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的单士厘研究较大陆为晚。2000年以后，大陆对单士厘的关注渐行消歇，而海外的关注才刚刚开始。从资料上来看，大陆出版的单士厘着述，在海外产生影响要有个时间差，从意识上来看，单士厘的被重视也和美国及台湾的中国妇女史研究日益注重女性自己声音的内部视角不无关联。其中专及单士厘的重要作品有：魏爱莲（Ellen Widmer）的《全球视野下的单士厘的栀癸卯旅行记枛（1903）》姚振黎的《单士厘走向世界之经历——兼论女性创作考察》和《单士厘教育思想析论》、颜丽珠的《单士厘及其旅游文学——兼论女性游历书写》。从学科路径上来看，这些海外研究多从文学视角切入，对于单士厘作品的写作手法、叙事风格等诸方面进行文本分析是突出特点，这和大陆的主要从史学角度介入形成了明显对照。数篇文章中最需注意的是魏爱莲的论文，该文在资料的收集和研究视野上超过所有同题研究。在把握单士厘其人其作之后，从多角度进行比较分析则显示了作者独特的视野和问题意识。而其中对单士厘《癸卯旅行记》的文体、文本和写作技术的分析也为稍后的几篇研究所沿袭和发展。
以研究视角而言，除了介绍其行迹，以及单士厘对西方文艺的引介之功外，多数研究从妇女解放和启蒙的角度立意，这虽然将单士厘的研究带入一个相对开阔的空间，但其中不乏以概念代替史实的倾向，在力图挖掘提升单士厘的价值和意义和同时，反而遮蔽和忽视了单士厘本人和她的时代的新旧杂糅的复杂与歧义。
4.钱玄同
钱玄同在新文化运动中名声显赫，但相对而言，后世研究者对他的关注恐怕在同道中是最少的，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无法和当年的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李大钊等人相类比。此中除去具体研究中技术层次的原因，大致还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考虑：
第一，钱玄同在新文化运动以后的思想有所转变，主要专注于文字改革、国语运动，过着鲁迅所批评的“隐退”的生活，很少以公共知识分子身份发言，在政治文化领域的影响不如前述诸位。从一般的史学研究角度而言，这就减损了对他研究的价值。
第二，人物研究的选题实际上和研究者的价值预期关系颇深，这一点从1949年以后对于鲁迅、李大钊的研究和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于胡适、周作人、陈独秀的研究中都表现得非常明显。由于长期未能进入研究者的诸如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之类的价值预期之内，这也是钱玄同研究相对冷落的原因。
第三，在学术体制上，新文化诸子之中，钱玄同的旧学渊源最深，其中又以小学音韵学为主要学术领域。这在今天的学科建制中已经是非常边缘化的学科，而且难度不小，和胡适的哲学及周氏兄弟的文学无法比拟，研究者寥寥无几，这使钱玄同的学术成就在众声喧哗的主流学术中也容易被忽视。
钱玄同去世后，对他的早期研究主要是一些回忆文章和篇幅不大的传记，其中钱玄同的老友黎锦熙的《钱玄同先生传》和采访过钱玄同的王森然的《钱玄同先生评传》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特别是黎传，对后来的钱玄同研究影响颇大。关于钱玄同研究的专门着述始于20世纪80年代，曹述敬的《钱玄同年谱》和吴奔星的《钱玄同研究》，代表的是那个重新整理学术史和文化史的时代钱玄同研究的主要成果，曹述敬的年谱更成为之后钱玄同研究的基本参考资料。90年代以后，几部钱玄同的传记陆续出版。目前以专着形式出版的钱玄同传记有吴锐的《钱玄同评传》、李可亭的《钱玄同传》、周维强的《扫雪斋主人——钱玄同传》共三部。
