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是世界许多地方的另一主要问题，极大地影响某些种族和人种群体的文化认同和休闲方式。在美国，这包括亚裔美国人、西班牙裔美国人和最近从东欧、中东和非洲迁移来的群体。根据负向人口增长（2005），每年有超过一百万移民，其中一半以上进入美国系非法入境。大约3250万美国居民出生在国外，其中大约1／4出生在亚洲。虽然，移民在非洲裔美国人和原住民美国人的认同形成中不是重要因素，但这些群体的不少成员寻求通过表现性活动，例如美国宽扎节（即果实初收节）（在非洲裔美国人中），或行巫术（土着美国人中）来重振他们的文化遗产。美国政府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制订计划，重塑美国土着文化（包括那些被认为“野蛮”的休闲元素在内）。土着美国人则在20世纪后半叶对他们自己的遗产产生新的兴趣。作为整体文化复兴和重建自豪和认同的一部分，他们重振了传统历史、舞蹈、游戏、运动和泛印第安活动（Blanchard，2004）。
保留和重振文化认同和根源也得到当前美国寻求多样化的热情激励。寻求和加强文化多样性已经代替了20世纪上半叶的“大熔炉”哲学，即移民会失去他们原先的文化认同，为美国所同化这一观念。在同化过程中，人们又假定移民会用美国化的版本代替他们早先的休闲生活方式。然而，最近在美国安家的移民群体的成员似乎仍然保留了他们原有文化中休闲生活方式的大部分。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来自相似背景的移民不断涌入，他们与原有文化有着强有力的联系（Sasidharan，2004）。
Yu和Berryman（1996）发现休闲活动方面的文化适应速度不同。中国来美国的移民很快将一些原来国内的休闲用美国形式所代替，但另一些却被保留较长时间。不断提速、便捷和廉价的通讯形式，尤其是互联网，现在能让海外侨民与他们的原先文化保持强有力的联系，从而导致种族生活方式的持久。既然文化适应发生在个体层面，且发生速度不一致，新移民可能继续加强和保留原先文化休闲生活方式以维持高度文化忠诚和认同。
在休闲背景下，虽然一些原先的特色迅速被主流特色所替代，但是其他特色则逐步地变化。再者，由于全球通讯技术的不断改善，与种族同龄人的虚拟联网得以实现，从而促进当前美国的亚裔移民中很高比例的人与他们出生国保持关系。这种联系使在美国之外出生的亚裔美国人可能保持和加强他们休闲生活方式的文化取向。例如Kenneth Thompson（2002）注意到从印度次大陆来的亚洲移民使用新、旧技术（和媒体出口）比如有线和卫星电视、录像、收音机和因特网等手段与种族群体生活方式保持联系。这些技术对于这一群体的休闲生活方式相当重要，并在南亚移民（如，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孟加拉国），尤其是那些中产阶层中发挥重要角色，帮助他们抵制主流社会，如美国和英国的文化同化。
文化认同与休闲关系证据的质量问题
理论问题
上述诸多研究都使用假设的边缘化或种族视角来解释结果，但是Hutchison（1988）认为这两个假设在概念上和理论上都较薄弱，尚未进行良好的运作，对休闲参与模式中种族和人种差别的认识贡献甚少。此外，他感觉到早先的研究被人滥用，以至歪曲了在研究休闲参与模式中种族与人种差别的一些发现。他指出当前种族、人种和休闲的研究存在三大问题。首先，研究人员常常把他们的研究放在不恰当的背景研究的基础上。休闲研究刊物最早发表的研究报告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早期的研究成果。那些研究对黑人-白人的社会参与和选择行为进行分析，显示模式差异。Hutchison（1988）指出，使用这种背景研究是由于它们支持种族视角，将文化差异归因于次群体。可是早先的作者们自己并没有这样做。其他研究人员（如，Benjamin &； O"Leary，1980）分析次级数据时也假设所发现的差异是由种族造成。可是最初的研究一般并非是为了衡量种族，而仅仅用来调查户外活动，不是休闲活动。
Hutchison（1988）同时指出：由Washburne（1978）提出的边缘化——种族双因分析法在以后的黑人——白人分析中被不加批评地接受。很少关注这一关键概念乃是从其他学科借鉴而来，因而导致“人种”和“种族”含义的混乱。
因此，一些研究人员假设人种和种族乃是同一个理论概念，而其他人则认为两者有区别。此地尤其重要的是，由于将人种和种族合并，导致一些研究人员认为人种和种族群体都具有独特的亚文化认同。然而，正如Hutchison（1988）指出的那样，“是黑人与是波兰人、意大利人不一样：虽然个人的种族地位随着同化和文化适应而改变，人种即使在文化适应中也不会改变”。不过，那些将人种视为一种纯粹社会概念的人可能会不同意这一说法。
一些研究人员（如Hannerz，1967；Washburne，1978；Edwards，1981）主张，存在着独特的受非洲影响的非洲裔美国人亚文化。但是其他人（如，Frazier，1939；Engram，1982）拒绝接受这一观点。Hutchison（1988）认为，独特的受非洲影响的非洲裔美国人亚文化这一观念是有问题的，大多数研究人员接受人种和种族之间的差别。然而，休闲和娱乐研究人员明显的例外。在Hutchison（1988）看来，他们将人种和种族作为可以互换使用的理论概念。由于休闲研究人员在人种和种族问题上没有跟社会科学的主流理论观点步调一致，他们在这方面对于其他学科贡献甚少。
