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外部事件与思想转折
应当说，钱玄同这些明显的前后变化，既有同时代人的共性，也有他自己的个性。迄今对于钱玄同思想的变迁，先后两种影响重大的说法均来自于周氏兄弟。1949年至80年代初期，评价钱玄同必引鲁迅的那句“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并将退隐者坐实为钱玄同。而周作人的《钱玄同的复古和反复古》，则大举揭示了钱玄同在五四的反复古之前曾经极端复古的事实，表明了那代思想者由旧而新的矛盾变化。周氏兄弟均以新文化为中心，一个着眼于之后的变化，一个着眼于之前的转变，其中自然有兄弟二人与钱玄同后来关系的亲疏之别，而两种观点的前后流行，也是实在是时代环境使然。不过今天我们已经知道，钱玄同前后思想的变化绝非由新文化之前的复古到新文化时的反复古再到之后的“退隐”那么简单。由尊清到革命，由崇拜国粹到打倒国粹，由拥护传统到反传统，由极主欧化到承认研究“国故”的地位，由留日时的倾慕社会主义到反对共产党，钱玄同的诸种变化之间并不是一种线性的关系，而是变化之中有不变的，回归中有摒弃的，各种具体的主张又是相互交错，相反而相承的。而对其中变化内外原因和情况的考察，远不是一两篇文章所能解决问题。下面仅就外部事件和钱玄同在新文化前后的思想变动作一个分析。
王森然的《钱玄同先生评传》中这样说新文化之前的钱玄同思想状态：“先生从辛亥至洪宪，思想太旧，主张民族革命，排斥异族，汉族既已执政，则无革命矣。斯时北京各界无叫嚣浮躁之风气。如祭孔等，绝不以为非；即解散国会，亦取不闻不问之态度。”王森然的传记是根据采访钱玄同后的记忆所写，这段概括在钱玄同的日记有颇多印证。1912年，钱玄同对于辛亥以后社会混乱、道德危机的败象很是敏感，称其为“毁信、废忠、变夷”，而忧愤异常，对无识者误认共和精神，乃至祸浸学童，大为摇头。这种看法已和当年的孔教会相去不远。他还曾作了一篇《学校中当祀孔子议》，申述尊孔之意。次年，孔教会找上门来，请他入会。
他在日记里写，“孔教会以我去年曾作《学校中当祀孔子议》一文，劝我入会，我意彼等尊信孔子与我不同，未决。”1914年秋，袁世凯举行祭孔的丁祭大典，钱玄同因“不得观礼”，而“索取祭祀冠服图一本”，认为“所定斟酌古今，虽未尽善，而较之用欧洲大礼服而犹愈乎”，可见当年钱玄同对于祭孔的津津乐道，相比曾在日记或其他场合对此表过态的鲁迅和钱稻孙，钱玄同尚要“落后于时代”一大截。他在1917年的时候，回忆当日情形，回国以后“处祖国腐败空气久，谬见渐生，什么读经、尊孔、中国伦理超越世界”，“当时亦颇以为然”。这说的全是几年前的实情。那么，“落后分子”钱玄同的转变是何时和怎样发生的呢？
钱玄同对自己怎样从复古思想而变为反复古时，曾一再提及帝制复辟事件。1917年他说：“玄同自丙辰春夏以来，目睹洪宪皇帝之反古复始，倒行逆施，卒致败亡也，于是大受刺激，得了一种极明确的教训。知道凡事总是前进，决无倒退之理。”一年后他又说：“自从十二岁起到二十九岁，东撞西摸，以盘为日，以康瓠为周鼎，以瓦釜为黄钟，发昏作梦者整整十八年。自洪宪纪元，始如一个响霹雳震醒迷梦，始知国粹之万不可存，粪之万不可不泄。”
1919年1月1日的日记中他说自己1916年时，“因为袁世凯造反作皇帝，并且议什么郊庙的制度，于是复古思想为之大变，起初对于衣冠礼制反对复古，夏秋间见新青年杂志及陈颂平、彭清鹏诸公改国文为国语的议论，于是渐渐主张白话作文，而于孔氏经典尚不知其为不管用共和时代也。”钱玄同的这种对于思想转变自我分析流传很广，周作人后来也说，钱玄同思想“拐弯的机会”是，“民国初年政教反动的空气，事实上表现出来的是民四（1915）的洪宪帝制，民六（1917）的复辟运动，是也。经过这两件事情的轰击，所有复古的空气乃全然归于消灭，结果发生了反复古。”王森然的传中说，“及至袁世凯登极，先生颇表示反对，思想上发生变化，于是在五年秋冬之间，组织《新青年》杂志，（自言受《新民丛报》影响）此时先生年已三十岁，自言仍属青年，适北京发现猩红热，先生足不出门，家中无书可读，只有一种提倡法兰西革命者（书未详），先生读之，乃大受刺激。自谓清新之气象，油然而生，不啻病榻之旁，打一兴奋针，得益匪浅。”上面几条说法大同小异，而王森然的说法中闭门在家读法兰西革命书一节更给人“受天启而顿悟”的想象。由此看来，钱玄同思想的最大变化发生在1916年的夏秋之间。刘贵福在他的《钱玄同思想研究》中也认为“1916年夏以后，钱玄同关于中国文化的看法完全发生了变化”，“1916年夏秋，钱玄同完全放弃了保存国粹的思想”。
