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癸卯旅行记》的“知女学”，以“风化乡里”，向女性“谈卫生”、“戒缠足”为己任，到如今的提倡妇道、懿范，30年的时间世道变了，单士厘的心思也变了。而刺激其创作此书的原因乃是“七十年来世事变迁风俗醇醨”，“自顾残年易尽，苟无纪录，则嘉言懿行将淹没而无闻，爰书所见闻者以告孙女辈云而”。在任过单士厘家乡萧山父母官的王恕常为此书所作的序言中这样说：“自古未有妇德不修而能治家教子者，亦未有内政饬，母训严而家不昌炽，子不贤能者，史册昭昭前规具在固可借镜焉。……妇道之隆替岂不关民族之盛衰哉，欧美伟人若华盛敦拿破仑辈皆由于母教，今吾国女校林立，弃蔑前规放任自由转以贤母良妻为诟病，源既浊矣而欲澄其流，岂可得乎？”虽说提高到民族兴亡的高度，多少有点超出单士厘的旨趣，但强调妇道的意义这个大的方向没错。
如果以后来的词汇来归纳，《懿范闻见录》中所推崇的女性道德大致有如下几端：首在推崇女性的牺牲精神。对丈夫、子女、家族及外人的付出均包括在内。钱恂的母亲姚太夫人在丈夫佐幕无暇顾家事时，“拮据经营，日治精馔送幕府而自与子女食粗粝”；单士厘的外祖母陈太恭人晚年哮喘，每夜不能安眠，母亲许安人夜夜扶持，喂汤药食物到黎明，待病人“喘定能卧”，方“悄然而退”；单士厘的族长辈沈孺人，给自己儿子断了奶水以喂养侄儿。类似的故事体现的都是一个主题，通过女性的牺牲体现出贤惠的美德。
次在推崇节义观念。单士厘的姑母单淑人幼时即与沈氏有婚约，太平天国时，未婚夫被掳，亲戚中有劝其再嫁，而单淑人“誓不变节”，后未婚夫逃出，最终得以续成旧约；一位名吴莲芬的女性，“幼字张氏”，即将结婚时，“张郎”因为继母的虐待“仰药而卒”，吴莲芬哭着吊丧，成礼后乘众人不备“饮盐卤以殉”，为家人救活，后因嗣子而得旌表；钱恂的同僚徐次舟有一个妾，一次徐氏病重，这名妾说“主如不起，吾生何为，吾宁死，即仰药卒”。贞节观虽五四以后就遭攻击，但在整个民国时期都尚有相当市场，如果说和此前有不同，那么其中一点就是男性再来谈贞节多少已经不太自然，而女性倒容易对此津津乐道。
再次为推崇女性的才能。何太孺人，一位嫁入商贾之家的女性，20岁即守寡，艰辛抚养遗腹子而成博士弟子，更值得称道的是，通过她的辛勤经营，使一度中落的家道衰而复起，单士厘称其是“才能过人，遇事有决断”；和钱恂同乡的外交官胡惟德夫人郑夫人不仅通晓英法等语言，而且“能应酬交际场中，不随俗，不易外国装饰，亦不狃于旧习，举止端丽，周旋适当，欧洲仕女莫不爱重之”。郑夫人的形象的描绘多少可以看得出单士厘对当年自我形象的肯定；张謇原配徐夫人“助夫办实业、辟新地、聚人民、设厂肆、新建筑、兴学校、植木种棉，助理家政并井井有条”，其“宏才远识为中国女界第一流人也”。单士厘推崇的女性才能有不少领域已经明显在传统之外，但对这些才能的认识和评价又多少体现出传统的目光。
《懿范闻见录》形式上就是由数十位女性的嘉言懿行组成的个人传记的集合。如果说这些人有什么联系的话，那么就是她们都是单士厘的亲族或熟人。不过，特别要说的是，其中有一段关于战争的记忆有着极高的出镜率，不光在数人的传记中叠次出现，而且单士厘还在自述里特别提及。下面综合几处记述对这段记忆简单复述并稍加分析。
咸丰十一年秋，在江南，太平军和清军仍是激战正酣，忠王李秀成久围杭州不下，谋划先剪省城枝叶，于是遣陆顺德部由桐庐侧向进攻。九月十六日与清师战于富阳和尚店，夺富春江上炮船，渡江，克临浦镇，次日（1861年10月20日），克萧山；十九日，破清军于钱清，乘胜，进迫绍兴府城。
