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士出身不仅使钱振伦与此科的座师、房师与同年形成了某些固定的关系，而且也提升了家族的地位，利于其在更高层次上扩展其人际网络。以婚姻关系为例，进士身份才使钱振伦后来继娶自己乡试时的座师翁心存的女儿成为可能，而且钱振伦的第三个女儿钱云辉嫁给了常熟俞大文的儿子俞钟銮。俞钟銮是光绪二十三年的举人，他的母亲正是翁端恩的姐姐翁寿珠。翁家姐妹联姻，钱振伦的这一女儿实际上是嫁给了自己的表哥，这桩婚姻使翁、钱两家的关系又近了一步。翁钱联姻的第三桩婚姻是钱恂的孙女，即钱稻孙的长女钱亚新嫁给了后来任过同济大学校长的翁氏后人翁之龙。翁钱两家成为累世联姻的案例。
除翁家外，钱振伦的中式还使钱家和其他家世显贵者联姻。钱振伦的妹妹钱福履嫁给了江西临川李联琇（字小湖），李联琇是道光乙巳（1845年）进士，大考一等一名，充翰林院侍讲学士、侍读学士、大理寺卿署国子监祭酒、咸丰癸丑科（1853年）会试同考官，历任福建、江苏学政。李联琇的父亲李宗瀚（字春湖）是乾隆癸丑（1793年）进士，曾典试福建，督学湖南，历太仆寺卿、宗人府丞、左副都御史。道光八年（1828），擢工部侍郎，典浙江乡试，留学政。道光十年（1830），钱振伦取秀才、入县学，时正是李宗瀚任学政，其文深得李宗瀚赏识。而钱振伦和李家的进一步交往则是李联琇中进士，二人充词臣、任职国子监期间。钱振伦后来的多个文集都有李联琇的序，李联琇的诗集也是由钱振伦作序。妹妹钱福履嫁给李联琇既是两家亲密关系的一个结果，也进一步加强了这种亲密关系。李联琇除家世比钱家显赫外，入仕后个人经历旨趣与钱振伦相似，李慈铭有论，“近日翰林家居有文名者，楞仙司业与临川李小湖大理联琇出处相似，大理告归时，年亦甫逾三十，遂主讲以终，所刻诗文集闻亦多佳构，去年亦卒于江宁钟山书院矣”。李联琇在30出头时就不当京官，另谋讲席。郞舅两人均以翰林壮年告归，反映了此一阶层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取向。
2.亲家常熟翁氏
如前所述，钱家和常熟翁氏家族结缘始于道光十五年（1835）的乙未恩科的乡试，此年年方19岁的钱振伦赴省城杭州参加乡试，这一届乡试的主考正是翁心存。“乙未乡试常熟翁心存主浙闱，赏其文，有意相攸。闻其已缔姻，乃止。及振伦官词林丧妻，乃申前议成婚。”《重修常昭合志》中也说钱振伦“工文章、性孤介，翁文端典浙试所取士，以次女为之继室”正在仕途上刚刚春风得意的翁心存对钱振伦这位少年俊秀的文才肯定是青眼有加，而能在十几年后又将女儿嫁给丧妻的钱振伦作为继室，不过让翁心存没想到的是门生加女婿后来会同他翻脸。道光十八年（1838），钱振伦考中进士，也正是此年翁心存回籍告养。
两年以后，翁心存的长子、翁同龢的长兄翁同书考中进士，相隔两年的钱振伦与翁同书殿试成绩是一样的，均是二甲第十七名。1849年，翁心存结束十年的在籍生活，回京复任，此时恰逢钱振伦元配任氏病故，经钮福保从中说合，翁端恩嫁到钱家。当时士人的婚姻门第为主、财产尚在其次，以翁家当时的身份（翁心存尚未成首辅，翁同龢更未中状元、为帝师），女儿嫁给钱振伦也属门当户对。
