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导言
企业跨区域发展，是指企业在自己原所在地区（原驻地）以外的地域寻求扩张和发展机会的区位选择行为和企业战略行为。具体包括：企业整体迁移至原驻地以外地区；企业的某一功能部门，如企业的生产部门或研发部门等迁移至原驻地以外地区；企业总部迁移至原驻地以外地区，这种迁移行为包括存量和增量的调整。增量的调整，包括对外投资、兼并和收购等。
企业跨区域发展行为不仅在微观层面上直接影响企业的经营和发展，而且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动力。在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长三角地区企业的跨区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和企业跨区域发展相关联的另一个概念是企业内的地域分工，这主要是指企业的跨区域发展后，充分利用不同地区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形成企业内部分工的行为。
企业内地域分工的展开形式多种多样，较多的是：在若干个地区设立企业的子公司或者事业部，彼此在企业统一的经营理念，计划、组织和经营管理下展开分工。或者将企业的生产机构、研发机构、融资机构、销售机构、乃至企业总部分别置于不同地域，在统一的经营管理下，进行跨区域运作，这样作为单个企业就能利用各个不同地域的资源，从而提高企业自身的竞争力，促进企业快速发展。
在中国转型经济的环境下，企业跨地域发展，形成企业内的地域分工，可以为企业成长带来以下利益：
第一，突破地域限制，特别是突破地方政府对企业成长方面的制约，改善企业自身和地方政府博弈的地位，确立从更广阔的发展视野来推动企业发展的经营理念。
第二，可以广泛利用不同地域的经营资源，包括资本、劳动、原材料、中间产品的配套、市场的接近、技术和包括经营人才在内的各种人才资源的利用、信息资源利用，等等，迅速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推动企业发展。
第三，可以利用不同地域的区位优势及其外部经济环境，多方面地获取外部经济利益，促进企业自身的快速发展。
第四，以企业内部的地域分工来替代跨地域的产品贸易，可以回避地域贸易壁垒，回避或减少因市场失灵或市场不完全所带来的风险，降低交易成本。
企业内地域分工的展开从微观经济角度是为了提高企业自身的竞争力和寻求企业发展目标的实现，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但是从宏观经济角度，或者说从经济地理或区域经济的角度分析，企业内分工的展开，以及由此而来的大量跨区域企业（或者无区域所属企业）的出现，对于更广范围内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特别当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如何打破地区之间的行政壁垒，促进产品和要素的流动，加快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已经成为改革和发展的重要课题。不再简单地依靠行政、计划和政府间协调的手段，去实现转型和发展目标，而是创造出能够使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的外部环境。同时，在更多的方面，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作用，将企业推上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前台。利用企业内地域分工的力量，促进地域间要素的流动与整合，推动地域分工的形成，推动地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达到企业发展、地域发展和经济一体化的多赢目标。
与企业跨区域发展、企业内地域分工等概念相关联的另一个概念是企业一体化，企业一体化是比区域经济一体化更早出现的专业词汇。它和企业内的地域分工所表现的意思在本质上是一回事，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一体化的本质是分工的形成，否则一体化就没有意义。有区别的是，在使用企业内的地域分工的概念时，我们关注的重点常常是不同地域间的分工，有比较强烈的空间意识。而在使用企业一体化的概念时，我们关注的重点是企业组织结构、经营战略、生产流程以及企业发展战略。在多数场合，人们在使用这一概念时甚至抽象掉了空间因素。
企业一体化可以区分为横向一体化化、纵向一体化和混合一体化。横向一体化，是指企业现有生产活动的扩展并由此导致现有产品市场份额的扩大。纵向一体化，是指企业向原生产活动所处产业链的上游和下游环节扩展。混合一体化又称多元化，是指不相关产品的多元化，它是和范围经济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一种概念。所谓范围经济，是由于企业从事相关或非相关多元生产经营活动，充分利用共同的设备、无形资产、开发机构、管理人才而带来的生产经营成本下降、风险分散、收益递增。
企业跨区域发展和产业区域转移也有密切的关系，这两者从不同的角度描绘了要素跨区域移动的产业经济现象，比较产业区域转移倾向于从产业层面相对集中的研究和讨论，企业跨区域发展的研究更多的是从微观层面、从企业的角度去分析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动。
本章的结构如下：在绪论之后，第二节是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企业跨区域发展过程的分析和评述；第三节是对企业跨区域发展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互动机制实证分析；第四节分析总结了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企业跨区域发展模式；第五节以浙江企业何以在跨区域发展中有突出的表现为由，从地理区位特征、自然资源赋存以及由历史事件形成的路径依赖等方面深入讨论了企业跨区域发展的深层次原因。
第二节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企业跨区域发展迄今为止，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见本书第七章）。这三个阶段的标志分别是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上海经济区”、20世纪90年代“上海浦东开发开放”和21世纪初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的“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三个阶段的一体化特征分别为“横向联合”、“对外开放”和“四个中心建设”。这三个阶段也可称作为长三角一体化的三次浪潮。在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企业的跨区域发展以及其由此而来的企业内的地域分工的展开是主要动力之一，也是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微观基础，这种来自微观层面的一体化既受益于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宏观进程，反过来，又有力地推进了长三角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使之不断深化。在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参与跨区域发展的企业数量及企业一体化展开的形式也随着区域一体化的阶段推进而不断地扩张，两者互为因果。
