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事件是文学思潮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产生和出现也许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偶然之中有必然。对它的解读是思潮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它有助于我们对文学思潮作以点带面的透视。这里所说的“断裂”事件以及接下来将要论述的“新概念作文”事件、《沙家浜》事件等，道理亦然。我们之所以列专章对其探讨，主要是想通过对这些事件的分析，触摸和把握它背后潜存的文化意义，探究世纪之交江南文学思潮的流变和某些规律。
第一节由问卷调查引发的事件
1998年第10期的《北京文学》，刊登了一份由青年作家朱文整理的问卷：《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朱文同时还发表了“问卷说明”、“答案数据统计”及“工作手记”三个附录。此外，韩东也发表了有关“断裂”的文章《备忘：有关“断裂”行为的问题回答》。
报告调查的对象主要是所谓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新生代或晚生代作家如韩东、鲁羊、邱华栋等以及郜元宝、张新颖、葛红兵几位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青年学者。在这份问卷中主要涉及这样一些问题：中国当代作家对被问者的影响；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对写作的意义；陈寅恪、顾准等是否会成为他们崇拜的新偶像；陈、顾等的书是否会影响他们的创作；是否重视汉学家对自己作品的评价；是否读过海德格尔、罗兰·巴特等的书及这些思想权威或理论权威是否会对他们的写作产生影响；鲁迅对当代文学有无指导意义；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宗教是否对他们的写作产生规范；对作协的看法；对《读书》、《收获》、《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文学刊物的看法；对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是否权威的看法；等等。对于这些问题，调查结果是基本否定的。
这份“答卷”发表以后，在文学界引起了强烈的震动。1998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年会上，陈骏涛率先提出了反对意见，并与於可训、曲春景一起，在《太原日报》“双塔文学副刊”上发表了长篇对话。
许多作家和批评家也对此给予了尖锐的批评，认为“他们是想图谋‘话语霸权’，靠‘否定权威’‘打倒一切’这种文坛老伎俩来树立自己的文坛新地位”。批评家臧策指出：“从朱文等人的话语中，看不到哪些是他们所谓的‘不断革命和创新发的东西’，这不是对‘权威’和‘秩序’的洞烛幽微式的解构，也非某种全新观念和方法的建构，而仅是带着强烈情绪化冲动的盲目反叛，至多是早年安那其思想的现代转换。”
作为对批评家的回应，继问卷之后，1999年3月，韩东主编了“断裂丛书”的一辑（内含楚尘的《有限的交往》、吴晨骏的《明朝书生》、顾前的《萎靡不振》、贺奕的《伪生活》、金海曙的《深度焦虑》、海力洪《药片的精神》等六位作家的作品集），这成为“断裂”行为的有力佐证。随之，2000年10月，楚尘又主编了“断裂丛书”第二辑（内含韩东《我的柏拉图》、朱文《人民到底需不需要桑拿》、张旻《爱情与堕落》、鲁羊《在北京奔跑》等四位作家的作品集）。
吴炫认为：“‘断裂问卷’在积极的意义上，只不过是一批年轻的作家在以符合他们生存状况的方式，向已经不能有效地解释当代现实的既定知识系统予以发难，进而也可以推理为呼吁建立一种不同于‘儒道释’的、尊重生命基础性活动的、健康的价值系统。”所以“‘断裂问卷’意在和平庸的文学写作构成否定关系，但这不等于和所有既定的文学写作构成否定关系，也不等于‘晚生代’的写作就能全部摆脱平庸”。
陈晓明认为：“论争的余波延续到本世纪，‘断裂’作家也以新的姿态取得了文坛的新的地位。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断裂’，还是仅仅是一种姿态而已？说到底，‘断裂’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不过是有一批年轻作家不再认同既定的审美霸权，要另辟蹊径，确立他们这个群体的文学观念和审美趣味。这些人的存在，表明当代中国文坛格局发生某些变化，但他们的存在无疑预示着当代中国文学总体性制度发生合法性危机。”
那到底什么是“断裂”呢，为什么要“断裂”呢？“断裂”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对过去的扬弃，催生新事物的崛起。事实上，在文学史任何一个发展阶段，断裂都会随时发生，没有断裂就没有艺术创新和发展的动力。只不过在艺术史的常规发展阶段，每一次断裂都有可能被占据统治地位的主导文化修复，而原有的主导文化依然行使文化领导权。例如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断裂”。断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断裂视而不见，或者根本就不知道断裂于何处，为什么发生断裂。“处在文化大转型之际，旧有的主导文化无法修复断裂，那么，新生的文化就会取而代之，重新确立一套新的符号秩序”。