这是关于那次战事正史的记述。不过在单士厘的记忆中，不光没有战略意图、行军路线、战场主帅，也没有具体日期。她所有叙述中那次战事的背景只是洪杨之乱，自己4岁时萧山城陷。所有那些正史中的事件要素，对女性的记忆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战争中刻骨铭心的生存经验。当时单士厘的父亲刚在上半年去了宁波处馆教书，祖父和叔父则尚在福建佐幕，萧山城内任家池的单家旧宅所余均为妇孺。除两个侍婢外，有祖母、外祖母、未嫁的姑姑、母亲及单士厘本人。城陷之日，这一群惊惶失措、走投无路的妇人仓皇间投入后园的水池中。水池较浅，众人都坐在池中，只有其祖母慌乱中胡乱扑水，几乎没顶，幸亏其姑姑从后面扶住，才免于溺水。等到了傍晚，外面声音渐渐远去，众人派了一个侍婢出去查看动静，并没发现“发匪”的踪迹。侍婢建议用梯子翻过城墙，缒城避难。于是和其他在单家避难的亲族共十余人翻墙奔命。单家宅子位于半山，城墙界山而筑，所以搭梯子即可翻过。
不过对年纪大的人也并不容易，单士厘的外祖母即在缒城时摔破了头，没走多远又落入水中，幸亏被众人救起，后来伤口感染，一名侍婢从路旁找了一把烟灰抹在头上才没有恶化。一路上，单士厘由一名叫莲香的侍婢抱着，尚不到4周岁的单士厘路上啼哭不已，有亲族屡次要单士厘的母亲将其抛弃，以利众人脱险，母亲不肯，保住了单士厘一条性命。最后到了一个离萧山城12里的一个叫湘坞的乡村，住在一个魏姓的看坟人那里。但乡村并不安全，单家人仍如惊弓之鸟。每天早上吃饭过后，全家人都到山上避难，年纪大的只到半山，年轻的单士厘的母亲和姑妈则爬到山顶，背后即是深渊，为免污辱，相约如“贼”来，则投渊了断。避难时间长了，衣食都是问题，单士厘的母亲和姑姑忍饥挨饿，务求两位老人温饱。但随即到来的江南的冬季也不好过，最后无计可施，将一名侍婢嫁给当地农家，以其聘金维持生活。提心吊胆的避难生活直到次年正月，因随后来避难的人有要返回嘉兴的，这一行人也跟随回到海宁硖石镇单士厘的母舅家。离开萧山不到一个月，湘坞地方又被官军蹂躏，为害甚于“贼人”。惊魂未定的众人自然又不免后怕一番。
这段故事发生时，单士厘尚年幼，主要情节应当都是从长辈那里听来的。而至晚年写《懿范闻见录》时，单士厘还能将不少细节写得栩栩如生，甚至在相关人物的传记里面占了大半篇幅。而实际上，这段记忆对体现几位女性的“嘉言懿行”贡献十分有限。
这样的处理表明这段记忆对单士厘确实也是非同寻常。也许她将那一次自己险些被丢弃的经历看做是人生的真正起点，也许那样的战争记忆正象征着单士厘对于闺秀懿范的所忧所患所思所想。可以想见的是，单士厘不只一次地从母亲、祖母、外祖母那里听过这段记忆的一再重复，使她也深深地感受到了这样的战争经历在她的这些长辈女性生命中的分量。而透过这样的故事，作为后来者，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女性记忆中的战争，没有是非成败、没有战略战术，有的只是颠沛游离、担惊受怕的苦难经历。而更加底层的女性甚至连记忆或者表达记忆的权利都没有，屡次在逃难路上的危难时刻发挥作用的侍婢，最终只好去换主人家的生活费。
3.《受兹室诗稿》与晚年单士厘
如果要在戊戌与辛亥的女性运动中划出一个分界线的话，单士厘应当属于戊戌一侧的，她的女性解放意识更具有国民身份下的贤妻良母式的特征。终其一生都未见其对于女权乃至五四以后的妇女解放表现出多大的兴趣，早期的留日女学生后来多有女权运动的风云人物，而她长期随侍身边的大儿媳包丰保在日本时，虽然也签名参加女子拒俄义勇队，但回国以后，却完全是一个家庭内相夫教子的角色。单士厘在1909年随丈夫归潜以后，与她还有牵连的大事件是在辛亥革命那年，参加了上海的女界协赞会，在《女界协赞会募饷启事》后附的发起人中有钱念劬夫人，在简章后所列发起人中也有单士厘女士。该会以伍廷芳夫人为主发起，是辛亥时期规模最大的妇女募饷团体。与当时的女民国军等军事团体相比，该会以附和革命的新派人物夫人为主，较少激进色彩，其宗旨和取向明显与唐群英为代表的激进派形成对应。