并不断地激励人们孜孜探求实现这些价值的政治架构与制度程序。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立宪政体即是调和民主与法治、自由与责任的政制设计。因政治传统与现实条件的差异，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制发展呈现不同的特色，其中以英国的内阁制、美国的总统制和法国的半总统制最为典型。尽管这三类政体形态各异，但都致力于扞卫责任政府的核心价值，即执政机关要对选民负责的宪法价值观。
宏观言之，在立宪政体下，民主制度与法治架构是支撑责任政府的两大支柱。美国学者赫尔德对民主制度的功能有过精辟论述，“民主的本质是公民能够以一个政府代替另一个政府，从而防止政治决策者把自己变成不可移易的力量。只要政府能够改变，只要选民可以在（两个以上）明显的政党纲领之间作出选择，暴政的危险就可以得到制约”。宪法学家弗里德里希认为，“人们希望人民的代表对他们所代表的人负责。事实上，可以说各种代表制度都是出于确保立宪责任制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尤其应该说，选举通过定期检查代表者的工作，应该是确定责任政府的最理性的方式”。
除了选举之外，民主政治还衍生出诸如“提出和说明竞选政纲、提出和说明政府决策、实施法律、报告和说明政府工作”等四种积极的责任方式。为承担因履行宪法职能或义务失败所致的宪法后果，民主政治又设置了“服从选民裁决、辞职、接受弹劾－审判或起诉－审判”等三种消极的责任方式。这七种责任方式是责任政府的本质要求，是从外部制度形式上区分责任政府与非责任政府的重要标准。
法治是一个开放的概念，至少可以作出三重解释。就最简单的意义而言，法治指的是人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等基本权利得到保障，不受不法伤害、侵犯和破坏。如果诸如生命、财产、自由等基本人权都得不到有效保护，法治便失去了核心价值，责任政府更是归于形式。法治概念的第二层次即是国家或政府的活动必须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也就是说，不仅公民要受到法律的管治，政府也同样要受法律的管治，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如果政府工作人员的行为超出了法定职权的范围，或者甚至根本没有得到授权，那么受此影响的公民可以到法院提出诉讼，请求法院对政府机关或政府工作人员加以处罚，或下令政府赔偿公民因政府的非法行为所受到的损失。这就是说，“对于政府的非法活动，人民是有有效的申诉途径的；而任何政府活动，如果没有法律的依据，就属非法。即使这是最高官员的指示或符合国家利益，也属非法——除非法律确实有授权政府进行这个活动”。
但是，不容忽视的是，第二层次的法治并不能保证责任政府的彻底有效的落实。因为法有良法、恶法之分，如果政府遵循的是侵害人民权利的恶法，那么责任政府的希望也不免化为泡影，尽管不违背第二层次的法治概念。恶法产生的一大根源即是“可以随意运用的权力”的存在。这种权力完全不受任何法律规则的限制，可以以任何方式达至任何目的。法治的第三层次就是对这种“可以随意运用的权力”的限制，政府的任何活动必须受“实质意义上的法律”的控制。所谓“形式意义上的法律”是指由立法机关通过的规则，但不符合法治精神，不是真正的法律。“实质意义上的法律”是符合法治精神的“法治之法”。在哈耶克看来，法治是一种政治理想，一条元法律原则，“它不是一个法律，而是一个好的法律应当具有的特性的学说”。
“法治之法”应具有如下特性：首先，法治之法必须是一般且抽象的，必须指涉未知的情形，必须是前涉性的，而绝不能溯及既往；其次，法治之法应当是公知且确定的；再次，法治之法必须是平等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得有特权和歧视。政府只有严格遵循“法治之法”，真正的法治才有建立的可能。但是，如果法律制定、解释和执行权统统归于一个人或一个集体的话，即使制定了法治之法，同样也不能制约“可以随意运用的权力”，而只会把法律当作统治民众的工具。