Hutchison（1988）也呼吁人们注意种族亚文化的内容。如果存在着独特的非洲裔美国人亚文化，那么它一定可以通过诸如“语言、宗教、家庭结构和文化价值观等测量因素加以确认”。此外，他称：令人吃惊的是，有两项研究同样忽视了确认种族时至关重要的干预因素。他们宣称要将黑人——白人的比较加以扩展，用来考虑其他种族群体（白人和墨西哥美国人之间［McMillen，1983］，以及白人、黑人和西班牙裔之间［Hutchison，1987］）的差异，可是他们却将群体差异统统归因于“种族”。
Hutchison（1988）认为，边缘化和种族假设理论把非洲裔美国人归入一个统一的社会阶层结构。如果他们的娱乐模式中表现出与其他美国人不同，那要么是因为他们独特的社会阶层，要么是因为“一套独特的文化价值观”。他指出当前休闲文献中的关于“种族”相对于“边缘化”的辩论无意中将黑人家庭全部归并为单一的群体，然后通过假设“黑人”代表一个同质同性的人口群体的理论来解释黑-白人差异。这样的话，我认为“白人”也同样是类似的群体。
最后，Hutchison（1988）认为，休闲研究人员没有对美国其他种族群体的休闲活动进行考察，如西班牙裔、美籍华人、土着美国人和法国克利奥尔人。所有这些群体居住特别的地区并与主流群体保持语言、文化的分界。他也提到波兰和其他东欧群体，俄罗斯犹太人以及新近从越南和老挝等地来的移民。在涉及西班牙裔时，Hutchison（1988）注意到Jackson（1973）和McMillen（1983）分别在美籍墨西哥人当中调查了价值取向和休闲活动项目表，却发现几乎同美籍英国人的没有多少差别。另一方面，Hutchison和Fidel（1984）却报告在芝加哥公园使用上美籍墨西哥人与美籍英国人之间一直存在的差异。在后来的一项研究中，Hutchison（1987）显示白人和黑人在芝加哥公园里趋向于参与小型群体活动，而西班牙裔则在家庭和亲戚的群体中娱乐。因而，种族的视角对于认识西班牙裔休闲有帮助，但对于该项研究中的两个人种群体，黑人和白人，作用不大。值得注意的是，Hutchison和Fidel（1984）与Hutchison（1987）的研究依靠观察，而Jackson（1973）、McMillen（1983）的研究是基于调查数据。
Floyd（1998）大致上同意Hutchison的（1988）结论，虽然他更相信非洲裔美国人的种族认同这一概念，而不仅仅是人种的认同。他进一步注意到相当部分对于人种、民族和休闲的研究由于抽样和亚抽样规模偏少而受影响。他对休闲研究也表达同样的担忧。
在对社会经济因素加以控制以后，如果继续存在参与率之间的重要差异，那么在解读这些差异时，常规做法是把它们视为文化差异，但不明确说明种族文化的哪些方面影响了休闲行为。因而，这一视角并不能帮助人们了解休闲参与的具体种族决定因素。如不加补充，它将强化对于少数人群体的静止不变和单一形象。这是因为它忽视了人种和种族标记的多样性，也掩盖了种族新出现的特点。当前对于人种和种族关系的文献表明，种族关系比休闲文献中呈现的情况要活跃。
测量问题
Hutchison（1988）和Floyd（1998）两人都讨论了测量问题。正如Floyd（1998）阐述的那样，“最严重的缺点在于将人种作为种族的代替。研究人员满足于接受人种和种族作为已定的类别，不愿意进一步考虑具体如何测量种族因素”。一些研究人员成功地将文化适应的尺度用于“具有独特、和容易确定的文化特征的种族群体”（Floyd，1998）。不过，Floyd并没有说明这些“具有独特、和容易确定的文化特征”是什么，也没有说明它们的测量是怎么做的。一个种族群体具有某些“独特、和容易确定的文化特征”，诸如语言、宗教、食物爱好、民族起源，但缺乏其他特征，如一致的价值观，似乎是可能的。结果是，由休闲研究人员和其他人（主要是社会和跨文化心理学家）做的许多研究都使用“同化”测量因素，仅以一个或数个“同化”测量因素为基础，其中最主要是语言。就是说，根据移民和种族群体成员相对于使用主流语言，他们何时、何地以及何种频率使用他们的本土语言来做同化计分。Zane（Azar［1999］引用）指出，大多文化适应测量方法是线性的，起源文化和主流文化分别在一个连续体的两端。Zane称，在这一意义上，18个最普遍使用的文化同化刻度中有14个为线性。在Zane看来“这类线性模式不允许有这样的可能性：一个人在保留原有文化某些成分的同时学会另一文化”。
种族认同的多层面的测量在近年来变得更加流行，常常包含如下方面，如人们喜欢的种族认同，本人及父母的出生地、居住模式、对于出生国历史事件的了解、文化价值观、结构同化（如种族与主流群体的互动频繁度）和家庭组织。例如，Birman和Trickett（2001）调查了在美国某一犹太人飞地（enclave）的第一代苏联犹太难民青少年和他们父母亲的取样，分别测量他们对新文化和旧文化的文化适应。此外，两人还就几个层面进行文化适应的调查，包括语言能力、行为文化适应和文化认同等。他们发现，研究对象对于美国文化适应的增加和减少都随着时间的消逝跟他们对俄罗斯文化的关系相对地呈线性变化。虽然父母对俄罗斯文化的认同随时间降低，而青少年与俄罗斯文化却保持高度的认同。
Nguyen，Messé和Stollak（1999）考查了居住在英美白人社区中的越南青年（年龄10～23）的文化适应和调适。他们给文化适应的操作定义是越南和美国文化的三个不同层面上的参与和个人调整（忧伤、消沉和自尊），人际调整（家庭关系）和成就（平均分）。他们发现对美国文化的参与同三个调整领域的成果呈正相关，而对越南文化的参与和家庭调整呈正相关，但与个人调整呈负相关（更多忧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