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所缺的，正是个人写的文学史，它必须显现出个人对文学史的独特看法。……如果提倡个人写的文学史，也可能在理论构架上出现若干新的尝试。”要求现代文学史研究向“个人”视界倾斜，这种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对个人心灵的还原的指向预示着发生于江南的“重写文学史”运动绝非形式主义的改写，也绝非学者把玩学术概念的文字游戏，它不啻是在传统一元文学史观上的一次强烈地震。
发起者对“新的见解和新的材料”的高度重视充分说明了接下来的文学运动解构“文学经典”、“公论”的决心以及由作品而理论、由下而上颠覆传统的策略。
由此不难看出“重写文学史”口号的提出并非如前人所理解的，仅仅是对一大堆思潮进行吸收归纳，而是在借鉴前人学术养分的基础上，极为准确到位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当时江南学术界并没有过多地纠缠于“改写”与“重写”的概念之争，随即便投入到解构传统的工作中去，率先迈出了探讨如何“重写”的第一步。这种研究的思路显然与讲究“名不正而言不顺”，主张要先从逻辑起点、研究方法入手的中原学术思维模式有着显着的区别。当其他地区的许多学者还在为“重写”的合理性而争论不休的时候，江南学者却首先抛开了沉重的包袱，奔跑在“重写”的第一线了。江南文人一贯的敏锐、务实、坚韧、包容的学术品格由此可见一斑。1988-1989年，“重写文学史”的发起者们在《上海文论》上小试牛刀，切切实实地做起了“重写”的工作。江南文化圈的一大批学者从具体的文本解读开始，对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进行了“去经典化”的实践。对于经典的解构又反过来更为有效地指导学者们反思“如何重写”的问题。他们从具体作品到抽象理论，从观念到方法，强烈地撼动了传统文学史研究的大厦。
江南的文学研究的学术氛围历来十分浓厚。这一现象或许与江南文化深厚的文学积淀以及具有良好文学欣赏品味的大众有着密切的关系。优越的文化条件为江南学者在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中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及人文资源。因此，当“重写文学史”运动展开时，首先出现在世人面前的便是来自于江南学者见解独到的研究成果，如戴光中、宋炳辉、王雪瑛的文章一反过去的经典“公论”，“一心一意地在那里诉说自己的感受和理解”，分别对赵树理、柳青、丁玲的创作提出了有别于以往主流政治话语观点的看法；范伯群反省了有关鸳鸯蝴蝶派的批判；夏中义反思了“现实主义”，沈永宝解构的是30年代革命文学运动的宗派主义倾向……江南学者的言论在“重写文学史”运动的初始阶段可以说是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同时，江南各大文学和理论期刊纷纷为之提供坚实的阵地：以《上海文论》为主，辐射到《上海文学》、《钟山》等刊物的理论版，它们的有力支持遂使各家言论得到了及时广泛的传播。可以说，口号一经形成，便迅速地由上海波及江南其他地区乃至全国，形成了颇具规模的文学运动。与北方学者注重文学史的宏观建构有所不同，江南学者的探索主要是针对具体个案的剖析，但大家所得到的新颖见解均是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的。
彼此努力的方向不同，但对于人类精神文化的贡献却同样是举足轻重的。若如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要求“重写文学史”的研究都应面向哲思的高度，则未免显得有些片面了。
发端于上海的这场文学运动及时得到了江南学者的理论呼应（实际上，江南学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从未间断的深刻反思可以视为“重写”精神的另一种外化形式，运动的正式启动起到了将这种人文资源进行整合的作用），在整个江南文化圈内首先形成了“重写文学史”研究的热潮。相较于其他地区，江南学者在这一研究课题上无疑具有先锋的意味。王晓明在主持该专栏时说：“三年以前就已经有人郑重地拉开了‘重写文学史’的序幕，可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在兴奋于‘开头’，在激励着‘坚持下去’的决心：这序幕未免拖延得太久了。一百多年来，有多少代知识分子的心血和精力，就是在这形形色色的序幕当中消耗殆尽！……随着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参加讨论，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尽早结束这过于冗长的序幕呢？”这番话道出了江南学者的原型——“不安于”现状、勇于开拓进取。
究其原因，从地理位置上说，江南曾长期远离政治中心，偏在一隅；在历史上，它不仅接纳了大量的中原移民，深得魏晋之风的精髓，并且与海外的联系比较频繁，这些因素都使本土文人形成对主流话语的怀疑精神。反映到学术研究上，如果说中原文化以博大厚重、更注重科学理性的话，那么，江南的学术研究则处处显出奇思诡辩，更具有视野开阔、思维灵动、勇于实践的进取精神。因此，“重写文学史”的主要“战场”首先出现在江南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专栏推出以后，“重写文学史”逐渐演变为全国范围内的争论焦点。《文学评论》、《文艺报》等权威报刊也开出相当的篇幅登载有关文章，一时间，讨论进行得沸沸扬扬。有关的争鸣并没有随着1989年“专栏”在《上海文论》上谢幕而停息。许多学者顺着各个问题的思路深入下去，推广开去，取得了更多“重写”的硕果。进入90年代以后，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开展得如火如荼，一大批取材角度各异的文学史着作呈现在读者的面前。有的关注“民间”视角与“潜在写作”；有的以“文学是人学”的理念统领全书；有的将评论的主动权交到了读者的手中……不一而足。此外，对现当代文学的作家、作品、批评进行重评的热潮也一再掀起，充分展示出“重写文学史”的强大后劲。
