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西方资本主义政党政治提高了国家权力分配、运行的制度化程度，对推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体建构起了至关重要的历史作用。但是，从20世纪初开始，西方政党政治却表现出了衰落的趋势。所谓政党政治的衰落，是指在以政党政治为核心的民主政治制度运转中，由于公众对参与政党选举的政治活动热情或忠诚度降低而造成政党民意基础削弱、整个政治体系社会基础下降的情况。其主要表现是民众不关心政治生活，对政党政治没有兴趣，参加选举的投票率降低，甚至对政治生活表现出不负责的态度以及政党自身的传统职能的削弱。这种衰落并不意味着政党政治本身的危机，而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的危机。
显然，在西方政党政治中，作为特殊的利益集团的政党，它构筑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上，最大限度地符合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宪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资产阶级进行统治和获取利益的精致的政治工具。这一点决定了西方政党政治仍然是国家权力运行的主要形式，政党仍然是政治集合与合法性的关键因素。这一点也决定了它不可能摆脱自身的历史局限性，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在长期的发展演变中，其消极性必然要显现出来。这种消极性体现的是资本主义政党和政党制度自身先进性的逐步丧失，以及在这种政党制度下政党的政治功能的不断弱化。因此，所谓政党的危机，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或政党制度的合法性危机。为此，当代西方政党，无论是左翼的还是右翼的，都呈现这样的发展趋势：为着竞争政治权力的胜利，淡化政党意识形态，以政策、政党领袖人格魅力迎合选民，为民众解决实际问题或带来希望，从而最终实现政党所代表的集团利益。
2.中国政党政治的特色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支持和鼓励人民当家作主，国家权力具有人民至上的特性。国家权力的人民性是以无产阶级民主的政治制度为保障，通过无产阶级民主——组织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共同运用国家权力、实现其统治——的政治形式来实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力量和执政力量，它是适应无产阶级专政的国体需要的政治形式。这种政党政治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推动国家政体建构的典范形式。
其特色之一是，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主要通过“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的方式，即“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的方式来建立与国家政权的联系。这就是说，党的权力对国家制度具有相对独立性，党的领导力量，可以不依赖政治制度，即国家制度，而拥有实际的政治力量。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又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力量，通过对政治制度的实际操作而成为现实的政治力量。“由于……党和政府在人员组织上是一体的，所以，体制内领导和体制外领导在许多方面是互通的。在这种领导方式下，党和政府关系具有很强的内在统一性，党是决策核心，政府是政策执行主体。”
这样，党的领导作用和执政作用就构成了中国政党政治中，连动国家—社会关系的一个关键的环节，成为推动国家建构（包括社会发展）的强大的政治力量。
其特色之二是，中国的政党政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是一种体制内的政党关系，这种政党制度既不是多党制，也不是一党制。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共产党是“领导党”和“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它们之间是领导与接受领导、执政与参政的关系，是合作而非竞争的关系。在这一制度之下，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依宪法和法律规定，就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进行政治合作和政治协商，互相监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政治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政体建构的重要政治支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不仅充分发挥了各参政党的政治作用，而且将进一步提高国家政权运作过程的民主化、制度化和法治化水平，进一步促进和形成公民参与政治的有序机制，进一步拓展和完善公民利益表达的渠道。
其特色之三是，中国的政党政治具有“国家过渡”的政治性质。中国的政党政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它既适应了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基本规律，遵循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基本原则，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马克思主义国家过渡的性质。
这种性质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及其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始终代表着整个无产阶级运动的利益，因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共产党人的基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党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相区别的显着标志之一。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这是党的最高政治纲领，也是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进性质的保持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而且是自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根本保证。在“国家过渡”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将处在国家—社会联结互动的中间环节，以人的社会解放为价值取向，推动国家的建构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所以，中国的政党推动型政体建构与“国家过渡”是一致的，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内在的逻辑。
3.中国政党推动型政体建构的合法性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和当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赋予了当代中国政党推动型政体建构的合法性。政党推动型政体建构模式的合法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探寻，一个是静态方面，即政党推动型政体建构模式是从阶级性质和历史成果中获取的合法性；另一个是动态方面，即政党推动型政体建构必须从不断发展中的实践中获取和保持的合法性。前者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渐被消耗和丧失，后者要求政党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和保持自己领导和执政的合法性，有效地推动国家政体建构的发展，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政党推动型政体建构的价值合法性。政党推动国家政体建构的合法性首先取决于政党领导和执政的价值合法性。这种价值合法性主要从政党为社会提供的价值理念中获得，所以政党必须对民众灌输自己的价值观，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创新自己的理论和价值。