应该说，从社会环境和历史的逻辑发展来说，帝制复辟和思想复古运动对新文化一代的刺激和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不过，这又多少有点当事人和后来者的后见之明在其中。实际上，具体到个人来说，外部事件和个体的思想、情感以及心理的变化往往又是错综复杂，不完全是线性对应的。钱玄同1915年和1916年的日记有较多残缺，从日记中看，钱玄同在1916年的思想确实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但也并不是和帝制复辟这样的外部事件直接对应。1916年元旦是洪宪第一天，上午钱玄同先到老师崔适那里贺年，然后拜访了沈尹默、马幼渔、朱希祖这些旧友，在马幼渔那里他从报纸上看到了改元的事情。“乃知自今日始改中华帝国洪宪元年，是民国历数尽于昨日。溯自壬子元旦迄于乙卯岁除，整四年也。”
接下来记下午去中央公园参观古物陈列，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情感变化。1916年9月下旬，张勋在徐州召开北洋督军会议（史称第二次徐州会议），一时间国内政治气氛又显紧张。钱玄同在日记中写道：“徐州主事者若能翻然悔悟，必可免兵祸，否则四次革命军起，兵连祸结，必有一二年之久，生灵涂炭不可言，决难如辛亥癸丑及今春之事速了也。”希望避免生灵涂炭，却也没有显示出这样的外部事件直接引起了他思想取向的变化。王森然提到的闭门读书一节，也没得到完全印证。那年秋季猩红热是确实的，钱玄同的四子钱秉东就是那时感染猩红热而夭折的，这使钱玄同在晚年接受王森然采访时仍然印象深刻。不过那期间钱玄同似乎说不上是闭门读书，上课、拜友的频率并未减少。另外现存的那年的日记中也尚未找到那本使他顿悟的关于法兰西革命的书。外部事件对于当事人的影响确实是潜移默化的，而这种影响有多大和大到什么程度，常是靠当事人的事后总结来论定的，虽然这样的总结方向大致是不会错的，但也难免会忽视复杂的过程与具体的细节。
3.从无政府主义到“绚烂之极”
如果说外部事件给钱玄同1916年下半年的思想转变提供了一个直接的思想动力，那么促成其转变的最主要的思想媒介还是他重新拾起了留日时一度倾心的无政府主义。留日时钱玄同欣赏的是刘师培《天义》一系的无政府主义，而对吴稚晖的《新世纪》一系则有所保留。至此，则发生了变化。1916年9月18日记有“收到欧佩刚寄来无政府主义之印刷小册四种”的记载，而次日则记“寄书上海购无政府主义书报数种”，并说当年由于看到《新世纪》主张世界语，及吴稚晖和章太炎的矛盾，而不以为然，今天思之，却正对中国时症。一个月后，他读到了《新青年》二卷二号，说：“新青年第二年第二卷出版，中有吴稚晖‘青年与工具’一文，陈义极正。”这一卷中有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和《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两篇着名的文章，却没入钱玄同的眼，可见其思想转变初期的路径所在。不过以此为基点，他不久就开始对陈独秀的不少观点认同了。
