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新的外交生涯
钱恂到日本后，因与张之洞意见相左增多，再加庚子张之洞镇压自立军过后，钱恂对张更加失望，屡向张之洞请辞差。张于1901年改任其为湖北筹办处及交涉事务委员，要求其每“半年回鄂一次”。这一时期，钱经常往返于日本与上海之间，“庚子、辛丑、壬寅间，无岁不行，或一航，或再航”。到1903年，钱恂在张之洞幕下的生涯告一段落。这一年，吴兴同乡胡惟德使俄，奏调钱恂为参赞，钱恂也正有意脱离张之洞的圈子。于是这一年，他携妻子单士厘经朝鲜、中国东北、西伯利亚再入俄都任参赞，此即单士厘的《癸卯旅行记》所记之旅行。但钱恂到俄后似乎颇无用武之地，“人事天时皆是闷损，决意言归”。
1904年日俄战起，年底，钱恂回国，期间又在日本停留较长时间。1905年，五大臣出国考察，经李盛铎推荐，钱恂以参赞身份随行。在五大臣初次奏调的随员名单中并没有钱恂，首次出行遭吴樾炸弹刺杀后，李盛铎被补为五大臣之一，在二次奏调的人员中，就有钱恂和他的好朋友夏曾佑。同年，钱恂的旧年好友陆征祥奏调其到驻荷使馆任参赞。外交部和学部并派钱恂视察南洋侨务和学务。钱恂“历访群岛，为立总商会三处，并设华侨学堂多处。”而暨南大学的创设也由钱恂启其端绪，钱在由爪哇致两江总督端方的电报中，称南洋不少华侨学生“志切归国读书”。端方向朝廷奏准“南洋各岛及檀香山、旧金山等处侨民如愿送子弟来宁，令其就学”。1907年3月，首批侨生抵达南京，辟鼓楼薛家巷妙相庵为校舍，定名为“暨南学堂”，是为中国侨务学堂之始。而钱恂的此次差务，因考察的南洋大部为荷兰殖民地，也为他出任出使荷兰大臣打下基础。
钱恂一生仕途的顶峰是担任出使荷兰和意大利的大臣。钱恂能任此职也和他此前及家族积累起来的人际网络有关联。钱恂在家乘中说，“以一分省知府超授二品实官，恂殊遇”。而之所以能得殊遇是和此时朝中政局和人事变动有关系。钱恂出使在光绪二十三年（1907），此年在晚清政治史中的一件大事，就是丁未政潮。陈寅恪曾说，“至光绪迄清之亡，京官以瞿鸿禨、张之洞等，外官以陶模、岑春煊等为清流；京官以庆亲王奕匡、袁世凯、徐世昌等，外官以周馥、杨士骧等为浊流”。虽说清浊之分未必能完全概括这两股朝野势力之分野，但此为丁未政潮之前，朝野的一大格局则当无疑问。如果不考虑两股势力及其中人物思想上的复杂性和差异性，仅就人物系谱关系上来讲，钱恂无疑是瞿、张一方面的。丁未政潮中所谓清流一派以瞿鸿禨为首领，而瞿正是钱恂父亲钱振常的同年。
另外，钱恂的密友汪康年又是瞿的得意门生，丁未年中汪康年正奉乃师之命在北京创立《京报》，对奕匡和袁世凯集团大张挞伐。此年岑春煊进京后，清流一派一方面利用言路，以“杨翠喜案”和纳贿问题对奕匡、载振父子发动攻击，另一方面，也大力拔引自己的人系，而这批新进人物大致和戊戌年的维新人士多有瓜葛，以正在形成中立宪运动的江浙立宪派为班底。钱恂正是以此机缘而得“殊遇”的。
清廷在这一年（1907）的“三月丙申，命陆征祥充保和会专使大臣，李经方充出使英国大臣，钱恂充出使荷国大臣。”《朝野新谭》中的记述，认为钱恂得此职缘于陆征祥的推荐。“寻荷使陆征祥升任海牙平和会专使，即以本缺让钱，就商于胡惟德。胡即飞章入告，报可。钱恂遂以二等参赞充荷兰公使，皆陆推挽之力也。”陆宗祥肯定在老友的任职上出过不少力，但也确系和当时的朝野权力变化有更密切的关系。有趣的是，在其晚年撰的家乘中，不知是钱恂有意曲笔掩盖自己的派系身份还是真的刊刻有误，钱将自己出使的时间写为光绪三十四年（1908）三月。倒是他在家乘中同一段的另一句话道出了他出使的背景，“旨下之日庆王奕匡正请假也”，并在多处表现出对奕匡的不满，如果敌人是奕匡，朋友自是清流了。