显然，自己是绝对不会受到自己一手制定、解释和执行的法律的制裁的。鉴于此，限制权力、保障权利成为西方民主宪政国家政制安排的核心原则，以使政府的权力必须在法律的权威下才能得以运用，必须接受法律的监督和约束，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正如哈耶克所言：“法治的基本点是清楚的，即留给执掌强制权力的执行机构的自由，应当减少到最低限度。”总而言之，在现代西方社会，民主与法治构成了责任政府的政治架构与制度基础，正如2002年人类发展报告所指出的，在民主国家“保障责任性最为正式的是代议制。最重要的则是司法、立法和行政之间的制衡以及专业化的和独立的监督机构”。
从本质上说，责任政府属政治学与宪法学范畴，而不仅仅是一个行政学的概念。行政学当然也探讨责任政府问题，但是关注的焦点是行政机关内部的权责关系，旨在惩戒官员的渎职腐败行为，以提高行政效率，实现政治清明。因此，行政学意义上的责任政府究其实质可归入“吏治”范畴。
作为现代政府典范的责任政府则是民主、法治与立宪政体高度发达的产物。历史地看，责任政府在西方的兴起与近代国家的成长是紧密关联的，甚至可以说，责任政府本身即是近代国家深刻转型的产物。在近代化进程中，系统性的民主法治理论为责任政府提供了强有力的合法性论证、基础性的政制架构，以及严格的责任追究机制。总体而言，责任政府在西方的建立与完善，既是悠久的思想文化传统的产物，也是为了实现民主、自由、法治等政治理念而投身于政制建设人士不懈努力的结果。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在探讨政府改革问题时，引进或创造了一系列理念，如“有限政府”、“法治政府”、“透明政府”、“效能政府”、“民本政府”、“服务型政府”等，“责任政府”也在此列。
应该说，这些理念对于行政改革无疑具有某些方向性意义，但须注意的是，它们之间的关系并非并列的，而是存在着一个依循政治发展规律的次序问题。一般来说，某种形态的政府构成另一形态政府的前提和基础，在前提性基础性问题没有解决之前，由此衍生的需求与问题往往也很难得到有效解决。比如，在“有限政府”、“法治政府”没有建立完善之前，政府的透明、效能、公共服务就很难在实践中充分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政府改革的关键不在于创造种种新理念，而在于遵循政治发展与行政改革的规律，抓住改革的核心或者合宜的切入口，有计划有步骤地循序推进。
在政府改革的路线图中，责任政府建设就属于前提性基础性问题。责任政府要解决的是权责对应问题，有多少权力，就须承担多少责任。抽象地谈论政府的大小，意义不大，在责任政府尚未完善之前，无论是大政府或是小政府，都可能蜕变为政府权力很大而责任很小的变态类型。
有权无责、有责无权、权责不对称是责任政府不允许的，却是专制政治试图克服而又无法克服的魔咒。从权力与责任的关系视角，济以现代的民主法治精神，建构权责一致的政制体系，或许是破除千年魔咒的一剂良药。链接政治改革与行政改革的责任政府建设可能成为当前政府改革的切入口。诚然，正如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所展示的，责任政府深受一国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因而其呈现的制度形态也各具特色。尽管具体的建设路径各有差异，但从制度设计层面讲，责任政府运行的内在逻辑是清晰的，“对谁负责”、“对何负责”、“由谁负责”、“如何负责”等连贯的追问，构成了责任政府的逻辑路线，与之相应的制度设计则旨在确保权责一致的价值理念。
从西方的经验看，责任政府的成功运行取决于责任链条的完整性，特别是，在民主授权与行政授权所产生的责任，即政治责任与官僚责任之间不能发生断裂。无论政府管理如何专业化复杂化，至少从逻辑上来说，政治责任优先于官僚责任。即便在十分强调官僚责任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中，政治责任的前提性意义也被经常提及。惟其如此，官僚集团才不至于摆脱民主监督，成为封闭的冷漠的脱离民众的共同体。当前，我国的责任政府建设方兴未艾，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也遭遇到理论上与制度上的困局。
突破的途径或许在于，跳出行政学的视界，从政治学和宪法学的角度重新审视责任政府，从行政问责渐次推进至政治问责，形成完整的环环相扣的责任链条，最终构筑起基于民主、法治思想之上的政制体系。这大概就是西方责任政府的发展史所提供的一点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