“断裂”发生在社会文化发展的各个层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城市与农村之间，主流文化与各种“亚文化”以及诸多领域与层面，都出现了“断裂”，“断裂”成了当代中国的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文学只是这诸多“断裂”中的一个，当然是突出的一个。策划“断裂”事件的组织者及其参与者，他们大多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文革”后期大多在读小学，“文革”的终结使他们所受的中学教育与前一代人相比正规了许多，随后经过高考有相当一部分人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而这样一种学习的权力，正是前一代人在“文革”中被残酷地剥夺了的。
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前半期正是他们在大学里读书的年代，那个时期可以说是20世纪的又一次文化复兴。这一代人成长的背景便是整个社会体制的急剧转型，所以“断裂”在他们身上更为剧烈，他们具有前一代人和后一代人不具备的特点。这一批知识分子隐身在大众之中，褪去了自己的光芒，比较认同现状，并与之持较为“同构”的文化态度。他们既不像上一代那样拥有辉煌的激情岁月以及对苦难的记忆，也不像下一代那样对商业文化、对功利主义可以毫无障碍地接受。与上一代的理想主义者相比，他们显然显得有些颓废；与下一代的功利主义者相比，他们又有不少明显的超脱。这就形成了所谓的“断裂”。
从积极的意义上讲，“断裂”其实就是知识分子的一种自我拯救，一种与其出生的那个时代的割袍断带；它不仅表现在时间的流程中（“文学的延续性一代一代地流传下来”）；最根本的，它同时也是一种空间和文化的划分（在同一时间内存在着性质不同的写作），试图重新唤起人们早已淡漠了的民间意志，并在此基础上重建知识分子独立的精神维度。
第二节“断裂”事件与南京文化的特殊关系
从人员构成来看，“断裂”事件的主要成员都来自南京或者与南京有密切的关系。以“断裂”事件的核心人物韩东为例，他于1961年5月生于南京，8岁随父母下放苏北农村，198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哲学系。
历任西安陕西财经学院教师、南京审计学院教师，1992年辞职成为自由写作者，绝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南京。他的多数小说以南京的大学、酒吧等为主要故事场景：“韩东并不刻意描写南京的标志性生活。
他的小说不是招揽性的，看不到苏童式的田园风光和旧时宅院或叶兆言笔下的京陵余韵，只是平庸的城市与同样平庸的日常生活，是南京人毫不掩饰的粗、直、愚、俗、野、狠。‘当代文学’集体想象的中国都市是开放、富足、高雅的新天地，韩东的南京却依然封闭、匮乏、粗俗，处处暴露出经济神话或影像数码虚拟空间所遮盖的真实的破败和贫穷。
这种卑微浑浊的真实，为爱好梦幻的读者所不喜。”“断裂”事件的另一个主要人物朱文虽系福建人，但他毕业于南京的东南大学，“朱文的关键词是‘瞎搞’。他算把这句南京话写活了。不能品味南京话‘瞎搞’的丰富意蕴，就不能了解朱文。的确，朱文属于南京，他半是厌恶半是怜悯地描写的青年亚文化，只有在90年代上半期南京文学青年里才能找到。”而另一个重要作家鲁羊，是江苏海安人，曾先后就学于南京大学外文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近年又执教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他的作品关注理性思维，从细微处衍发对人生、世界的探微，充满了微言大义，像是在对南京这座城市进行哲学思考。此外还有顾前、吴晨骏、刘立杆及后来移居外地的张生、海力洪、魏微等人。
朱大可认为：“以秦淮河为中心的南京城市民风尚，尤其是低廉的消费指数，使之成为滋养这个自由主义的‘金陵学派’的文化温床。‘他们’群体发端于一个20世纪80年代民刊《他们》，这个刊名此后便成为其进行自我命名的标签。经过岁月洗劫，绝大多数诗歌流派都已销声匿迹，而这个‘复数的第三者’群体却保留下来并日益壮大，成为中国南方最活跃的自由写作团体。韩东、朱文和鲁羊是其中的三个代表。”我们且不说“金陵学派”这个名称是否能够成立，但毫无疑问的是有一个“以南京为中心”的作家群的存在。
南京属于江南文化圈好像是个毋庸置疑的问题，但事实上，今天看来，南京在江南文化中的位置有点尴尬。《中国国家地理》在2007年第3期的“江南专辑”中，通过邀请一些历史、文化、地理、气象等方面的专家学者阐述各自心中的“江南”，发现每个人对于江南的定义都有不同的见解。于是“我们做了这样一件事，就是让各类学者把他们心目中的江南在地图上圈出来，最后我们把这些地图重叠起来，看它们共有的部分——也就是所有集合的交集在哪里？他们认为这个共有的部分就是真正的江南。这个江南在哪里？当我们把结果揭示出来时，我们看到这个江南就是太湖和西湖流域，就是苏州和杭州周边地区”。这一结果将南京、镇江、上海等地排斥在了“江南”范围之外。
接着，《中国国家地理》执行总编在接受《金陵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以他是一个普通北方人的视角来看，“南京显然和江南是不可分割的，但却是一个屡屡受北方影响尤其是政治上的影响十分深远的城市，江南的特征还不算特别明显。但是江南某些特质，比如说纸醉金迷、比如说偏安一隅、比如说经济繁华、文学优美方面，南京却又十分突出，这不能不让各路专家有所争论”。由于地理位置的偏西，加上政治上深受北方文化的影响，南京的江南文化特征确实有其特殊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