它们在文学领域中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多声部”。
自然，话题本身的吸引力是造成该研究热潮经久不退的一大原因。不过，也应该看到，在推出这一话题并展开讨论的过程中，组织者、参与者十分注意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也是关键。现在看来，众多的评论文章基本上以学术探讨为宗旨，文字间流露出商榷的态度，以理服人，而不是“戴帽子”、“打棍子”式地作一家言。陈思和在组织专栏文章的时候，十分注意挑选不同的“声音”，既有作家论，也有作品论；既有从理论的角度，也有从作品角度去研究批评方法的。王晓明认为：文学史写作是“主观性和个人性都很强的东西”，自然也就具有“多样化”的特征，“从读者着眼也好，从作者立论也罢，虽然角度不同，却都是为了学术”，“所谓多样化就意味着宽容”。这种海纳百川的包容态度对于研究深入、持久开展确实具有不可抹杀的功劳。
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文学现代性讨论”等争鸣，还有今天学术界对现当代文学史研究层出不穷的多元解构，都可以视为对文学史写作问题的继续深化。在这个意义上说，“重写文学史”运动其实一直持续到了当下，并必定会延伸到未来。
除了“包容性”，作为江南文化圈中发起的一场大运动，“重写文学史”还具有以下鲜明的地域人文特色：
一是它的务实精神。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构想在观念的层面上止步不前时，江南的学者脚踏实地地开始了艰巨而又精深的细部工作。他们解构“经典”、“公论”的实绩充分验证了“重写”设想的科学性。
二是它的大胆开拓与细致绵密相结合的学术精神。前文已经提及江南文化中“反叛”的传统，这样的“遗传基因”使江南的学者更有可能大胆果敢地对传统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发起挑战。而江南历史悠久的浓厚的学术氛围以及江南人性格中特有的细腻又使得这些学者们在分析问题、阐释观点时更注重细致严密，力求从实际出发，以实例服人，以理服人。
浓厚优越的江南人文特色令这一文学运动长盛不衰，硕果累累。
同时，文学研究的成果也大大丰富了江南人文精神的内涵；世人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成果深深领略了江南学术界文学研究的魅力。
文学生态的优化离不开“艺术链”上各个环节的畅通。社会环境、文化传承、学术氛围等，彼此交织在一起而成为互为影响的因子。
其中任何一个环节被堵塞都将给文学生态系统带来恶性循环。透过“重写文学史”运动在江南文化的沃土中发芽壮大的事实以及运动相应地对江南人文精神建设的促进作用，我们看到江南人文精神与“重写文学史”这两个环节之间和谐平衡的关系。这对于优化文学生态的命题来说，也必定具有独特性与普适性的经验。
第三节“人文精神”大讨论
生活在现代大都市的上海，本土的评论家对“商业”的敏感度是很高的。且不说历史上此地曾如何辉煌地担当了金融中心的角色，就说进入新时期以后，随着国家经济政策的调整，上海的经济也随即迅速崛起，有利的地理位置与优越的传统条件使之具有比其他地区更大的经济发展的潜能，并使之在较短的时间内重新跻身世界金融中心的行列。上海作为金融中心的重新崛起也带动了整个江南地区经济的迅猛发展，这使原本就处于极度敏感之中的江南文人意识到了文学所面临的复杂局面。“在北京，人们依然能感觉到旧的意识形态的影响的时候”，在上海，人们“却更多地目睹了”“九十年代的流行风尚和‘大众’文化与新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共谋’关系的成形”，开始了“重新以批判姿态面向文化现实的新阶段”。有些学者早在80年代中期便已开始了对文学的“民间”视角的研究，他们在90年代初提出的对“人文精神”失落的忧虑不能不说是有感而发的；同时期开展的“重写文学史”运动实际上也是对文学评价领域高扬人文精神的一种呼唤；随着“纯文学”与现实的矛盾日益突出，人们逐渐意识到对这一命题进行探讨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1993年，王晓明等人在《上海文学》发表题为《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一文，拉开了“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序幕。讨论的参与者并不限于上海一地，也不仅仅限于文学批评家，而是扩展到了作家以及从事思想研究的学者，为讨论提供阵地的报刊包括了《上海文学》、《读书》、《文艺理论与批评》、《东方》、《文艺争鸣》、《光明日报》、《文艺报》等，可谓阵容强大。在1995年有关讨论降下帷幕之后，还有相当一部分学者继续从事着与话题有关的研究工作。由此可见它的影响力之大，影响面之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