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士厘在今天享有比其丈夫钱恂更高的知名度。这一点不仅当年钱恂夫妇不会想到，到他们儿子稻孙一辈时，也不会有如此想象力。而更超出当事人的想象力的是，单士厘在被提及的多数场合，在她前面所安排的出场身份是“女旅行家”，对于这样的帽子，单士厘地下有知，是否会欣喜不敢悬想，但更多是困惑却可以肯定。后来的历史叙事和当年的史实的关系确实是复杂的，后来者会不断地以自己的需求重新条理历史，一些当年籍籍无名者也许会因某种需要而跻身英雄谱，一些当事人并未注重的方面会被特别放大，成为他们的标志性符号。如“女旅行家”甚至“启蒙女学者”这样的单一身份不仅不可能概括单士厘所有的内涵，而且容易对她生平精神主旨的把握产生偏颇。
如果我们能将目光不断回溯，探讨一下迄今为止单士厘的形象，可以更明显地看出今天为我们熟知的“女旅行家”、“走向世界的女性先驱”形象的临时性和时代性。在单士厘同辈人当中，单士厘以“当世女使”的形象呈现，闺秀传统和才女文化是支持这种形象的基本语境。这一形象我们可以在单士厘受到忽视的着述《受兹室诗稿》、《清闺秀艺文略》、《闺秀正始再续集》中感受其精神，也可以在郑孝胥拜访钱家会晤单士厘后的日记，以及与夏曾佑夫人不断的唱和酬答中品味其内涵。到了新文化一代那里，单士厘的形象有了变化。在胡适为单士厘的着作《清闺秀艺文略》作的序言中，才女们的诗词已经变得“毫无价值”。
单士厘被胡适从她所依存的传统中摘出，她和她的传统均被客体化，其意义只是为文化史家提供了统计基础。在胡适此文20年后，周作人在写及钱恂的文章里说：“夫人萧山单士厘，为北大教授单不庵之姊，搜罗清朝女诗人着作极多，着有《闺秀艺文志》（书名记不得了）一类的书，一部分曾付铅印，似未刊全，又有关于女学的一册《家之宜》，据玄同说封建气很重，有一章说‘妾之宜’，我却没有能够见到。”不管评价如何，在单士厘的同辈和新文化一代那里，她的形象主要由其那些更传统和守旧的作品来体现。而新时期被充分发掘清理的体现趋西向新精神的《癸卯旅行记》反而影响至微，流传较少。1921年丈夫钱恂写家乘时，这本当初“一印即散”的旅行记在单士厘自己那里早已多年没有存本，这和她一再修改，刊抄多次的《清闺秀艺文略》形成明显的对照。这种当时人和后来者认识的错位是我们走入单士厘的经验和世界时所需要特别注意的。
本章将通过相关史料的重新排比、解读，更全面深入地把握单士厘，并从近代知识女性思想行为的变迁这一大的维度上理解其所着所思所为。
一、单士厘生平及着述考订
表面看来，对于单士厘这一近代先进女性的研究，似乎已缺乏继续深入的空间。但已有研究恰在基本史实和基本资料的解读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人云亦云和误读误解。
在资料利用上，单士厘的着述可分两类：一是《癸卯旅行记》、《归潜记》、《受兹室诗稿》这两记一稿，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重刊，较易利用，现有研究多以此为本；二是《清闺秀艺文略》、《闺秀正始再续集》、《懿范闻见录》、《家政学》等1949年以前的刊本和稿本，仅在少数公共图书馆有藏。目前的状况是，学界对后一类极少利用，对前一类的利用也是摘引归纳者多，而深入推敲者少。
本节将对已有研究中的模糊和错误重新清理，一方面在恢复单士厘的本来面目，一方面在于为后面的继续讨论提供背景。
1.单士厘的生卒年
可以说单士厘是因钟叔河而被重新发现的。单士厘的生平学界最初多取自于钟叔河。在钟叔河为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版的《癸卯旅行记·归潜记》所作的序言中，并无单士厘的生卒年。而在1985版的同名书中，钟叔河的序中则写了单的生卒年为1856年-1943年。因为此套丛书的影响，此后各种载单士厘的人物辞典以及研究单士厘的文章中多依据钟叔河此说。不过，在此前后，就存在着一个不大被重视的不同意见。陈鸿祥在1982年发表的题为《近代女旅行家单士厘》的文章中即说，单士厘的生卒年是1858-1945年。陈鸿祥1986年点校的单士厘着作《受兹室诗稿》中，这一说法被坚持和明确，在陈的前言和钱秉雄、钱三强的代序中均是1858-1945年，而且陈鸿祥还注出了具体时间：生年为1858年7月9日，卒年为1945年3月27日。不过有意思的是，在同一本书的书末，罗守巽所写的跋中说单士厘“于四三年即夏历癸未卒于旧都私第，享年八十七岁”，则又和钟叔河的说法相同。