一、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第一阶段的企业跨区域发展
20世纪80年代是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一阶段。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地方分权开始的，中央在推出分权改革的政策措施时，也倡导“横向联合”，搞区域经济协作，以打破分权改革造成的“条块分割”所带来的弊端。1982年12月，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成立“上海经济区”。最初成立的时候仅包括上海市及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和南通，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和宁波，共10个城市。后来扩大到浙江、江苏和上海两省一市，以后继续扩大，安徽、江西和福建省先后进入上海经济区。“上海经济区”是一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协调机构，其常设组织是“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功能是研究、规划和协调。上海经济区的另外两个运作平台是两省一市省长会议和10城市市长联席会议，基本上也是一个协商性质的组织。不断扩大的区域边界，使得协调趋于困难，再加上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趋复杂的宏观政治经济背景，“上海经济区”在成立五年之后终于偃旗息鼓。上海经济区并非一级地方政府，基本上不具备直接进行资源配置的功能。但是，作为中央政策的体现者，它的存在本身就创造了有利于微观主体进行区域经济合作的制度环境，为当时浙江和江苏的乡镇企业利用上海的资源提供了便利。20世纪80年代正是江浙地区乡镇企业大发展时期，通过利用上海经济区创造的“横向联合”的制度环境，许多江浙地区的乡镇企业取得了同上海的国有企业进行多种形式合作的机会。当时上海的一些知名品牌，如“凤凰牌”自行车、“蝴蝶牌”缝纫机，都在江浙地区找到了零部件生产厂家和贴牌生产（OEM）的企业。据曹大立（2003）回忆，当时50%的上海企业和江苏、浙江有经济技术合作关系。
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第一阶段的微观合作现象，即江、浙、沪企业间的合作，主要表现为企业间的垂直分工展开和简单的以产销分工为特点的纵向一体化和资源的互相利用。垂直分工主要表现为，上海的国有企业主要占据产业链的高端，而江浙地区的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则相对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当时，浙江和江苏的乡镇企业规模都非常小，技术水平也很低，需要通过地区间的合作，从上海国有企业处获得技术转移。这一阶段的企业跨区域发展，是上海的国有企业和江浙地区乡镇企业之间互相寻求合作伙伴，建立“联营企业”。主要表现为上海国有企业甚至是一些科研单位通过技术转移，将江浙地区乡镇企业作为自己的“联营企业”，从中获取经济利益。而江浙地区的乡镇企业则通过联营获取技术资源以克服企业发展的瓶颈。另一方面，为了利用上海的市场和信息资源，江浙地区的一些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经营者也开始到上海设立销售机构，意图在上海市场占有一席之地。主要方式是在上海购买营销店铺，或租赁商场柜台、实行厂店联销等初步简单的纵向一体化形式。其中，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例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来自温州的个体经营户以“厂店联销”、“一厂一柜”、“引厂进店”等方式集群进入上海，将上海的北京东路变成“浙江电器一条街”。而江苏的乡镇企业则更多地采用在上海设立“办事处”这样集销售、公关、信息采集、原料和设备采购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派出机构，以实现企业的跨区域发展目标。在这一阶段，由于双方企业结构和制度特征的不对称，企业跨区域发展，以及企业间的地域分工和企业内的地域分工都处于较为初级的状态。表现为行为发端的随机性，形式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以及非制度性，对人际关系网络的依存度较大，企业的跨区域发展大多属企业的战术行为，战略意识并不明显。
二、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第二阶段的企业跨区域发展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二阶段是以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为标志的。
浦东开发开放以后，由于中央政策的倾斜，上海获得了改革和开放领域的政策资源。加之其本身所具有的厚实的经济基础，科技水平和人才方面的优势及优越的区位条件，上海很快成为继深圳以后中国对外开放的另一个中心，并以此迎来了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以“对外开放”为标志的第二个高潮。
在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二个阶段，长三角企业的跨区域发展逐渐从初级阶段走向成熟。在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一阶段，企业跨区域发展的主要形式是以“星期天工程师”和“联营企业”为载体的上海企业向江浙地区的“技术转移”，以在上海建立营销机构和“办事处”为载体的江浙企业向上海的空间扩张。而在第二阶段，长三角企业跨区域发展的主要形式是江浙企业利用上海的对外开放资源，有规模地寻求向上海的空间扩张，并开始比较系统地建立企业内的地域分工网络。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经过多年的发展，部分江浙民营企业已初具规模，积极推进跨区域发展、充分利用不同地区的资源优势成为实现企业发展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其行为方式主要有两种：其一是一些较大规模的江浙民营企业将部分企业的功能中心，如研发部门和销售部门甚至是企业总部转移至上海。浙江一些知名的民营企业，如乐清的正泰、德力西、天正集团和宁波雅戈尔集团等大企业纷纷在上海设立营销中心和研发中心。也有如江苏的春兰集团、浙江宁波的杉杉集团，浙江平湖的茉织华集团等把企业总部迁至上海。这些民营企业同时在江浙地区保留、甚至扩大了其生产加工基地，在企业内部形成了地域分工。其二是，江浙地区的民营企业以建立专业市场等方式进入上海。采取这种方式的大多是浙江、江苏中小规模的民营企业。这种方式比较像第一阶段江浙企业跨区域发展方式的延续和扩大，这是另一种企业内地域分工的表现方式。“前店后厂”方式，也是纵向一体化的一种表现。专业市场设在上海，但是经销商品的生产基地基本上都是在江浙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