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政治与科学之间的核事业
1954年，在广西发现了铀矿，这期间从毛泽东到彭德怀能不断地向苏联试探是否能支援中国发展核事业，1955年1月17日，苏联部长会议发表“关于苏联在促进原子能和平用途的研究方面，给予其他国家以科学、技术和工业上帮助的声明”。1月31日，周恩来主持第四次国务院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苏联帮助中国研究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的决议》。这表明中国的核计划正式启动。而在此之前的1955年1月15日，钱三强和李四光就原子能问题向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作的那次汇报，可以看做是高层政治决策和中国核物理科学发展的一次正式握手。原子能事业在中国经济和科学发展中的位次迅速提高。1956年上半年，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制定的中国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把原子能工作列为规划的第一项重点任务。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也把发展原子能事业作为经济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1956年11月，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又改称二机部），组织领导核工业的建设。宋任穷任部长，钱三强任副部长。此后的几年中钱三强成为原子弹和氢弹事业在科技方面的最高指挥者之一。在国家不惜成本，全国为两弹开绿灯的情况下，钱三强的手中实际上握有巨大的权力。他一方面在全国范围内调集人才，为两弹研制中各个环节的技术问题谋篇设局、排兵布阵，另一方面决定一个个工厂和工程的选址、建造。这样的权力使钱三强和不少科学家同事都有一种内行精英自主的感觉和意识。应当说，在两弹这样的高科技领域，科学精英在相当程度上是可以自主科学的发展的。但在强政治的大环境下，精英自主又要常常碰壁，自主的程度其实完全是由政治大环境决定的。虽然在1958年钱三强就由于对“用行政办法领导科学研究”不满而在二机部党内受到连续批评，但只要环境许可，钱三强总是固执地推行他的精英自主、专业挂帅。1961年的一次谈话中他有针对性的说：“专业应由专业人员来领导，支部起保证作用，不要瞎指挥。支部的主要工作是政治思想工作，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要使他们有职有权，要建立技术责任制，……基层党的工作要有所不为，不应该管的不要管，不要当‘法海’。”1962年，经二机部批准，他在自己任所长的原子能所，推行在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副所长协助所长工作。
不过，在政治环境变化，技术要求的压力减轻时，科技精英自主就会遭到清算。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后三天，钱三强不得不收拾行装，以徐进的化名到河南信阳农村参加“四清”运动，接受锻炼教育，参加农业劳动。1966年文革开始后，钱三强被当作“资产阶级权威”的“靶子”抛了出来，其罪状之一就是，他曾鼓吹过的“红专矢量论”正是白专道路的大毒草。
两弹一星作为新中国成立以后最大的科学事业，在其内部科学和政治的纠葛往往是多层次的，也并不是都是非此即彼的线性关系。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两弹这样的内部高度机密的工作，在外围还伴随着一个广泛宣传和动员的原子能知识的科普运动。
1955年两弹决策以后，“周总理指示我们要重视宣传工作。他说，发展原子能的重要意义只有少数人知道还不够，要让大家都知道。……造成一个全党全民关心原子能事业的气氛。”根据周恩来的要求，中国科学院组织在北京的有关科学家和教授，向中央和全国各地的领导干部、学生、工人、战士宣讲原子能的科普知识。几个月内，钱三强和他的同事进行了132次原子能通俗讲座。如果说这还只是一种科学普及的社会运动的话，那么在后来的科技跃进中，已经越来越带有政治运动的味道。1958年以后，借着大跃进的东风，原子能科普开始变成了“全民办铀矿”、“大家办原子能科学”的口号。在这样的气氛下，钱三强积极提出建议各个省市都搞一堆一器，经过批准以后，钱三强亲自到有关省市推行。