钱稻孙也写及父亲免官事时说：“以不贿不阿见嫉权贵，乞骸归里。”对于权贵是谁，稻孙特意在后面用小字注出“庆亲王奕匡”。周作人后来写的一段逸事，也很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对钱恂的此段经历有所参照。周作人说当年京城中曾流行将蛋花汤，即木犀汤，称作“总理衙门”，“清末总理衙门的官是办外交事务的，本来要算是‘时务’，可是实仍是昏愦糊涂的多，在少数老新党看来还是很可气的，所以加上这个徽号，又复灯谜似的送给了无辜的木犀汤了。
据我所，喜欢使用这名称者是钱念劬，即钱玄同的老兄，发明者即使不是他，也总是他们同时的几个新外交官吧，但是从喜欢开玩笑的这一点看来，大概还是他顶有这可能。”虽说从名称上，1901年时总理衙门已改为外务部，但徽号针对主事者奕匡一派而发仍是大致没错。
丁未政潮最后以瞿鸿禨、岑春煊的被逐结束。不过钱恂毕竟是这一团体的边缘成员，对他的直接影响并没有立刻显露出来。
一年之后钱恂由出使荷国大臣并保和会会议大臣，被转任出使意大利大臣，并被赏二等第一宝星。不过随着朝中光绪、慈禧死后满汉权力新一轮的重新分配，钱恂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屡受京城中外交部主事者的掣肘，在宣统元年农历四月，曾发生了他的疏折被挖改日期，调换折封的事件。钱恂对此似乎非常恼火，连续咨呈外务部与军机处，要求查清。此事不知后果，但随后他又被穿小鞋，屡有疏折被扣压。3个月后，钱恂被开缺，“着来京另候简用”。此时，宦海浮沉20余年的钱恂对于做官已心灰意冷，先是向朝廷请假3个月，要求回籍修墓，假期满以后，又告病不出，上疏折“可否乞骸骨，准在江浙等省择地就医”。疏折上朱批“知道了”，于是钱恂回老家湖州开始归潜生活。
4.归潜
钱恂在湖州，住在陆心源的潜园。这是他半生游宦生涯后，首次在家乡长住。当年也曾留学日本的湖州地方士绅沈谱琴以晚辈礼执，请他代理过一个月的湖州府中学堂的监督。钱恂也颇不客气，上任后就去听老师的课，还大发意见。因为老师们挨了批评罢教，钱恂就叫弟弟钱玄同代国文，儿子稻孙代英文。辛亥革命时，湖州光复，钱恂曾出任湖州军政府分府民政长，时沈谱琴是军政府都督。
不过和大部分有过洋务维新经历的上一代人一样，钱恂一辈对革命的感情是喜忧参半的，钱稻孙后来写此情节时说，“九月湖属群匪盗乘机蠢动，先君被推出任湖州民政部长，郡属赖以镇定”。此种叙述口气，今天看来略显刺目，但却在客观上说出了辛亥地方革命的情形，也在主观上说出了钱恂辈当时出山的心态。钱恂很明显对这样的职务不感兴趣，镇定地方的作用完成后，钱恂很快辞职。1912年2月至11月，钱恂任浙江图书馆首任馆长（先称总理，后改馆长），对浙江的图书古籍保护多有建树，后发起对文澜阁《四库全书》的补抄，被称为“乙卯补抄”。
1913年钱恂又赴北京，此后先后任过的职务有：1913年任职教育部社会教育司，时其婿董鸿祎任教育部次长，儿子稻孙在普通教育司任主事，好友夏曾佑是社会教育司的司长，同事有鲁迅；同年被征为袁世凯总统府顾问；1914年任参政院参政，是年6月，参政张荫棠、劳乃宣辞职，以钱恂、杨度代之；1917年任北京大学国史编纂处纂辑股纂辑员，是为蔡元培所聘，虽说意见不尽相同，但蔡元培对当年老师的儿子，还是要照顾的。在国史编纂处的同事有刘师培、屠寄、张相文、叶瀚、沈兼士、周作人等，屠寄、叶瀚均为其在张之洞幕时的旧知好友。稻孙述其父晚年“卜寓京师，自是于国政罕所可否，纂辑多旧文，亦未刊行”。
1927年2月24日，钱恂病逝于北京，其弟钱玄同所撰挽联为：“卅载周游，用新知新理，启牗颛蒙，具上说下教精神，宜为国人所矜式。一生作事，务自洁自尊，不随流俗，此特立独行气象，永诒子弟以楷模。大兄不死。”而钱恂生前自制挽联为：“不亟求官已三世于兹，此保泰良方，愿后嗣毋忘祖范；创议留学而五伦受毒，乃毕生憾事，盼儿曹稍盖吾愆。”这则挽联也由钱玄同书写，钱玄同在2月25日的日记中写，“在那边写了一副大兄自挽联，虽然与我的宗旨正相反对”。两相比较，其中的明显差异，颇得晚年钱恂思想所归之处。
二、钱恂着述考释
1887年，尚未出道的钱恂还在薛福成幕中，父亲的朋友谭献在日记中这样评价他，“招念劬来长谈。虽学不纯美，性又偏至，而锐敏有才识，固非凡才，于钱氏为凤毛驹足也”。如果不考虑谭献的其他主观情感因素，性格偏至而学识杂驳的判断倒确实是钱恂的特点。