单士厘当时人在湖州，可能对具体事务参与的也不多。当反清已经明显表现出可以成为强国强种的最有可能性的选择时，对革命的支持并不与单士厘此前的思想原则矛盾，反而是国民角色应尽的一份义务，这和钱恂参加的湖州地方光复并没有什么两样，而在革命后热闹一时的女子参政运动则看不到单士厘的身影了。时代环境、内在素养和外交官属眷身份的结合，使单士厘有幸成为走出国门和“风化乡里”的女性先驱。但时代的变化太快了，单士厘的一代女性很快就会显得落伍，越到后来单士厘们身上传统的因素就会越明显。
已过花甲之年的单士厘在唱和钱云辉的自寿诗中有如下一首：“花甲周流过渡时，世情变幻日趋漓。将何抵挡狂澜势？惟有家庭孝与慈。”单士厘对世事浇漓的感叹，直接源于她所坚持的诸多传统和秩序的解纽，而她开出的挽狂澜的药方：传统的家庭伦理，更多的只是一种无能为力时的期冀。此后丈夫和次子穟孙的去世，更让她在对世事的无奈之外添了几分凄凉感。1927年初，丈夫钱恂去世，这对已渐入老境的单士厘无疑是一个打击。
1932年，她在给夏曾佑夫人的诗中说自己辍吟六载，“六载伤心未咏诗”。这一逝夫之痛让单士厘用了6年才逐渐恢复过来。而次子穟孙的病逝更让单士厘晚年时时难以释怀。1936年春，次子钱穟孙病逝，已在沈阳就养穟孙数年的单士厘目睹了儿子的病重和辞世的全过程。她用骚体直抒白发送黑发的失子之痛，“嗟予之不德兮，致汝养之未终；长埋地下兮，欲见无从！”痛哭之后，儿子又时时闯入她的梦中，“春鸟嘤嘤春草绿，梦儿扶我过前溪。”
直到2年多以后，丧子之痛还郁郁难平。“亲朋犹自嗟遥远，母子何堪隔死生。绕膝孙曾宁不足，时时老泪为儿倾。”丈夫和儿子的先后离去，使单士厘晚年心迹向佛。穟孙去世的次年，值单士厘80岁，长子稻孙打算宴宾客为其祝寿，单士厘专门写了一首诗，要求寿宴不食肉，“莫使庖厨地，顿变沙场湿”。用蔬菜、竹笋待客方可使寿星安心。在悼俞承莱的诗中更是直接用佛意、佛语入诗，“早知来劫运，普劝念弥陀。慧业今生已，人天唤奈何！”
家事难平而国事蜩螗，从晚清那个普遍忧愤的时代走过来之后，年老的单士厘已无力且不愿面对太多的国家忧患，她的目光里更多的是一己的悲喜和一时的安稳。抗战爆发后，夏曾佑夫人给她的诗中说：“残年逢乱世，自笑苟偷生。”单士厘在和诗中说：“吾侪惟镇静，藉以乐余生，”“心有桃源境，能销万斛愁。”而当夏曾佑夫人历尽艰辛从杭州到北京避难后，单士厘在诗中宽慰夏夫人“离乡不作无家别，失地仍为故国氓”，“城市繁荣忘乱世，亲知多半住神京”。
相对于大多数的国人来说，战争时期单士厘的生活已算是相当的安逸了。家庭聚会，游园赏花之类的场景时时在诗中呈现。一方面，亲朋离乱、骨肉相隔，使单士厘时时有“举世哀鸿众非独”、“世乱难忘国”之类的诗句形诸笔端。另一方面老年的心境使她更看重“乱世得居安稳地，耄年倍切别离情”的安稳生活，对世间变乱多用避与隔的态度，“欲令残年能却病，只惟太上学忘情。”儿子稻孙在抗战爆发后一步步落水，最后当上了日本占领下的北大的校长，单士厘对此是何种态度呢？没有直接的资料，即使并不同意，可能也没太多的心思干预了。
世事变乱中，或许只有着述可排解意绪，晚年的单士厘孙曾绕膝，目力不佳的她还固执地整理、抄写自己的关于《清闺秀艺文略》，在给罗守巽的信中说：“既传一代女子艺文，亦不辜历年搜集苦心。景迫桑榆，难期付梓矣。”琴瑟相合的丈夫早已去世多年，次子钱穟孙和小叔钱玄同也都已先后故去，当年的闺友更是“十不存一”，物是而人非，多寿的单士厘，抄得专注，也抄得寂寞。单士厘1945年3月去世，这对于信佛的单士厘来说甚至可算是圆满的，几个月后，日本战败投降，儿子稻孙受到了国民政府的清算。提前走了的单士厘已经不用再目睹更多的世事变迁、人间悲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