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福利国家“削弱了个人的进取和自立精神，并且在我们这个自由社会的基础之上酝酿出某种一触即发的怨恨”（王彩波、李艳霞，2003）。在那些典型的福利国家中，再分配政策虽得到大规模的实施，贫困和收入不平等却依旧存在，甚至还有所加剧。而且在福利接受者当中造成了“败德危害”和不断扩散的索取心理。
第三，福利国家的运作几乎必定意味着官僚机构的膨胀。实施全面的福利政策，管理福利事务，要求建立一支从中央到地方的庞大队伍，于是各级官僚机构的规模会日趋臃肿。1960-1975年之间，瑞典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例从大约28%上升到41%。在相对更推崇市场机制的美国，公务员人数及其占全部劳动力的比例在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之间基本上也呈单向上升。
政府机构的规模扩大进一步导致了开支的扩大、效率的低下。福特主义下的公共行政传统以效率为主要追求，但是得到的却往往是无效率，这既是福利国家的失败，也是福特主义公共行政和政治的失败。
第四，福利国家逐渐由“危机的管理”发展到“危机管理的危机”，更加凸现了公共行政体系理性能力不足的特性。市场失灵是政府干预的最好理由，但政府干预也可能失败，斯蒂格利茨对此的解释是：（1）市场存在信息扭曲和不完备，公共部门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2）官员没有足够的动力去设计、实施符合公共利益的政策；（3）对私人部门的反应难以预期（斯蒂格利茨，1997，pp.503‐505）。政府失灵现象极为常见；福利国家的建设是对付经济危机的“危机管理”，但福利国家的“危机管理”的不足，却导致了“危机管理的危机”；在这一情况下政府的能力也会陷入危机当中，曾经非常盛行的新自由主义也未能克服这一危机。
在奥菲看来，福利国家中政治（及行政）子系统的行政理性以满足如下五个条件为前提：第一，相对独立于自身的存在环境；第二，合理的内部分工；第三，不同部门之间得到有效协调；第四，能够获得充分的信息；第五，具有充分的预见能力（郭忠华，2008）。但是他认为，随着福利国家政府职能的扩张，这些条件被系统地破坏了。政治子系统必须得到强大利益集团的支持，于是政策制定和政策实施都很难有真正的独立性可言。从分工和协调角度看，随着政府干预范围的扩大和复杂性的增加，加之政府为保持权力而摇摆于各种势力之间，很难形成适当的分工和有效的协调。同时经济和社会领域存在着的难以预料的抵制性策略，也相应地降低了政治子系统的信息获取能力和信息可信度，而且这些抵制性策略还降低了政府的实际预见能力。奥菲指出，随着行政管理行为的扩张，必然形成行政组织结构的内部非理性化（克劳斯·奥菲，2006，p.6）。因此，“人们对福利国家作为解决问题的危机管理机81治理理论及其中国适用性制的信心正在迅速地消失，现代福利国家产生的问题比它能够解决的问题还要多，现代福利国家已变得危机重重”（陈炳辉，2006）。
总之，福特主义的政治与行政是追求理性的，但是其“理性能力”非常有限；因此，它解决不了福利国家的效率问题——在福利不断扩张时尤其如此；福特主义的公共行政理性又是工具论主导的，因此它也不能解决福利国家的价值问题。最后的结果是，福利国家陷入危机，而福特主义也随之沉沦了。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多国政府针对政府失灵现象，掀起了一场公共管理改革运动，主要目的是削减政府职能，进行政府再造，构建企业型政府，并将企业家精神和市场机制引入公共事务的管理，使政府由“全能政府”和“无限政府”转变为“小政府”和“有限政府”。这次改革运动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拓宽了公共行政的视野，丰富了公共事务管理的手段和方法，但它毕竟在实践中已暴露出较大的局限性。20世纪80年代，查尔斯·沃尔夫曾指出，“市场与政府之间的选择是复杂的，而且这种选择通常不是两个方面（二择其一），这不是单纯地选择市场或政府，而往往是两者的不同组合之间的选择，以及某种配置资源模式的不同程度之间的选择。”（查尔斯·沃尔夫，2007，p.114）某种意义上，20世纪80年代的政府改革运动是人们对政府与市场组合的又一次“不完善的抉择”；治理的兴起无疑正是在市场与国家的这种不完善的结合之外的一种新选择（郁建兴，2008）。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面对市场失效和政府失灵，“愈来愈多的人热衷于以治理机制对付市场或国家政府协调的失败”（鲍勃·杰索普，2000）。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最近福利国家的改革最重要方向的“第三条道路”，主张用“福利社会”替代福利国家（陈银娥，2002）；而第三条道路恰好被一些论者认为是治理理论的主要意识形态基础（孙柏瑛，2004，p.84）。
2.2全球化与国家转型
福特主义与福利国家的危机，意味着合法性危机无法被彻底根除，而全球化对福利国家的冲击也对合法性危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全球化实际上还大大推进了具有全球性特征的某些意识形态，改变了民族国家的地位和政府的实际角色，削弱或限制了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导致政府管理的“空心化”。
2.2.1全球化的全方位影响
