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钱恂此种激进的情绪并不必然指向孙中山式的武装反清的道路，作为体制中人，激进的批评一般只在私下晤谈与个人通信中才会出现，当不满的情绪充分增长时，最大的可能是转向消极退守，这实际上是传统体制下王权认同出现危机的常规处理方式。经过庚子、辛丑，钱恂避地日本镰仓，某种程度采取了逃避的方式。1903年单士厘说其丈夫“年来自悔其闻见太多，知识太早，颇用静观主义”。
1905年，五大臣出洋，钱恂应招随行，向汪康年感慨：“置身政界，在六七年前固甚愿矣，今老矣，无心于此矣。”此后的政治环境与职务的变化似乎使钱恂由体制内看到了一点希望，但出使意大利以后，他的挫折感又增强，在被罢官前称：“恂近来绝口绝笔，不谈国政，以在和（荷兰）一年，颇尽心力，并泡影而不成，心灰甚矣。自咎自救之方，知知识太多，故改而求诸耶稣经，非信彼教也。以此事为人所不谈，我一人读之，无嫉我者也。”
1910年庚戌元旦，归潜的钱恂写下了如下诗句，“种弱千秋恨，民穷百计空。此心徒爱国，默默祝丰年”。这和他10年前的新年诗的精神状态已经有了很大分别。这一年的年末，在给汪康年的信中说：“愿屈指不为妄动，则壬子尚可得食，一动则辛亥恐不克卒岁，是以欲前仍却也。一年以来，敛心之策，惟恪守不看新闻纸一语，果有效验。”次年年中给汪的信中又说：“两年顽健，其得力全在不看报，缘此心未死，一看报便怒，怒则伤身，欲保身，即不看报耳，非有他也。”在不断地引进新知识，而又眼见新知识失效后，在情感上走向对知识的排斥，在价值取向上走向保守与消极，在与钱恂有类似履历的人身上这种情况可算一则常例。
晚清时介绍西学最有力者严复，倡导改革最有力者康有为，鼓吹排满最有力者章太炎到后来均转向保守。晚清的最后十余年对于中国的那些走在前面的知识分子很是重要，从最开始介绍西学，拥护西政时的兴奋，到不断的挫折，再到辛亥革命传统秩序瓦解，一大批当年提倡西学西政不遗余力的人开始转向着力保存传统思想和秩序，“从离异到回归”是现象，也是规律。从钱恂的身上来看，对新知识新思想的失望既可以是对传统的意义的重新重视，也可以由失望转激愤，由激愤而消极，且这两种心态又是互相映现，互相沟通的。
消极与愤世可以作钱恂后半生的一个注解。由于对清王朝的不满与失望，当革命大势所趋时，他也乐观其成，参与了湖州地方的光复活动。但他已不大以政治为意，“献策不甘牛马走，买官不愿绾印绶”，几十年的宦海浮沉，未免对官场看淡了。1913年9月的孔子诞辰日，教育总长汪大燮组织部员到国子监祀孔，钱恂在旁边大声叫骂，搞得典礼顷刻间便草率了事。而忍受钱恂叫骂的汪大燮也是钱恂当年的旧交，汪康年的堂兄。钱恂在鲁迅日记中所留下的这个侧影颇能显示这个过渡时代之过渡人物的政治态度与性情。张朋园曾经将近代知识分子对政治社会的态度分为三种，即抗议（protest）、疏离（alienation）和退隐。如果将这种分类套在钱恂身上，我们发现作为历史个体而言，往往会在不同时期、在不同的思想层面上这几种因素兼而有之，而且十分容易互相沟通和转化。
除了政治环境的迅速变化与钱恂本人的性格因素外，如果从钱恂本人曾注意到的近代社会所要求的知识学科化与人才专门化的角度来考虑，钱恂的思想变动还可以有进一步的解释。从知识体系上，钱恂虽曾以大量的精力介绍西学，但其中却总隐约有中学的精神统约其中，所谓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结构正表明知识的学科化还只是一个起步的阶段。与此对应的是在职业分化与身份特征上的模糊性，虽然按我们今天的分类标准我们可以认为钱恂是一个外交官，但他同时代的人物确实都不是一个身份符号所能代表的。和他的前辈薛福成、许景澄等比较，钱恂的知识体系中无疑容纳了更多西学的内容，也更容易对王权认同产生离异，但和他同时或略后的人物如胡惟德、顾维钧、陆征祥等相比，钱并不是一个专门化的外交人才，相反更具有传统士大夫的特征，他的偏激与消极都体现了强烈的忧患意识与士大夫式的使命感。这种忧患意识和使命感在近代并不只到钱恂一辈就算完结，此后中国的思想和政治变动总可隐约地看到这些因素的作用。
