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建淼
我们推出“公法时代丛书”，并非基于倾向“强化公权力并弱化私权利”，而是基于一种共识：“21世纪，是公法的世纪，因为在这个世纪里，公权力比私权利更需得到法的规制。”
虽然公法与私法本身的概念仍会让我们争论几百年，但划分其“界河”的工作与理论几乎可以往前推算近2000年。自古罗马的D.乌尔比安（Domitius Ulpian，约公元170-228年）以来，公、私法的划分几经沉浮，到近代终于成为欧陆法制的原则和法学研究的前提。即使以普通法为传统的英美法系，甚至一度与西方法制决裂的苏联东欧各国，在当代也无力抗拒公、私法的划分。
列宁曾经说过：“我们不承认任何‘私法’，在我们看来……一切都属于公法范围……”（列宁：《给德·伊·库尔斯基的便条》，《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87页）这种对“公法”过分的好感，我们又慑于接受。公法就是公法，私法就是私法；不能因公法否定私法，也不能相反。
规范与约束国家公权力行为者为公法；引导市民善待自己人身权与财产权者为私法。没有善良的公法规则，任何私权可能会消失殆尽。
以公法为研究对象者称为公法学。公法学实与一国法治文明唇齿相依。J.布丹（Jean Bodin，公元1530-1596年）以《国家论六卷》首开近代公法学先河，经拿破仑法典编纂，法国确立了公、私法划分，率先进入法治国家行列。德国在19世纪中叶的欧洲无足轻重，公法学也姗姗来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其公法学名家鹊起，臻于繁盛，德国遂能忝列法治强国之列。而德国纳粹政权、意大利法西斯统治以及拉美极权政府全盘否定公、私法划分，终致法律沦为强权工具，国家与民众备遭祸乱。
中国两千年来的“法制”总体为“诸法合体”，既无法律部门区分，更无公、私法划分。清末丁韪良迻译《万国公法》以后，《公法与私法》、《实理公法》、《比较宪法》等着译蔚为大观，清末修律、北洋“立宪”，直至国民政府颁行《六法全书》，公、私法划分始告确立。废《六法全书》以后，中国也步苏联后尘，取消公、私法划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迎来法治春天；其中，公法性法规剧增，公法学雄姿勃发，可喜可贺。
当下中国学界，“公法”内涵虽尚未定论，但“公法”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乃是不争的共识。作为狭义的“公法”，仅指宪法和行政法；但从广义论之，还需将刑法和诉讼法等纳入其中。中国的“公法学”不再是几个公法部门的汇集，而是一种内在联系的外化。
“公法时代丛书”以推进中国的公法学与公法学的国际性比较为宗旨，以浙江大学公法与比较法研究力量为核心，以浙江大学“宪法与行政法”国家重点学科为载体，汇集中外公法力量，将一系列公法学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奉献给大家。
2005年8月，我们推出了第一批丛书。它们是《论公法原则》、《公权力研究》、《行政行为基本范畴研究》、《有组织犯罪新论——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防治研究》。
2007年8月，我们推出了第二批丛书。它们是《世界宪法法院制度研究》、《世界宪法法院法选编》、《行政诉讼法修改研究》、《行政征收征用补偿制度研究》、《彩票业的政府管制与立法研究》。
2009年8月，我们推出了第三批丛书。它们是《法律适用学》、《行政听证制度研究》、《行政诉讼判决研究》、《禁毒法律制度研究》、《责任政府：从权力本位到责任本位》。
“公法时代丛书”是对中国“公法时代”的企盼！
2009年8月1日于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