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随着中国共产党对民主革命政权建设的战略转变，即从苏维埃政权向“人民共和国”、“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政权的调整，中国共产党在政权问题上的思路就是“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转变为全民的统一战线的政府”，因而在政体选择上主张“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正式的政府”。对全国的民主共和国政权，中国共产党主张“共产党在没有公开参政以前，参加全国国民大会之类的商讨民主宪法与救国方针的代议机关”，“共产党应力争自己的党员当选，到大会中去，利用国民大会的讲台，宣传共产党的主张，用以达到动员人民与组织人民在共产党周围，推动统一的民主政府之建立”。
而对抗日民主政权，中国共产党支持在各抗日根据地普遍推行“三三制”的政权构成原则。“三三制”的政权构成原则体现的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下的几个民主阶级联合专政的“参议会制”的政体形式，它不仅坚持民主联合政权的无产阶级性质，而且还团结了各抗日阶级、阶层，争取了中间力量，孤立了顽固势力，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极大地贯彻了革命群众当家作主的政体价值原则。
第二，党的民主集中制对推动新民主主义民主集中型政体的创建起到过重要的历史作用。
列宁首创的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着标志之一。按照列宁的解释，民主集中制的本质是在党的组织内部的少数服从多数和组织与组织之间的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直至服从党的代表大会的有机统一；也是在党的内部生活中，推行和扩大党员的民主、自由、平等的权利与尊重集中统一的党组织权威、保证党的坚强领导的有机统一。虽然中国共产党早期章程中没有明确“民主集中制”的提法，但一开始就是按照这一原则建党并在不久后参加共产国际的。1927年6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中，第一次把民主集中制原则写进了党章，成为中国共产党基本的组织原则，这一原则从根本上保证了党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统一。
尽管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但它与政治制度或者说国家权力的结构和组织形式的政治原则密切相关。这种关联性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其一，民主集中首先是政治学中关于权力结构和权力运行所必须遵循的基本的政治原则。列宁正是针对当时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内缺乏民主、组织松散、派系林立、缺乏统一的章程和纪律的严重情况，把政治学中权利的自由和民主与权力的集中和统一的国家政权结构形式，借用到党的运行和组织中来，以规范党的中央组织与地方组织、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主张建立单一集中结构的党组织，提出了“集中制”的概念。并且指出，这种集中制，不是官僚主义“集中制”，不是专制“集中制”，而是党内一切事务由一律平等的全体党员直接或者通过代表来处理的“民主集中制”。而这与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组织章程中所体现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
其二，当无产阶级政党处于无产阶级运动的领导地位和无产阶级政权的实际执掌者的时候，这一政党组织原则就与政治制度原则形成了一种新型关系。这种新型关系一方面表现为目的的一致性。民主集中制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其目的是为了确保党内政治生活的既有民主平等，又能集中统一，以提高政党运行国家政权的能力和效率；作为无产阶级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治原则，其目的是为了确保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意志能上升为国家意志，而国家意志又能得到迅速有效的贯彻执行，以反映并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实现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另一方面表现为功能的相关性。对于处于领导和执政地位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党内的切实贯彻和执行民主集中制，不仅对国家权力结构和运行具有重要的表征意义，而且实际上也构成了对国家权力结构和运行体制创新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新民主主义政权的政体形式是一种既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把立法权、司法权融于行政权之中的专制权力结构，又不同于并优越于资本主义平行制衡的权力结构，而是代表民意的立法权高于行政权和司法权的民主集中型的权力结构。它严格贯彻了民主集中原则，一方面，新民主主义政体必须保证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意志的民主表达，既有通畅而广泛的表达渠道，又有切实的表达制度保障，所以代表民意表达的立法机关具有至上性。另一方面，新民主主义政体必须保证上升为国家意志的人民意志得到有效的贯彻和执行，决不允许国家力量在互相牵扯中抵消，所以人民意志必须通过集中的程序得到高效、迅速、直接的贯彻和执行。
历史地看，新民主主义政权的民主集中型政体形式与党的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在政体选择上的创新具有基本的历史联系。
新民主主义政权早期，在此起彼伏的罢工运动中，许多地方和一些行业在党领导下，先后成立工会或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以民主的方式选出代表组成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和罢工委员会，执行了革命政权的一些重要职能。1927年3月，广东、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省的农会代表举行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农会所实行的一些原则，如一切权力归农会、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和农会领导人员的产生方式、机构设置、层次划分和决议方式等，具有鲜明的民主集中的性质。
1931年11月7日，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苏维埃地方政府暂行组织条例》，选举产生了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人民委员会。苏维埃政权的组织形式实行集中统一的单一制，政权体系由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组成；苏维埃组织的立法机关和执行机关融合一起，实行议行合一；地方苏维埃实现完全议行合一的制度；各级苏维埃代表由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抗日民主联合政权通过普遍实现“三三制”建立了参议会制政体形式。参议会制的政体不仅扩大了政权的参与基础，而且通过议行合一制，有效地适应了抗日斗争的现实需要。通过参议会的实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组织形式的经验，从理论上提出了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构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只有实现民主集中制，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这就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