1.着述考订
钱恂的偏至性格一层将留下节详说，钱恂的杂驳的知识结构很值得认真考察。钱恂一生着述颇丰，他在家乘中专门有一节介绍自己的着述，列自己的着述13种，都加了简短的按语。综合其他资料，将钱恂的着述名称和相关情况考列如下，其中未注明者均出自钱恂着家乘第三卷中的自述。
（1）《韵目表》，一卷，光绪五年初次刊刻，初刊时用名是钱学嘉，刊资系在京时的业师许景澄资助的。自己又在壬子年（1912）重刊，坊间翻刻本也不少。钱自己对此着非常重视，称“生平所撰此最精，刊亦最早”。此书系一个大的图表，将李登声以来的唐韵、宋韵、陆法言、徐楚金等人的韵谱，分列比较，“录其部分之分合异同，为读书之一助焉”。
（2）《史目表》，二卷，中录由《史记》、《汉书》直至《明史》的重要事件人物，是查询正史内容的索引表。“第一卷成时，学吕公（钱振常）谓确较洪表为胜，第二卷则友力助成。”引文中洪表是指洪颐渲撰的《历代史目表》。
（3）《重校唐韵考》，五卷，《唐韵考》为纪容舒所着，后有钱熙祚校，钱恂进行了重校。“畿辅丛书刊刻时，任校勘，学吕公颇赏此书。”民国二十五年（1937），王云五主编的丛书集成收入该书，为1246册，系据畿辅丛书影印。以上三书均为钱恂为学时期的着述，范围在传统学术之内。
（4）《光绪通商综核表》，此表和下表均在光绪十三年刊刻，为钱恂在薛福成幕时所作。是钱恂的知识由传统转向现实的标志。
这种纯技术的经世学问，当时也创风气之先，“自有此作，而当局者始略知关征之概，时翁文恭长户部，命曹司循例续纂”。不过，还需补充的是，此书并非全是钱恂原创，钱恂在跋中即已说明，“学嘉草茅伏处，闻见固陋，岁乙酉遇无锡杨仁山（楷）于宁波，抵掌谈时事，意相惬也，仁山出所撰通商十二表见示，意有未慊商之学嘉，学嘉为损益更定赓续三年成表十七，别稽掌故，冠以四表……”即钱恂此书是在杨仁山着作基础上作了增补而完成的。台湾文海出版社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将《光绪通商综核表》和下面的《中外交涉类要表》合一册，为续编177册。而同丛刊的479册，即杨楷的《光绪朝通商列表》，比较二者目录，同者多，异者少。
（5）《中外交涉类要表》，此表和上表后来一再翻刻，是钱恂的畅销书。在重印版书末，钱恂说：“学嘉此作不过排比之事，而当轴以为有用，为之续纂，重刊，将以垂诸久远，能无自愧，今兹又将再游英法，用旧板重印，志其起缘如此。”对于翁同龢对此二书的推广，钱恂后来说，“翁文恭长户部，命北档房循例继纂至十八年止，有户部官本，其后一再续补，一再翻刻，一再经他人改取不可究诘矣。”看来兼有“洋务”与“经世”双重身份的此两表在当时流传相当广泛，不过此书在当时成为畅销书，既有时代风潮的天意，也有钱恂的人事之功，翁同龢1889年有一条日记，“钱竾仙之子钱恂来京，送中外交涉表，甚好”。将翁说的“甚好”，和前面的翁同龢命继补连接起来，可以看出，能得官方肯定也是钱恂这两部表格能一再翻刻的原因之一。
（6）《师船图考》，据钱稻孙在《钱恂生平事迹》中说，此书为钱恂随薛福成使欧期间所着，原书未见。
（7）《帕米尔图说》，钱恂在家乘中说：“当帕米尔争端初起时，驻俄使馆中无知其地者，文肃师知予之向谈交界也，命予考之，因成图一幅，叙例一卷。”1891年后，俄国不断地在帕米尔地区蚕食，这既侵犯了中国主权，也与英国在阿富汗的利益发生冲突，发生了三国关于帕米尔地区的外交争端，当时交涉的负责人即是使俄大臣许景澄。许景澄在给学生此书的序中说，“此图博访从本，先施甄别，工绘既毕，次第校译，其间搜集掌故、审折方言、酌称名之异同、究界址之起讫，辩山川之脉络、征部落之存亡，乙剥再四，然后写定……任其事者归安钱恂暨德意志人金楷理，录写者，大兴董宗汉也”。此书实是钱恂与金楷理合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