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全球化构成了民族国家职能变革的外在的制约因素，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家职能的现代变革的内容、目标和方向。在这一点上，当代中国较好地把握住了全球化的发展机遇及其内在发展要求，根据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和规律，成功地推动了国家职能的现代变革。这种变革无论是在国家职能的范围、功能结构和执行权威方式方面，还是在国家职能的合法性依据和价值取向方面，既是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又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既保持了国家职能的传统精要，又赋予了国家职能现代新要义。
第一，当代中国国家职能变革是“综合性”与“专业性”相结合的变革。
从国家职能的总体结构上看，我国的国家职能变革是朝更综合化方向发展；从国家职能的某个具体的方面或具体的事务上看，我国的国家职能变革是朝更专业化方向发展。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我国的国家职能变革不能用“职能重点转移”、“以管理代替统治”、“强化社会管理弱化政治统治”等话语来简单加以描述了。因为，当代国家职能已经把国内外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各种因素都紧密地联系起来，互相影响、互相依赖、互相作用，形成一个有机的系统，牵一发而动全局。而且各种国家职能之间又互相渗透、互相融合、互相协调，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安全等任何一方面的职能都是综合性的职能，都涵盖了国家过去多种职能因素，而且任何职能领域所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带有综合性，不是国家某一职能部门所能单独解决的，甚至也不是哪个国家所能独立应对的。如今我国国家职能的这种综合变革的趋向和要求已经明显地呈现出来了。另一方面，就国家职能的某个方面、具体事务而言，国家职能的变革又必然是向更为专门化的方向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中国进一步融入社会化生产的全球性拓展进程，我国的社会利益、社会结构和社会公共事务，甚至是公共危机所发生的任何问题和矛盾，其复杂性、专业性和系统性都远远超过了传统社会。所以，它不仅需要从业人员要有专业的知识、专门的训练和技能，而且要求国家职能执行部门要有专业化的工作机制和办事规程，要有专业人才以及人才储备、人才合作的支持。“国以人兴，政以才治”。从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到把科技和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到人才强国战略，再到国家创新战略，我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始终重视教育、科技和人才的培养。国家职能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是我国科技、人才和创新工作的两个“主战场”，国家这些战略的实施有力地推进了我国国家职能专业化变革。
第二，当代中国国家职能变革是“政治性”与“社会性”相结合的变革。
从国家职能履行的权威主体和权威空间上来看，我国的国家职能变革是在坚持政府（国家）为主导的权威主体和权威空间即坚持国家职能履行的政治性权威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实际和社会自身的治理能力，国家（政府）正有针对性地向社会放权，把某些国家职能或某种国家职能的某些事务让社会组织来承担。例如，我国国家职能社会化方面，突出地体现为农村村民自治、城市社区自治和行业自治三个领域，这三个领域的公民自治承担着大量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等方面的职能事务；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还处在初始阶段，社会组织缺乏独立性，管理规制混乱落后，社会组织功能不齐全，治理能力差，这些反过来又制约着国家职能社会化的进程。这说明：国家职能的社会化是一个历史过程，而且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进程。如前面所指出的，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许多问题和矛盾，都是复杂性、专业性和系统性极强的问题，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不仅要充分发挥国家（政府）的权威性、政治性功能，而且还要充分动员社会力量参与，以实现国家职能的“国家”与“社会”互动和协作的现代变革。这正如温家宝总理在指挥四川汶川抗震救灾时所指出的，必须举全国之力才能取得抗震救灾的全面胜利。
国家职能的政治性权威能够有效发挥政治导向、迅速反应和有效动员的功能，国家职能的社会性权威能够有效发挥社会共识、社会参与和社会支持的功能。
第三，当代中国国家职能变革是“民主性”与“法治性”相结合的变革。
“民主化”和“法治化”是现代国家职能合法性建设的两大支柱。从国家职能的内涵来看，发展政治民主，实现国家的法治，是当今国家职能的主要目标，也是国家职能现代性变革的基本内容。任何国家的职能及其变革如果违逆了“民主化”与“法治化”的趋势，最终都逃不脱失败的命运。另一方面，从国家职能运行来看，现代国家职能的确立与设定、执行与调整、委托与转让、政策制定与制度安排、结构整合与国际参与都必须是一个民主化和法治化的过程，都必须充分发挥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把“民主性”和“法治性”贯彻到“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国家战略策略中去。始终牢牢把握住“民主化”和“法治化”，是当代中国国家职能现代性变革的基本特色和基本经验。
第四，当代中国国家职能变革是“服务性”与“责任性”相结合的变革。
从国家职能价值导向来看，国家职能的价值原则和价值导向问题，关涉的是国家职能目的究竟是为谁服务、对谁负责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国家职能理论认为，国家职能及其变革取决于国家权力所代表的那个“公共利益”，即首先是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那个阶级的利益，然后是这个阶级所宣称的社会公共利益。所以，从国家层面上看，国家政权所代表的那个“公共利益”，就是国家利益，从社会层面上看，国家政权所宣称维护的社会公共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或民族的利益；国家的任何职能及其运行都必须服从于、服务于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对其负责。因此，这就要求国家职能的执行机关和执行人员树立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感和责任心，而“服务性”和“责任性”也就必然成为国家职能尤其是政府职能变革的价值原则。在当代中国国家职能变革过程中，伴随着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历史进程的就是“服务型政府”、“责任型政府”的建设。
综上可见，全球化进程中，国家职能的现代变革呈现出这样一些特点：国家职能的分化也好，整合也罢，反映的不只是国家职能的简单扩大或强化，而且是国家职能的系统的综合性的变革；国家职能的任何变革都是现代生产的社会化、国家利益（统治阶级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全球市场、全球民主化和全球治理对民族国家职能的影响，最终要通过民族国家自身来发生作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职能变革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和基本原则，又汲取了现代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国家职能理论的发展。