这两种说法应是陈是而钟非。陈鸿祥的依据是罗守巽老人所藏的单士厘的讣告，即钱稻孙执笔的“追讣”，其中云“先妣单太夫人讳士厘痛于三月二十七日，即乙酉岁夏历二月十四日辰时疾单士厘的讣告（陈鸿祥先生提供）终北京寓寝，距生于清咸丰八年戊午五月二十九日亥时享年八十有八”，这里面所示生卒时间应确证无疑。实际上，在能够看到单士厘的讣告前，已经有很多信息指向了同一结论。国图藏《吴兴钱氏家乘》，单士厘生于“咸丰八年戊午五月二十九日亥时”。则生年应为1858年7月9日，因家乘先成，而单后逝，家乘中未有其卒年。在抄本的《清闺秀艺文略》单士厘本人的尾识最后落款为“癸未年腊月十三日，阳历一月八日，钱单士厘自识，时年八十六”，即公历已是1944年，这既说明了单不可能在1943年去世，也再证其于1858年出生，其中86当是虚龄。在钱家后代所编《吴兴钱氏世系简表》中，明确注明单士厘的卒年是1945年3月27日，所据为后人自存家乘。至此，众多人物辞典中关于单士厘生卒年相互打架的情况，可以平息了。
还要对错误之所以发生稍微补充两句。在钟叔河所写的序言中，已经引用了单士厘的讣告中提到的单士厘的生平着述，说明钟先生已经见过讣告，但缘何讣告开头的生卒年却反而没看见，确有点与理不通，或许钟先生看到的只是讣告的部分抄件？
罗守巽的情况也需稍加说明，罗守巽为罗振玉的侄女，是单士厘晚年的重要朋友之一。但单去世时，她在上海，由于战事，音讯不通，单去世的消息她应当是间接获得。另外，罗所写的后记在1979年，距单去世已30多年，记忆错误也有可能。而《诗稿》从她写跋语到出版历时多年，很可能的情况是她写跋语时全凭记忆，未参考自己所藏的单士厘讣告。但其错误记忆却错得和晚其跋语的钟叔河的序言一样，也有几分奇怪，或许还存在一个令两人犯同样错误的另一个源头亦未可知。
2.单士厘的父亲及早年经历
单士厘的父亲单恩溥，字吉甫，号第花，又号棣华、行一。钟叔河将单士厘的父亲的名字误为单思溥，后来的研究文章均照搬了钟叔河的错误。单恩溥系同治壬戌恩科（1862年）举人，以治宋学名，曾任遂昌训导、嘉兴教谕、上海江南机器局广方言馆的中文教习等职务。是一个有传统功名，又接触了一些新学的知识分子。“单氏为吾萧望族，至棣华先生而益显，先生以名孝廉掌嘉兴，道德文章为世推重”，这是单恩溥的一个乡后辈对他的概括。
另外，在钟叔河的序言中说单士厘是幼年失母，随舅氏读书。陈鸿祥序《受兹室诗稿》时也有同钟叔河类似的说法，后来更有的作者即据此渲染出大段的单士厘少失怙恃的经历。钟叔河的依据大概为诗稿中《舅氏命题捧砚图》中有一句“不能见母幸见舅”，实际此句前即有一句“嗟我廿年失慈母”。据单士厘的《懿范闻见录》，其母亲许安人卒于己卯年之腊八日，即1879年，即其去世时单已21岁。同样在诗稿中存有大量其父仕宦之地遂昌、平湖等的风物人情，可知单士厘的出嫁前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父母双全，随父仕宦中度过的。在单士厘未嫁之前，由于父亲仕宦，而依母居舅家的情况确实存在，但并不是在母亲亡故的情况下，孤身寄居舅家。类似的生平考订或被目为琐碎，但细节的偏差经常会给我们通过想象力复原人物带来更大的伤害。
3.单士厘的婚姻及家庭角色
已往的关于单士厘的形象均呈现其具有公共性特征的一面，而对其私人性的一面尚无暇顾及。实际上，旅行家的角色是暂时的，家庭内的身份和角色反而应是单士厘生活的常态。单士厘家内的第一关键角色是钱恂的妻子，没有外交官妻子的身份断不会有出游日记，也很可能不会有闺秀艺文目录的写作。
在单士厘的婚姻关系中，尚有不少未被揭示过的细节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感受单士厘的世界。其一，单士厘并非钱恂原配，钱原配董氏，浙江仁和人，长钱恂两岁，光绪八年（1882年）去世。两年后，单士厘作为继室走入了钱家。董氏留有一女蕴辉，即诗稿中所悼长女德莹，由此，单士厘的另一身份是继母。其二，钱恂后来曾纳一日本籍妾，名朝日。钱恂、单士厘的周游世界，朝日一直随行。钟叔河在序言中，大力赞赏单士厘回故乡硖石镇时“步行风同里妇女”的移风易俗、提倡开化之功。