他在1972年对此事的检查中写道：“1958年-1960年大跃进时，在部党组提出‘大家办原子能’的号召下，我不顾实际需要，曾建议各省市都搞‘一个反应堆和一个加速器’，这种貌似很积极的‘左’的意见实际上办不通时，就转化为大部分下马的右的结果。”钱三强只从左和右的角度反思，当然还有他讲话的那个年代的特点。其实，当年钱三强的这种今天看来荒唐的建议，抛却其他的政治因素后，其实质是显示了在政治的鼓动下科学的自我膨胀和迷失，这种危险不是当初面对台下踊跃的群众兴致勃勃地进行原子能通俗讲座的钱三强所能意识到的。
从“文革”后期，钱三强逐步出来工作以后，身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他除了一般的科学组织领导协调工作外，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在国内提倡“科学学”，倡导对科学管理和科学发展进行研究。在他去世前的最后几年，为促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沟通，又提出设立“科学与文化论坛”。这实际上都体现了他力图从新的更广大的视野中思考科学的定位和发展的意愿。其中既包含着对过度政治化的科学研究的反驳，也包含着对科学自身发展的反思。这和钱学森晚年提出的系统科学乃至走了一些弯路的人体科学一样，其背后的思想背景都是一个经历了新中国科学事业发展和挫折的科学家对科学自身，科学和政治等关系进行的再度思考。
1992年，钱三强去世后，骨灰分三处存放，一部分安葬于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内，骨灰的上面是他的半身铜像；一部分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一部分安葬于北京福田公墓钱玄同夫妇的墓旁，墓盖上是钱玄同写的那“从牛到爱”四个字。这种煞费心思的仪礼安排暗示了钱三强的多重身份，一个科学家、一个执行党的政策的科技事业的领导者、一个百年家族的儿子。
三、何泽慧及其家族
在科学家的自我意识中，家族的影响常常并不突出，近代的几辈科学家甚至都有与上一辈冲突、背叛的经历，但同时我们又总能从后来人的视角总结出家族和后来的科学之路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一点上，钱三强的夫人何泽慧明显比钱三强有着更深的从事科学研究的家族背景。1947年钱三强携何泽慧和幼女祖玄回国，首次到了苏州岳父家，发现这是个十分富裕的大家族。
但初归国内，胸怀大志、意气风发的钱三强对这个家族的内涵所体会的尚只是冰山一角。今天，我们稍微平心静气地坐下来梳理一下，就会发现何泽慧的家世较钱家毫不逊色，而在以科学为家族成员主要职业这一点上，更为钱家所无。
1.女科学家的若干细节
中关村特楼，昔日闻名遐迩，今天已经成为那一代科学人的背景。从中关村大街口，沿着北四环西路往东走，没几步，就到了这个今天已经十分不起眼的小区。进门越过不大的小区花园，正对着的是一幢三层楼，这就是中关村14号楼，当年的三幢特楼之一。和整个小区一样，这一幢楼也是貎不惊人、灰暗陈旧，一楼的墙上用白色颜料刷的“我们不走”的标语，堪称最大的亮点。这是几年前科学家们和开发商斗争的痕迹。不过，当年这幢楼上住的科学家的名字个个掷地有声，其中就包括钱学森与钱三强。如今已经九旬的何泽慧仍然住在这里。在2006年上半年，她接受了央视的一次专访，谈笑风生。2007年8月3日，何泽慧再次迎接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温家宝一再光临特楼，除了何泽慧自己的科学家身份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钱三强的夫人。
