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义乌·文化小商品创意指数”（义乌创意指数）的编制
文化产业作为一个新兴产业，从概念提出虽然只有七八年的时间，但其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在成为现代产业发展中的一大亮点。文化创意产业巨大的经济潜力已经为众多国家所认同，其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崛起势头强劲。文化产业不仅自身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在欧美等国，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点和支柱产业，以高科技支持，以视听出版、影视传媒、演艺娱乐和旅游、网络、体育、会展服务为基础产品的文化产业，已占其GDP不容忽视、举足轻重的份额，文化创意产业的市场规模已逐步超越制造业。文化产业也是传统产业经济的改造提升强有力的助推器，通过嫁接文化创意产业的智慧和成果，传统产业产品的价值也会大大提升，从而延长产业的寿命周期。
在经济低迷时期，文化产业同样可以作为一个优良的避风港，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抵销经济低迷的负面影响。2003年9月，香港大学受香港特区政府委托所作的调查《香港创意产业基础研究》指出，香港遭受亚洲金融风暴后，经济一直处于低迷状态，但创意产业受到的冲击远比传统产业要小得多，甚至有一些产业一直处于增长中，如1996年至2001年间，媒体业年增长10.7%，娱乐业年增长4.2%，报纸印刷与出版的增长率为2.4%，而且虽然创意产业总体经济规模有所下降，从业人员却在同期有所增加，1996年至2001年间创意产业的就业人数年增长1.8%，高于总就业人数0.8%的年增长率，创意产业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由1996年的5%上升为5.3%。
由于创意产业易变的本质，当普遍经济环境有所改善时，文化创意产业便会加速回弹。文化创意产业的独特魅力，引得各地争相将其列入发展规划之中，据统计，全国已有2/3的省份将文化创意产业或创意产业作为“十一五”时期发展重点，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地已经走在全国的前列，率先积极探索文化创意产业的实践。
文化产业同样对促进义乌文化小商品生产流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从现状看，多数义乌文化小商品还是停留在较为初级的产品阶段，虽然成交量和成交额仍然值得骄傲，产品结构简易、功能单一、附加值较低等问题也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文化内涵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数量不多等硬伤时时困扰着义乌文化小商品专业市场的发展。义乌的市场经验告诉我们，那些能够在文化小商品市场脱颖而出的经营者，就是那些创造性地赋予普通文化小商品更多文化品质和内涵、极富创意头脑的商家。在经济危机到来时，能够生存和发展的决不会是靠模仿和抄袭他人的经营者，能够将创意变为生意、智慧变为实惠的才是真正的市场高手和赢家。
创意指数是对一国或地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现状的定量描述和分析比较工具，此前，联合国和各国政府已纷纷成立了专门的研究小组，各种指标模型应运而生。其中值得关注的研究有：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和教科文组织的《针对文化和发展的全球性报告：建立文化数据和指数》（1997年）；贝克（Baeker）的《地区文化发展的衡量和指数》（2002年）；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的先驱性着作《创意阶层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及他后来与艾琳·泰内格莉（Irene Tinagli）合着的《创意时代的欧洲》（Europe in the Creative Age）等等。这些研究运用了众多的其他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等来建立其文化指数系统，诸如多样性、创造力、社区、全球化、参与和文化产业等等，都是这些研究的重要指向。
其中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和泰内格莉（Irene Tinagli）构建了“欧洲创意指数”（ECI）被国际尤其是亚洲国家普遍接受，香港和上海也推出了各自的创意指数，开创了亚洲和国内的创意指数先河。这些指数被认为是对各地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一个很好的定量描述性工具，编制义乌·文化小商品创意指数同样可以科学而清晰地判断义乌发展文化小商品创意经济的优势和劣势，从而达到评估和量化创意对义乌文化小商品生产贸易流通可持续发展的贡献。
一、“欧洲创意指数”及其借鉴
2002年，理查德·佛罗里达在《创意阶层的崛起》一书中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用以评估创意经济的新架构。在这一先驱性的研究中，佛罗里达揭示了创意经济的崛起及其阶层改变使1950～2000年间的美国社会发生了转型。他特别关注了在一些地区所出现的创意阶层区域性集中的现象。根据他的“创意中心理论”，创意阶层“更有可能成为经济优胜者”，促进高端就业和经济增长，从而进一步增强区域优势。他的理论阐述了区域性经济增长建立在“3Ts”的基础之上，即技术（Technology）、人才（Talent）以及包容（Tolerance）。创意群体偏爱具有“多样性、包容性和对新兴概念具开放性”的地区，在这样的创意中心“必将有较高的创新、高科技产业阵容、就业机会以及经济增长”。
“3Ts”对经济发展的评估具体是通过一套指数来实现的，这些指数反映了高科技产业和创意阶层在一个地区的相对集中度，并体现了一个地区的开放性和多样性。
1.衡量“技术（Technology）”的两项指数：“创新指数”和“高科技指数”。前者选择了简单的指标（人均申请专利数）来反映人们的创新能力。
“高科技指数”对地区的技术相关产业的规模和集中度进行衡量（如软件业、电子业、生物医学产品和工程服务）。
2.衡量“人才（Talent）”是参照一个地区拥有学士以上学历人数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来反映创意人力资源情况。此外，从事创意产业相关工作的创意阶层人口数量也是评判的依据。
3.衡量“包容性（Tolerance）”是依据“综合多样性指数”，并结合了“同性恋指数”、“波西米亚指数”和“人口混杂指数”。同性恋指数即通过统计同性恋人口来作为一项间接反映一个地区的社会开放性和包容性的依据。波西米亚指数是统计地区内从事艺术创作的相对人口，旨在提供该地区文化和艺术财富创造者规模的直接依据。并且，预先假定这一人群是生活方式丰富、创意活动活跃的代表。“人口混杂指数”是统计一个地区内外来人口的相对比重。这一指数同时也反映了该地区对外来人员及移民的开放度，这些人口的到来可以被视为经济增长的新的驱动力。
理查德·佛罗里达和泰内格莉将“3Ts”架构应用于欧洲地区，并在《创意阶层的崛起》一书分析架构的基础上对中欧、北欧的14个国家与美国进行了比较，提出了“欧洲创意指数”（ECI）。尽管在对欧洲国家的“3Ts”研究中所运用的指标与在《创意阶层的崛起》中的有所不同，但研究宗旨始终不变，即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取决于其吸引、保留和发展创意人口的能力。
作为一项开创性的工程，欧洲创意指数无疑对研究创意生产力、经济增长和国家竞争力之间的动态关系贡献巨大，对全球创意比较研究也有着指导作用和深远意义。但毋庸置疑的是“欧洲创意指数”的指标体系在中国的运用存在适用性的问题，因为“欧洲创意指数”是建立在美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背景之下，美国的文化创意产业主要是依托其高度发达的版权产业，这与我国规定以及各地正在实践的文化创意产业内涵有着显着的差异；其次，有些二级指标等细化指标明显不适合我国的国情，如衡量“包容性（Tolerance）”的“综合多样性指数”，就选择了同性恋指数，这在目前的中国是无法被接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