而单士厘此段日记的第一句话即是“晚乘月率朝日婢步行至东南湖母舅家”，这是旅行记中朝日唯一一次被正面提及。对朝日婢的身份，钟叔河未及展开，后来仿效钟一再引用这句话的诸多文章也是从头照抄，无人细究。而诗稿中则提到了朝日是钱恂辛丑年于日本所得之新妇。小叔钱玄同的日记从1905年赴日本开始。他的第一篇日记就提及了兄长的这一妾。“余今日将由上海至日本矣。是行凡六人，大兄、大嫂、兄妾朝日……”周作人后来在单士厘所作《妾之宜》的封建性上，仔细地讨论了一番。而如果进入单士厘当年的家庭内经验，那么作为正室，讲讲妾之宜其实是完全符合她的身份的。此外、单士厘在家庭中还有媳妇、母亲、婆婆、祖母等多种角色，均可在诗稿中得其一二。
1896年除夕，苏州大石头巷钱寓中，单士厘上敬高堂、下育幼子，团圆佳节，不免思念远在俄都的丈夫。于是就有这样的诗句“矍铄高堂健，嬉戏稚子欢。遥怜游宦客，谁与话团圆？”在《癸卯旅行记》中我们俯拾可见单士厘对儿媳包丰保的教诲规训，而这位毕业于实践女校的中国第一批留日女学生，在女权已呈风起云涌的时代，最终也是老老实实如婆婆一样继续扮演家内的角色，并未成为职业女性的先驱。多寿的单士厘晚年孙曾绕膝，我们在诗稿中看到的是一个三代同堂之家，出入德国饭店、中央公园来今雨轩聚餐，受家人尊敬的老祖母的形象。从单士厘的相关着述中，我们当然可以看到其家庭内角色中很多开放趋新的方面，不过，传统家庭伦理在这个家庭中的作用实实在在不该被忽视。
4.单士厘的着述
单士厘的着述数量在同辈女性中已属十分罕见，而且如《癸卯旅行记》这样着述的史料价值，也因学界的广泛利用，而日益彰显。这里仅就所见做一介绍。
（1）《癸卯旅行记》，系其1903年随钱恂赴俄前后日记，1904年日本东京出版，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收入，1985年岳麓出版社再版。国家图书馆另藏此书抄本。
（2）《归潜记》，系记游欧见闻，对欧洲风土人情、历史文化艺术多有介绍，钱氏家刻本。1981年、1985年分别和《癸卯旅行记》
一起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岳麓出版社再版，国家图书馆藏有此书早年刻本的多个复本，其中有一本为陈垣所藏。需说明的是，刻本只有原作品的十分之一。关于此书的着作权问题更详细的讨论详下。
（3）《受兹室诗稿》，现流行刊本为1985年陈鸿祥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诗稿为单士厘晚年寄赠罗振玉侄女罗守巽，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有早于罗守巽藏本的一个稿本《受兹室诗钞》，篇幅较陈鸿祥校本要多。
（4）《清闺秀正始再续集》，现国家图书馆所藏为归安钱氏排印，聚珍仿宋印书局版，共4卷6册，时间不详。此书为清女诗人恽珠编的《国朝闺秀正始集》的续篇，是清代女诗人着作的目录及生平家世背景简介的汇集。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清闺秀正始再续集初编、二编》共11册，为钞本，抄者除单士厘本人，亦有他人，且有较多修改、订正的记号，为修改未定稿。从内容上看，与国图藏有较多参差。
（5）《清闺秀艺文略》，此书同前书均为清代女性艺文的目录书，编撰方法相同，内容也有重复。最初于1927年刊于其嗣弟单不庵主持的《浙江图书馆报》，后单士厘一直在修改，抄有多个版本。国家图书馆现藏本，为单士厘1943年所抄。目录为钱玄同所编，胡适应单不庵所请为此书作的序收入《胡适文存》中。
（6）《懿范闻见录》，浙江印刷公司约1933年印，前有会稽王恕常、萧山王云溥序，内容为单士厘所熟悉的女性的生平事迹，意在立女性闺范，此书序中单士厘说：“自顾残年易尽，苟无纪录，则嘉言懿行将淹没而无闻，爰书所见闻者以告孙女辈云而。”其中女性既有其母家，也有夫家，还有外交官陆征祥的洋夫人等。国家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均有藏，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有此书手稿本和清稿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