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研究史所刘贵福博士论文《钱玄同思想研究》，是迄今为止对钱玄同思想最为全面和深入的论述，作者首次大规模运用了钱玄同的日记，使该研究在史实梳理和观点提炼方面都有了扎实的基础，这是前述传记所不具备的。近20余年来，关于钱玄同的研究与回忆文章有80余篇，文章的长短、层次、质量各有高下。其中任访秋的《钱玄同论》、杨天石的《振兴中华文化的曲折寻求——论辛亥前后到“五四”时期的钱玄同》、《论钱玄同思想——以钱玄同未刊日记为主所作的研究》代表了不同阶段的研究成果。杨天石最先利用钱玄同日记，尤其是《论钱玄同思想》一文在对钱玄同研究的单篇论文中分量尤重，其中的主要观点被他指导的刘贵福的博士论文所吸收。
钱玄同研究的相关资料的整理，从上世纪80年代陆续展开，尤其以近六七年成果尤大。《钱玄同音学论着选辑》、《钱玄同五四时期言论集》、《钱玄同散文经典》、《中国现代名家经典文库——钱玄同卷》分别收集了特定时期与特定领域内的钱玄同的着述。而《钱玄同传记资料》、《钱玄同印象》、《疑古先生——名人笔下的钱玄同和钱玄同笔下的名人》则收录了许多时人、后人论述回忆钱玄同的文章。在钱玄同的资料方面最为重要的是《钱玄同文集》和《钱玄同日记》的出版。《钱玄同文集》是由鲁迅博物馆刘思源主编的，按内容分为六卷，虽以文集为名，但“有见则录，务求其全”（编辑的说明），实行全集之实。是至今对钱玄同着述最为全面的收集。不仅将各处散见的钱玄同着述集中起来，还包括了鲁迅博物馆所藏的印本和未刊信札，这都为钱玄同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也有一些缺憾。一是所收不全，最主要是钱玄同早期的《湖州白话报》和《教育今语杂志》时期的论述均未收入，《语丝》、《国语周刊》等中也有失收的，书信也有一些漏收。
二是操作有些仓促，排印错误较多，有的文章、书信日期系错，个别文章有莫名其妙的删节（从内容上看，也应是技术失误，而不是由于政治或其他原因）。钱玄同的日记当是研究钱玄同的第一手资料，钱的日记从其1905年东渡日本始，至1939年他去世之前三天止，其中虽常有间断，但总量也非常庞大。此日记钱玄同去世后，与其他钱玄同的存书都保存在其长子钱秉雄处，“文革”中钱玄同的全部书籍被抄走，后来一部分归北京鲁迅博物馆，一部分归北京文物管理处，有的则再不知去向。文物管理处的部分后来陆续返给钱家，日记部分鲁迅博物馆的与钱家合起来，基本成全璧。日记的整理出版工作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由鲁迅博物馆和杨天石先生合作，中间经过几家出版社，迄今尚未面世。
只有其中的1905年-1908年部分在纽约《天外集刊》上发表。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底出了日记的影印版，分12大册，总量达7000余页，这总算打破了钱氏日记长期养在深闺的局面。但其中有不少影印模糊和个别编目倒错的现象。更为主要的是，钱玄同的日记大部分非常潦草，中有各种简略用语、异体字及杂以日文、国语罗马字注音符号，这都给日记的识读带来极大困难，也减损了影印版的影响力。但不管怎样，可以说钱玄同的文集和日记的出版，正在和将为钱玄同研究提供一个更高的平台。
从总体上来说，对钱玄同的研究近年来已出现了深入发展的趋向，传记和论文的出版发表都比以前大为活跃，刘贵福的《钱玄同与近代中国思想文化》获得2002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资助，表明相关研究已经步入学术主流。不过，目前的研究还只是在为钱玄同研究打开一个新的境界，新的资料、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都将使钱玄同研究的相关命题获得更多的思考空间。
5.钱稻孙
1945年以后，钱稻孙就被人们从公开的记忆中抹去了。1962年他翻译的《东亚乐器考》出版时，欧阳予倩作的序言中只说是“找人代为翻译”，没有署钱稻孙的名字。他的同病相怜的老朋友周作人在文章中提到钱稻孙时，也只是说自己的一个老朋友。这都使钱稻孙直接留存的资料少之又少，旧日的同事好友也很难打起精神来回忆这位有过污点的旧人。上世纪80年代以后，钱稻孙的一些翻译作品陆续以本名出版，这使他的名字开始部分回到公众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