这桩婚姻除了媒人钮福保外，翁同书在其中起了不小作用。在给父母的信中，谈及为妹择婿的标准，翁同书说：“第一须读书人家，他县尤宜详审，先审门阀，次择人才，媒人之言，不可尽信，如谓家道丰人才好而不审门阀，此最不可，至人才则古人具眼不嫌贫贱，今则极寒者固不可矣，如温饱而青年如学，虽童生何妨，必待露头角，得科第则已迟矣。”这虽非专为钱振伦而说，但为钱振伦开了方便之门。
大约在钱振伦原配任氏去世后，钮福保即为其说媒，而和父母家人的居中沟通全在翁同书。特别是强调钱振伦的经济状况不好，要求结婚从简。在给父母的信中报告的是钱家作买了什么样的首饰，做了什么准备，钱宅如何平安，“楞仙窘况一切苦衷皆洞悉，前此皆松翁主意也。此时松泉逼楞仙嫁妹甚急，楞仙之子女实无人照应。又其太夫人血崩、乳核两症甚，真实情也”。在给弟弟的信中，亦说明钱振伦如何地囊中羞涩，“仑仙四川差囊早罄，其贫可怜……衣服只可用前室所旧有（尺寸颇合），避忌未必吉，无避忌未必不吉，想弟亦深以为然，京宦清况有甚于寒儒者”。在给父母的信中又不断催促“端妹吉期宜早卜定”。
翁同书大概是出于对钱振伦文才的赏识而极力嫁妹，但即便是至亲也难以给别人的婚姻买上幸福保险。实际上，由于钱振伦“狷介”的个性以及后来两家境遇的悬殊给钱振伦与翁端恩的婚姻带来了一些阴影。后来的翁同书在给父母的信中也不得不面对这一问题：“楞仙之谬甚矣，不特谬，而且狂悖矣。男与伊亦非深交，且亦素嫌其小脾气，第或与之直言，往往一笑而罢，不意遂至于此。二妹小产无聊，慰男之远念，余无可言者。却炭金系小事，自可度外置之。楞仙之为人，惟有骂之之一法，否则只有淡之之一法。渠性多疑，又有偏见，每谓闺人多妒……”夫妻矛盾的原因可能还在于双方的性格与家庭背景。
翁端恩1826年出生时，其父已任广东学政，长期家庭条件优越，父母弟兄均对其疼爱有加。而钱振伦只是出自生员家庭，加之致仕后，适值太平军兴，辗转徙居，生活长期不稳定，收入有限，钱家的经济状况自然和翁端恩在娘家时不可同日而语。而这未免会使翁端恩产生很多不适应。这桩婚姻之后，翁家日益发达，而翁端恩却不得不追随丈夫在太平军的战火纷飞中浪迹大江南北。而且钱振伦性格向以孤介着称，一语不和竟和岳丈闹翻，自己辞官后生活清苦，却又怕岳丈家看不起，对于夫人娘家的一些救济也过于敏感，这肯定都对两人婚后生活带来负面影响。除此之外，清代社会还有公婆病重而提前娶媳妇的习俗，这种做法叫做“冲喜”，以希望病人好起来。翁入钱家，正是钱母病重，钱家此时娶妇未尝没有此层考虑，而婚事未久，钱母即去世，这也给两人关系带来阴影。另外，钱振伦对亡妻任兰英的情深意笃可能也影响了双方的感情。不过，在传统的婚姻伦理之下，两人的不和谐完全在一定限度之内，在翁端恩的《簪花阁集》中有不少展现夫妻情感的诗作，很能显示翁端恩与夫子钱振伦相互的爱敬之意。所以即使翁婿闹翻后，钱翁两家仍保持着相当的交往。
检《翁同龢日记》，翁家婿弟钱振常中进士后，时常与在京的翁同龢往还晤谈，就其所在的礼部的情况和翁通风，有时是钱振常赴翁寓拜翁，有时是翁同龢出城访钱，钱振常初到京师时的住所就是翁同龢帮助找的。同治七年，翁回籍归葬父兄，特意到清河看望二姊，并索要了钱振伦的四六文刻本。光绪五年（1879年），钱振伦去世，翁二月初八的日记所记如下：“今日竾仙来告知仑仙姊丈竟于正月十一日逝去，惊愕无措，吾姊将奈何耶！仑仙于元日得病，小水不通，继而通之频数不止，遂不起。”此后翁同龢对钱振常乃至钱恂也都多有照顾，1889年钱家的女婿吴丙湘入京会试，也曾住在翁府数月。甚至戊戌被罢官归里后，翁同龢对钱振伦的儿子钱滮也尽力扶掖。