毛泽东在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权建设经验时，反复强调：在政权中要实行“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政权的“组织形式是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将民主和集中两个似乎相冲突的东西，在一定形式上统一起来”。又说：“民主和集中之间，并没有不可越过的深沟，对于中国，二者都是必需的。一方面，我们所要求的政府，必须是能够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这个政府一定要有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人民也一定要能够自由地去支持政府利用一切机会去影响政府的政策。这就是民主制的意义。另一方面，行政权力的集中化是必要的；当人民要求的政策一经通过民意机关而交付于自己选举的政府的时候，即由政府去执行，只要执行时不违背曾经民意通过的方针，其执行必能顺利无阻。这就是集中制的意义。只有采取民主集中制，政府的力量才特别强大。”
第三，与时俱进的政党建设是推动新民主主义政权的政体创新、克服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过程中的各种干扰的根本保证。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中心工作和根本任务是领导全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统治，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而革命的主要形式是人民战争。因此，党的建设必然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进行，服从和服务于民主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的需要。这也就是说，党的建设必须贯穿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权建设的各项工作中去，成为推动各项工作快捷、高效展开的政治保障和强大动力。
中国共产党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历史条件出发，根据不同时期的革命对象、革命任务和革命具体要求，建立不同性质的革命政权，创建不同的政体形式——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制”、“农民代表大会制”，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和抗日战争的“参议会制”，再到解放战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这些富有革命阶段特色的政体形式的创建及其所取得的卓着历史成就，与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党的建设密切相关。
自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根据俄国党的经验，一开始着重在城市中从事工人运动，强调在工人中发展党员。此时的中国共产党还处在成长时期，党的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创建城市和农村基础组织，发展党员队伍。党的建设对推动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对党的革命政权建设的作用有限，甚至可以说党的建设还没有提到革命政权建设的日程上来。
大革命失败后，一系列城市武装暴动受到挫折，毛泽东同志开始探索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就面临着如何在农村建党建军，在农民中大量发展党员，怎样教育农民出身的党员，如何组织革命阶级的力量积极投身革命运动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在当时还是有争论的。就在同时期中共六大还强调“所有党的努力都是应当走向大工业”，强调党组织的“无产阶级化”和“干部的工人化”。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斗争实践中突破了这一问题。毛泽东同志同时提出政治思想上教育和改造农民党员的艰巨任务。他在1929年写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就是对红军自创建以来党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的经验总结，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解决了在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度里如何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课题。这一重大问题的突破以及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为推动当时革命政权从“农民代表大会制”或“国民会议制”向“工农兵代表大会制”的政体转变，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党面对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就在“大变动的前夜”，党在1935年12月召开了着名的瓦窑堡会议，及时提出：目前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党要根据这种变化了的形势，重新规定自己的任务。首先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以扩大革命的阵营。这种形势和任务上的重大变化，必然给党的自身建设提出新的要求。抗战初期，由于党内成分和思想状况比过去复杂了许多，党在思想建设、以至于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上的任务都比红军时期更加艰巨了。1941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了关于实行选举的指示，规定了有关选举的各项重要事项。对于边区政府采取三三制的选举制度，在党员和干部中，也有不少糊涂认识，比如，误以为三三制是“共产党三分之一，国民党三分之一，无党派三分之一”等。因此，在领导选举时便出现了或“左”或右的现象。毛泽东批评了某些共产党员在执行政策中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强调要以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为此，必须加强党员干部思想教育，告诫广大的党员干部，应该站在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上看问题，办事情。林伯渠在边区政府召开的专员县长联席会议上，着重论述了三三制政权的问题。他说，实行三三制政策，并不是共产党放弃领导，相反，只有共产党员不超过三分之一，使多数的非党人员接受党的政策，才叫做党的领导。1942年春，党中央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很好地整顿了党的思想作风、组织纪律，克服了各种对抗日民主政权“参议会制”政体和“三三制”原则的干扰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