全球化被认为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最新趋向，但也被认为是对人类社会过去几个世纪发展趋势的总结。然而对最近的全球化的一个共识是，我们正面临着一场新的历史性变革。戴维·赫尔德和安东尼·麦克格鲁（2001，p.22）在考察众多的对待全球化的态度之后提出，“全球化概念首先意味着社会、政治以及经济活动跨越了边界，因此世界上一个地区的事件、决定和活动能够对距离遥远的地方的个人和共同体产生影响”，“除此之外，全球化意味着跨边界联系不仅仅是偶然的或者随意的，而是有规则的，因此跨越了世界秩序中的选民社会和国家的相互联系、交往和流动的模式具有可以察觉到的强度，或者不断加强”。贝克提出，全球化就是指“经济、信息、生态、技术、跨文化冲突和公民社会各领域里可感受的日常行为的去除疆界性”（乌尔利希·贝克，2008，p.24）；“全球化表明，从现在起，我们地球上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不再受地域的限制，所有的发明、胜利以及灾难都关系到整个世界，并且必须沿着‘地方-全球’的坐标对我们的生活和行动、组织和制度重新定向、重新安排”（Ibid，p.13）。
尽管对全球化的描述不胜枚举，也尽管反全球化如同全球化一样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浪潮，然而可以断定，全球化的综合影响涉及了经济、政治、社会等诸多层面。其中，最易被感知的是经济的全球化，但经济的全球化几乎必定对国家、政府的政治行政活动产生影响。经济全球化的积极面在于，全球金融市场和国家间贸易刷新了国别经济，在许多工业化国家，传统产业的就业机会下降，而新的高技术工作岗位大量涌现（Chhotray&；Stoker，2009，p.8）；由于在世界范围内人民之间、组织之间的联络不断加强、关系日益紧密，这让许多全球性的问题（如环境问题）真正成了全球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
但正如Gamble所说，即使承认那种被称为全球化的东西，或者至少承认存在一种走向全球市场的趋势，也不意味着争论被终结，而恰好是开启了争论，因为每个国家和集团（基于各自条件和处境）用于适应全球化的方法是大相径庭的（Gamble，A.，2000，p.46）。对于每个国家而言，经济全球化都可能有消极面。信息产业的发展、交通工具的发达以及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得全球性的资本流动速度大大加快。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资本逃避纳税要远比劳动逃避纳税容易。为了追逐利润，资本避开对征税很重或劳方受到严密法律保护的国家，迫使那里的劳动力结构发生变化。当私人企业的跨国流动较少民族国家疆界限制时，那种在主权国家内部平衡贫富的形式也就自然而然地受到了破坏和威胁。流动的资本极易摆脱民族国家的控制，成为独立性极强的决策“主体”，使受着地域约束的民族国家政府及劳动者逐渐失去其影响力。开放的世界性投资与生产市场侵蚀了民族国家的税源，但一国的福利还只能依靠国民财富的积累，在国家内部实现。因而，经济的全球化必定加剧福特主义和福利国家的危机。跨国经济实体（如WTO、IMF、OECD等）和跨国公司以其的强大政策影响力而同时成为政治实体，它们设定了基本游戏规则，控制着资源的配置流动，甚至可能操纵政策的全过程，使得国家在与资本的对垒中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政府不断丧失对诸如产业政策、利率控制和公共支出水平等关键政策工具的决定权；原有民族国家的主权基础因此受到侵蚀，这可能进一步改变国别政治结构和行政运作方式。
全球化也更直接地是一种政治、社会、文化过程。自全球化出现之始，就裹挟着新自由主义、多元民主和公民社会等西方的意识形态内容，并且直接侵蚀民族国家的地位。民族国家最主要特征在于，国家既是最高的权力架构，又是最高的认同单位（即所谓的民族或国家认同）。此外，民族国家有固定的疆域，而现代的民主制度、社会福利制度都是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形成的。（换句话说，尚未有跨国的民主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指出，全球化需要有一些相同的最基础的价值观念和规则（施密特，2001）。
他表达的是西方世界的一种基本认同，这样的认同可能包含了民主、新的普世价值等内容。阿玛蒂亚·森认为，“在任何时代和社会气候下，总是会有一些不可违背的总体信念——就如同计算机中的纠错程序一样。它们总被认为是正确的，除非你用别出心裁的方式去否定它们的断言。当民主还没有被普遍地实践，甚至还没有被所有人接受的时候，在世界性意见（world opinion）的大气候下，民主治理现在就已经充当了一个永恒正确的角色。”（Sen，A.，1999）全球化进程不仅是新规则和新制度的建设，同时还包括了价值观念普世主义的思维方式。就政治理论来看，它倾向于认为，“自由人民的公共理性”和“民族社会的公共理性”有相似的地位（约翰·罗尔斯，2001，p.59），显然新的“公共理性”更强调同一性而忽略差异性。甚至可以说，在全球化进程中，“自由人民的公共理性”正在试图替代“民族社会的公共理性”。事实上，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所宣称的那样，人们开始认识到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普世文化”、“普世价值”的出现——这种“普世文化”在遭遇民族国家的壁垒时，必然会以消解对方来扩展自身。在全球化中，全球性的公民社会发展和对公民身份的认知变化，也促进了公民社会甚或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全球化引起的诸多问题及民族国家处理这些问题的能力式微，迫使（民主）政治必须向国家层次以上（跨国政治）及国家层次以下（基层民主、公民社会的各种社会团体）发展。或者可以这么说，当民族国家还兴盛时，公民社会的范围与国家的范围是一致的。然而全球化浪潮使民族国家式微后，公民社会一方面向下分解于各种小社团中，一方面向上跨国地形成跨国公民社会（各种跨国非政府组织）。公民在各层级的参与行为大幅度增加，从另一个角度形成了对民族国家和传统政府概念的挤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