当一个执政党的价值观念被民众抛弃的时候，合法性危机也就产生了。当今资本主义政党和政党制度的合法性危机一个重要方面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政党政治的发展已经偏离了原先的价值标准，破坏或扭曲了资本主义一贯推崇的平等、博爱、人性解放等价值原则，导致资本主义现实与人类理性和民主价值的冲突。苏共合法性的丧失，也是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和价值观念不断教条化的结果。从斯大林开始执政到戈尔巴乔夫上台，苏联人民面对凝固不变的僵化理论逐渐感到厌烦，苏共干部也失去了兴趣。当戈尔巴乔夫公开否定马克思主义时，苏共执政的价值合法性也就彻底丧失了。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能够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基本原则，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创新自己的价值理念，形成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与时俱进的思想理论，大大巩固和增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执政、推进国家政体建构的价值合法性基础。
其次，政党推动型政体建构的制度合法性。政党推动型政体建构的制度合法性指的是这种建构模式一是要得到广大人民的接受和认同，二是要符合制度的规范。如果一个社会制度不为社会认同，一个政党制度不为人民所接受，那么，这个制度、这个政党的任何权力运作方式都是没有合法性的。先进的政党总是与先进的社会制度相联系的。只有民众接受了这个先进的制度，那么与这个制度相适应的权力运行方式才可能具有制度合法性。另一方面，政治权力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政治权力运行方式的合法性，即严格遵循宪法和法律。现代民主政治与传统专制集权政治的根本区别之一就是政治权力运行是严格遵循宪法和法律规范，还是随意践踏宪法法律或由个别领导人任性地发号施令。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中国人民的选择，已经得到民众的广泛接受和认同，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和强大的合法性。同时，政党推动型政体建构模式作为一种国家权力的运行方式严格遵循着国家宪法和法律制度，是通过一系列制度设置来实现的，其基本方面体现为党同政协、党同人民代表大会、党同人民政府、党同司法机关、党同军队等制度，保证了政党推动型国家政体建构的合法性。
第三，政党推动型政体建构的利益合法性。利益是民众政治态度的最终根据，因而也是政治合法性的基本来源。当一种政治权力运行方式能够使社会普遍获得利益的时候，这种权力运行方式就具有较高的合法性。根据世界各国现代化经验和教训，一种合法而稳定的权力运行模式的形成和确立，首要的考虑是民众普遍受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代西方政党政治发展的新趋势正是其政党推动型政体建构获取利益合法性的努力。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中国政党推动型政体建构获取利益合法性方面更具有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每一个战略目标的选择和战略步骤的实施都十分注重提高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关注民众的普遍利益，关注利益的合理性分配。近年来，我国由于社会分配差距的拉大，已经使社会产生了不稳定因素。为控制社会分配的差距，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国家推行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政体改革措施，充分体现和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党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才能使大多数人感到党是代表他们根本利益的，其国家政体建构上的推动作用就可能不断获取合法性基础。
第四，政党推动型政体建构的绩效合法性。从政党政治的实践过程来看，获得执政地位的执政党其权力运行并不一定有很强的合法性，但当权力的运行与政绩结合起来，就会得到人民的普遍的认同。尽管现代民主政治的宪法制度越来越完善，但政绩对执政党权力运行的合法性基础更有意义，尤其是处于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国家更是如此。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曾经指出：“政绩的合法性在第三波新兴民主化国家中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
西班牙于1974年结束佛朗哥独裁政权统治而率先进入第三波新兴民主化国家的行列。此后，西班牙的民主政权在执政期间取得了令民众信服的政绩。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西班牙基本不存在社会经济的严重不平等，以及通货膨胀和极端贫困。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民众政治水平也有显着提高。这些政绩有力地提高了西班牙民主政权的合法性水平，从而巩固了新兴的民主政治制度。苏东剧变给当代中国的教训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必须致力于发展经济，不断提高民众的物质文化水平，否则长期不能创造新的政绩，必然会失去群众的认同。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末进行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虽然改革中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但巨大的成就增强了中国共产党推动国家政体建构的合法性基础。
三 当代中国政党推动型政体建构：民主、高效与廉洁
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乃至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已经历史地表明：中国的政党推动型政体建构模式具有坚实的合法性基础。这种建构模式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精华，又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政体建构的新视野；不仅坚持了现代国家政体建构的一般规律，而且始终把握住了国家政体建构的基本目标：民主、高效与廉洁。尤其是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来，党根据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与时俱进地推动国家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一整套加强党和国家的民主法制建设的战略思想和政策措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政体的现代建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政体理论。
（一）确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政体建构的目标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政体建构目标的确立
政治，是人类共同体借助于公共权力或特权，管理社会，缓解矛盾，控制冲突，以实现特定价值目标的方式和过程。就政治自身的运行机制来看，人类社会演进到今天，已经形成了神权政治、王权专制政治、权威政治和民主政治等政治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