今天，何泽慧的科学声誉几乎已经完全隐藏在钱三强的巨大光影之下，她的第一身份常常是钱三强的夫人，而不是一位女科学家。但当年即与钱三强一起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妇”的何泽慧，即使在科学研究上，与是与钱三强相得益彰，并不比丈夫逊色。以下是她的一个简单履历：1914年3月生于苏州的核物理学家何泽慧，早年就读于振华女中（即今苏州市第十中学）。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学系，同年入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学校当研究生，攻读弹道学，1940年因成绩优异而获该校工程博士学位。先后在德国海德堡皇家学院物理研究所、德国西门子工厂、法国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进行研究工作。1948年5月回国，在北平原子学研究所任研究员。1949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后，历任近代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和高能物理研究所等的研究员，1956年起任原子能研究所室主任，1964年起任该所副所长；1973年-1984年任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现在仍担任空间科学学会常务理事等。1956年她的研究获首次国家自然科学奖。
何泽慧所立志进入的物理学有着太多的男性特征，而她自己的经历也是她以行动不断打破偏见和禁忌的过程。1932年何泽慧考取清华大学物理系。那时的物理系，名师云集，盛极一时。
理学院第一任院长、物理学家叶企孙，早年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的物理学家吴有训等都在此任教。但作为女性来学物理却并不被看好，叶企孙等老教授均劝当时考取的女生转系或转校，但何泽慧联合少数几个女生据理力争，才赢得在清华学习物理学的权利，不过最后能同何泽慧一样坚持下来的另外只有两人。清华毕业后，何泽慧争取到山西的官费资助，赴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大学技术物理系，她选择的是实验弹道学专业。然而，她在德国再次碰壁，技术物理系当时与军工联系密切，有保密要求，不肯接收外国学生。何泽慧找到曾在中国南京兵工署任过顾问的系主任，极力争取。结果何泽慧成为该系第一个外国学生，也是第一个学习实验弹道学的女生。1940年，她进入西门子工厂弱电流实验室工作，又是第一位女性和外国人。这诸多的破冰记录展示的是一位女性科学家的顽强精神。
在2006年4月，央视《大家》栏目的专访中，主持人请何泽慧谈谈发现核三分裂和四分裂的过程。何泽慧的回答轻描淡写：“这个简单得很，你要发现东西容易得很，这有什么过程？你做工作细致点，就成了，都会发现。”这正是何泽慧的风格。将当年的惊心动魄化为如今的从容淡定，这种超脱背后是她作为女性科学家所独具的细致与敏锐。晚年何泽慧以“立足常规、着眼新奇”为治学名言，其中所体现的正是细致踏实和敏锐的完美结合。1946年，钱三强建立研究小组，开始研究三分裂现象，初期时因为寻找核分裂的三叉形径迹数量有限而进展缓慢，何泽慧中途加入后，以细致与耐心很快找到了最多的证据。给研究以极大的支持，及时挽救了实验。而这一年的年底，又是何泽慧首先观察到一个四分叉形径迹，开启了四分裂的发现。原子核的三分裂和四分裂的发现是钱三强科学生涯的最高成就，这其中何泽慧的贡献占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回国以后，钱三强忙着为新中国科学事业调兵遣将，排兵布阵，基本脱离了一线的研究，而何泽慧则能在并不稳定和优裕的环境中，开创了我国核乳胶技术的研制和应用、并为中子物理学科建设打好了基础。
何泽慧是一个简单和直接的科学家，这是她内在的科学精神，也是她生活的状态。她身材不高，又从不修饰打扮，外形朴素得如同村姑。科学上的发现与创获几乎就是她的全部，精神世界似乎不合时代的简单和纯净。有一则广为流传的关于钱三强先生和何泽慧先生结合的浪漫故事：当时钱在法国、何在德国。二战后期，法德恢复通信，但只限25个单词，钱三强给在德国的何泽慧的求婚信这样写，“经过长期通信，我向你提出结婚的请求，如能同意，请回信，我将等你一同回国”。而何泽慧的复信则是“感谢你的爱情，我将对你永远忠诚。等我们见面后一同回国”。
由此两人订下了终身。但这则集合了战争和爱情元素，颇具现场感的故事却并无出处。钱三强先生生前曾有意纠正，何泽慧则一笑了之。在央视《大家》栏目的那次访谈上，主持人曾为这个故事对何先生“启发诱导”，可何泽慧却总未配合，最终编导仍经不住这则故事的诱惑，仍将其郑重其事地放在了解说词中。在那次节目中，何泽慧开场即说“我不会说小说”。这句看似不经意的话，当事人其实是因深有体会而别有深意的。对于那些埋首于科学研究，无法辩驳和无暇辩驳的科学家来说，那些能给读者道德和审美愉悦，但却并非真实的小说和故事也许太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