至1917年的元旦，他已经在日记中写下了“文学之文，当世哲人如陈仲甫、胡适二君均倡改良之论。二君邃于欧西文学，必能于中国文学界开新纪元”。此时，无政府主义的书刊仍然是他最想读的，1月11日，“至大学与孑民谈话，拟托其购《旅欧杂志》及昔年吴稚晖、李真民先生所办之《新世纪》”。三天后“晨至直隶书局，购顺德卢信所着之《人道》，其书系主张无政府主义者”。半年以后，他托蔡元培购的《新世纪》已经到手，“阅《新世纪》，九年前阅此，觉其议论过激，颇不谓然，现在重读，乃觉甚为和平。社会不进步欤，抑我之知识进步欤。”应当说，无政府主义是钱玄同1916年下半年以后思想转变的重要思想背景，他后来的激进主张几乎全可以从当年的吴稚晖那里找到影子。钱玄同公开和私下评议过包括章太炎在内的不少人，独对吴稚晖爱敬有加，部分原因即在此。
可以这样说，外部事件的影响，和无政府主义的内在思想支持，使钱玄同在1916年下半年陡然转变，出现在新文化阵营最前沿的阵地，也由此成就了他新文化诸子之一的地位。
和新文化之前的思想变化不同，新文化之后钱玄同的思想变化找不到一个像洪宪帝制那样的戏剧性的外部大事件来解说，但内外诸因素的促合使他的思想很快有退潮的迹象，对自己的态度和观点有了不少的修正。事实上，钱玄同最引人侧目的几种激进主张均出自1919年之前，那之后，他的讨论更集中在如世界语、国语改革这些专门化的问题。而总体的思想取向实已有所变化。
这样的变化从公开言论中较少看出，但私下的发言中，已经表露无遗，这一点，在他和周作人的通信中可见一斑。
1920年8月16日，在致周作人的信中，钱玄同说：“我以为‘国故’这样东西，当他人类学地质学之类研究研究，也是好的，而且亦是应该研究的。”这已经和他公开对于国故一骂到底的态度有了些细微的差别。而实际上，钱玄同对观点的反思尚在其次，对态度和方法的反思尤为彻底。一个多月后，在给周作人的信中，他说：“即如‘双簧’等行为，偶尔兴到，做他一次，尚无妨事，然不可因此便生结党成群之心理。你说‘近来不大主张与人争斗’，这话我极以为然。我近来觉得终日忿忿不平，于人无损，自己精神上闹得大不舒服，真是何苦来！我对于Dr.最近一篇开学的演说，颇表同情。我近来不喜欢作诛心之论，所以有人认为这是Dr.有什么作用，我都不管。我只断章取义，觉得他所谓‘提高’的话很有道理。我近来大有‘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之意。今后颇思自修一种外国文，将来我的事业，想在‘文学’一方面。此外，整理国故一部分的事，我也还想做做。至于‘提高’以外的事，就是传播注音字母，这是我现在就能做的。”表示他不愿意再和人斗口，讨论那些无谓的“猪头”问题。几天后的一封信中他又说：“我近来很觉得两年前在《新青年》杂志上做的那些文章，太没有意思。”
“我们实在中孔老爹‘学术思想专制’之毒太深，所以对于主张不同的论调，往往有孔老爹骂宰我，孟二哥骂杨、墨，骂盆成括之风。其实我们对于主张不同之论调，如其对方面所主张，也是二十世纪所可有，我们总该平心静气地和他辩论，我近来很觉得要是拿骂王敬轩的态度来骂人，纵使所主张新到极点，终之不脱‘圣人之徒’的恶习。”
从中可以看出，钱玄同最大的变化尚不是在具体的主张上，而是在发言的态度上。一两年前那种口含天宪，将自己当作真理的化身，把对手极力丑化、妖魔化的态度已经完全转变。他明确放弃了先前不许他人匡正，不给他人发言机会的作法，而开始反对思想的专制划一，对不同的意见他主张存异不求同，对于旧派和旧观点，他也不再主张一棍打死。1920年10月，在给胡适的信中，他说：“我年来颇懊悔两年前的胡乱动笔，至一偶翻以前之《新青年》，自己看见旧作，辄觉惭汗无地。所以近来除编讲义及写信外，什么文章也不敢做了。”同样的反思，他在日记中说得更明白。1921年的元旦，钱玄同在日记中写道：“两三年前专发破坏之论，近来觉得不对，杀机一起，决无好理。我以为我们革新，不仅生活见解，第一须将旧人偏窄忌克之心化除。须知统一于三纲五常固是谬，即统一于无政府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也是谬。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处而不相悖，方是正理。佛有小乘大乘，孔有三世之义，其实对付旧人只应诱之改良，不可逼他没路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