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钱恂所面对的问题和困境在小他30岁的弟弟钱玄同身上再一次重演，只不过层次不同罢了。其共通之处则在于均体现了由外在的民族危机内化的危亡意识，由一体化的知识结构外化的担当意识和行动意志，在历史主体身上的交互作用。
四、钱恂与其他家族人物
透过钱氏家族的众多人物，回过头来看，钱恂在家族的发展中是一个重要的承上启下的角色。如果说，钱振伦的中式，为钱家进入社会中上层提供了基础的话，那么钱恂则为这个家族在近代政权革故鼎新、社会文化天翻地覆的情况下，其成员能够继续走在时代潮头提供了条件。可以说没有钱恂就没有钱玄同和钱稻孙一代人的成就。钱玄同和钱稻孙后面将独立交待，除了这同龄的叔侄俩，许多钱家的成员，均受其影响，女婿董鸿祎和妻弟单不庵即是其例。
1.董鸿祎
单士厘在《懿范闻见录》中写及董鸿祎的母亲金太夫人时，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写钱家的女婿董鸿祎的事迹。称董氏“光绪时为南洋汉文教习，爪哇一带初虽有华侨数十万，但用马来由语，或有解英文者，从未有识汉文解汉语者，至是渐通祖国语言文字，嗣奉教育部命随考察大臣钱恂遍历各埠，于一星期中创立商会三处，又选聪颖子弟八十人携回本国读书，特设暨南学校，俾诸生肄业其中，民国初年为教育部次长，屡摄总长事，于培植人才擘画不遗余力，竟以劳悴成肺病卒，凡其举措皆根柢于太夫人义方之教也”。
这里董鸿祎展示的是一个清末至民初教育管理者的形象。
如果从今天的眼光稍加概括的话，这只是董的形象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则是一个激进革命党的形象。这两个形象既有时间的顺序，也有因果的联系。
董鸿祎是浙江仁和人，1878年生。董家与钱家结亲的细节尚不明了，不过在娶过钱恂的次女钱润辉之后，1897年时，董鸿祎已经随钱恂在湖北了。1900年时，他以湖北官费生的身份随钱恂全家到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此时，留日学生聚集日众，情绪日益激进。董鸿祎很快成为其中活跃的一员。1902年冬，董鸿祎在东京同王维忱、叶澜、张继、蒋百里、苏曼殊、冯自由等20余名赴日留学生一起，发起组织“东京青年会”。该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在当时是中国留日学生中第一个具有明显革命倾向的组织。1903年，日本留学生中拒俄运动大兴，钱家的几个在日本就学的子弟均不同程度卷入，董鸿祎尤为积极。是年初，董鸿祎与杭州籍留学生叶澜等人在东京创办了以民族主义为宗旨、反对清朝统治的杂志《浙江潮》。
该杂志为月刊，由日本东京浙江同乡会编辑发行，浙江籍留日学生孙翼中、蒋方震、蒋智由、马君武主持编务，在同时的留学生刊物中最为瞩目。清廷对拒俄运动很是敏感，随着清廷的压制，运动很快分裂。董鸿祎同王维忱、秦毓鎏、叶澜、张肇桐等居住在东京的一部分较激进留学生，建立了一个新的革命团体，名“军国民教育会”。其宗旨是：“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事成为独立之国民，不成则为独立之雄鬼。军国民教育会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清廷，并且规定以“鼓吹、起义、暗杀”三者作为斗争的主要手段。
军国民教育会开会无定期，会场无定所，吸收会员极其严密。当时吸收入军国民教育会的会员，除提议该会宗旨的董鸿祎等15人外，尚有龚宝铨、陶成章、魏兰、陈天华、黄兴、刘揆一、张继、苏曼殊等人。此会的成立，标志着留学生运动正式进入反清革命的新阶段。不过，虽然早在孙中山和黄兴结识以前，董鸿祎就秘密拜访过孙中山，但在日本的反清运动渐入佳境的时候，董鸿祎已经逐渐从激进派的队伍中抽身而出。这和他自己思想认识的变化有关，也和钱恂的影响有关。1905年时，钱恂因参加五大臣的宪政考察，再回日本，法科出身的董鸿祎开始大量翻译日本方面的法律书籍。此前后钱恂主持的《日本宪政十二种》、《日本法规大全解字》主要的编纂者即是董鸿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