三 当代中国国家职能理论的新发展：
管理、服务与新型国家安全观
（一）系统国家职能观：结构与功能的创新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也是国家职能现代综合变革与系统性建设的30年。如今，我国国家职能在实践上开始走上了现代化轨道，在理论上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系统国家职能观。
系统国家职能观就是运用系统思维和系统科学方法观察分析国家职能问题，把国家职能的构成要素与影响国家职能运行、成效和变革的各种因素等理解为一个复杂的有机系统，把国家职能建设和运行活动理解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而科学地认识、分析国家职能问题，并用以指导国家职能活动的国家职能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几代领导集体正是以系统的观点和方法来认识和推进我国的国家职能建设和现代变革的。
国家职能是一个由各种职能形式构成的有机系统，具有全面性、整体性的特点。这不仅要求我们全面地把握国家职能的系统结构，而且更要使国家职能的系统构成如实地反映社会发展变化的实际和需要。邓小平从中国现代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实际和需要出发，高屋建瓴地把握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针对以往对我国基本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错误认识，科学地、系统地看待和推动我国的国家职能变革。他一再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最主要的任务是切实加强经济管理职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后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应该体现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应该充分重视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民主法制建设、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意识形态）建设等方面职能的战略意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邓小平还系统地看待国家的对外职能，他指出，我国的对外开放是全面的，既要与苏联改善关系，也要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改善和发展关系，还要与第三世界国家巩固和发展已有联系；既要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又要通过对外交往，学习和吸收国外的先进科技和管理经验来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对外开放既适用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又适用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些观点在理论和实践上表明：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系统国家职能观。
但是，构成国家职能系统的各要素之间并不是机械地“综合”起来的，而是既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职责和功能，又具有互相依赖、互相作用和互相渗透的内在联系，而各职能又各自构成不同层次的子系统。职能系统的这种内在联系决定了各种国家职能所要承担的职责、所能发挥的功能彼此交叉、协同作用。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依据系统国家职能观，逐步实现各种国家职能的合理定位，调整了国家政权的专政职能，加强了国家推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建设职能，突出了国家的社会稳定职能，强化了国家组织、领导并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职能，开拓了国家的社会保障职能，拓展了国家的文化与意识形态职能，升级了国家安全职能。
同时，又充分认识到国家各种职能的互相依赖、互相渗透、协同作用的功能，在实践中注意发挥各种职能的系统效应。对此，邓小平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指出：“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
1992年，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没有民主和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我们应当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方面取得明显进展，以巩固和发展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保证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1998年，江泽民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必须把集中精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如果生产力不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就会遇到极大的困难，社会主义优越性就会丧失最根本的经济源泉。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动摇和影响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朱镕基在谈到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保障功能时强调：“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的‘稳定器’、经济运行的‘减震器’和实现社会公平的‘调节器’。”
国家职能系统是一个开放系统，整个职能系统始终与国家的生存环境之间进行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换句话说，社会发展水平、社会利益结构、社会矛盾状态、社会秩序状况、国家政权的巩固程度、国家的国际生存条件等，构成了国家的基本生存环境，它制约着国家职能系统的构成、运行、功能和变革。所以，系统国家职能观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根据系统的性质和系统外部环境状况及其实际需要，用开放性的系统思维和方法，不断地优化国家职能系统，调整职能构成，完善职能运行机制，提高职能功效，更新职能理念。这些就是国家职能的系统性建设问题。当代中国国家职能的系统性建设，突出地体现在国家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上。
如我们所知，体制和制度是国家职能得以发挥的载体和途径，是国家职能有效运行的保障，体现了国家职能运行和变革的根本的价值取向。因此，国家的各种体制改革包括政府机构改革和制度创新是国家职能系统性建设的关键环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所进行的六次不同力度的政府机构改革极大地推动了国家职能的系统性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