3.同年曾国藩
曾国藩与钱振伦是同年，都是道光十八年进士，曾国藩长钱振伦五岁。两人关系密切首先是因为两人同年基础上，还是同房，都是出自江阴季仙九门下，这使中进士、居翰林后两人的交往非常频繁。曾国藩的日记是从道光二十年开始记，时年两人从翰林散馆，曾国藩授翰林院检讨，钱振伦授翰林院编修。日记中反映两人经常往来清谈，或与其他朋友聚会。特别是道光二十年十月，曾国藩搬到北京达子营关帝庙，与钱振伦作邻居两个月，此两个月的日记中几乎无日不有钱仑仙的名字。频繁出现的字眼是“饭后与仑仙剧谈”，“与仑仙畅谈至二更尽”等。
谈论的内容从“家庭事”到“四书文”无所不包，以至严于律己的曾国藩在日记中写了“与仑仙杂谈，不用功”的话。两个月后，曾国藩搬至棉花六条胡同，两人不再住在一起，但来往还非常密切。钱或与曾国藩及其父亲、弟弟同逛琉璃厂，或一同去拜访房师季仙九，最经常的交往活动还是“久谈”、“谈至更初归”。期间钱振伦还常把自己所作诗文请曾国藩修改，自己所作画请曾国藩题诗。
《曾国藩全集》中收录的《题钱仑仙同年慈竹平安图二首》、《题钱仑仙燃烛修书图》等均是此一时期而作，而日记中提到的为钱的长辈所作的寿序等今已不存。这一段的交往就是曾国藩后来说的二人“同举进士，同出江阴季公之门。同官词曹也，同居于僧舍”。以及“始，余在京师，与君连欐而居，日相游从，酣嬉跌宕而不厌”之来由。
道光二十三年（1843），曾国藩放四川乡试正考，次年，钱振伦也放同一差使。关于这一件事，不少记述都以为曾国藩是道光二十四年乡试的副主考，与钱振伦同行入川。钱仲联在学述中说自己的祖父“道光二十四年（1844）出任四川乡试正考官，同年曾国藩以副考官偕行”。查曾国藩日记，道光二十三年七月起，经河北、山西、陕西，使蜀。九月二十一日由成都回节，十一月十五日回至保定府，历时四月许，中未记有钱振伦同行。而道光二十四年六月初八日记：“早起，至楞仙处送行。”十一月十八日下记：“钱振伦仑仙、汤鹤书二君自四川差旋，在余家下轿，明早复命。故桂生在家谈一天。钱、汤二君傍晚始到。”而且在给钱振伦父的文集作序中，曾国藩也明确说他和钱振伦二人“使蜀中也，先后同持文柄”。所以二人典四川乡试当为先后，而非曾国藩以副考偕行应无疑义。
道光二十六年以后，曾国藩充文渊阁、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街，开始步步高升，钱振伦在其交往中的比例明显降低，日记中有时数月都未晤一次。任礼部待郎后，曾国藩曾建言要求开日讲。钱振伦知道后，认为不妥，专门给曾国藩写了封信，信末说“幸勿以泥古之见，成一身执拗之风；以好名之心，长士林浮器之气。鄙人不敏，有深望焉。言辞戆直，恕其狂愚。振伦死罪死罪”。从中可见，此时钱振伦和曾国藩算不上亲密无间，但尚能开诚布公。钱振伦丁忧回乡以后，两人的直接交往就更少了。但曾国藩还算是不忘旧友，同治四年（1865），已被赏加太子太保、一等侯爵的曾国藩北上剿捻，经过清江浦，与钱振伦数次拜晤，并“阅楞仙所作骈文二十余首”。走时，也亲自到钱处辞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