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的利益结构意味着，人们可以以阶级、阶层、团体、组织、单位等多种利益单元形式，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结构中自主地选择和追求自己的利益源泉，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展开资源和利益的竞争。而国家的控制和调节则是社会主义市场利益竞争中的关键环节，国家通过法律、政策和意识形态等力量，以民主、法制和协商的方式控制和调节社会利益的分配，规范社会（包括国家）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利益行为，协调各种利益差别、矛盾和冲突，不断满足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当前我国控制和调节社会利益关系主要涉及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公平有效地调控和分配社会利益，消除贫富分化，化解社会利益差别、矛盾和冲突的根本制度前提。第二，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以“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政治原则，正确处理好利益与的政治职权关系。这是社会主义国家防止腐败、实现国家目标的思想前提。第三，重视因社会利益的分化与整合而形成的新的社会阶层社会、社会利益集团和社会组织等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这是防止国家政权遭受侵蚀的社会前提。第四，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提高国家政策对社会利益调节的民主性、科学性和有效性，增强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信心和参与热情。这是增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聚合力的政治前提。第五，正确处理好无产阶级国家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行业与行业之间的利益关系，防止因局部利益而产生的地方、部门短期行为。第六，对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进行合理的利益定位，在理论和实践上避免执政党的“特殊利益集团”之嫌，真正做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3.“两个范围的联盟”
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阶级基础。社会主义阶级关系主要的不再是剥削、压迫关系，而是统一于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基础上的阶级联合关系，是“在大陆内实行劳动者与劳动者、劳动者与非劳动者联盟”。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谈到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社会阶级状况和人民政协工作时，多次指出，我国大陆内原来的“两个联盟”已经变成了“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两个范围联盟”是从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实际和需要出发，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政权的阶级基础建设战略的重大转变。
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和深入发展，尤其是社会主义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国的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前文所述，一方面传统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出现阶层分化，另一方面普通劳动者的阶级意识和阶级认同出现模糊与淡化，同时，出现了新兴利益阶层，这一切大大改变了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阶级结构基础。这些变化必然赋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个范围联盟”建设以新基础、新任务和新内容。
以社会主义市场机制为纽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是实现我国各阶级、各阶层经济联合的基础。从这个基础出发也就是从国家政权的社会主义原则出发，唯有这个原则才能不断扩大和夯实国家政权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20世纪90年代，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以来，一方面，我国紧抓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改革和建设，及时刹住了公有制经济“彻底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行为，努力确保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另一方面，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承认并维护各种非劳动收入的合法性；并且，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市场经济体系，通过国家的调控政策，协调城乡关系，调整工农利益。这些改革和发展进步，极大地促进了健全、公正、合理的社会阶级阶层关系的建设。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人民当家作主是实现我国各阶级、各阶层政治联合的根本任务。社会主义国家在多大程度和多大范围内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其政权就能在多大程度上团结“两个范围”内的阶级和人民群众。
改革开放30年，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逐步推进，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譬如，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三大基本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民主得到了巨大发展，村民委员会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等新生的群众性自治组织普遍建立并受到相应的法律保障；加快了社会主义立法进程，制定并修改了包括宪法在内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在国家和社会生活方面不仅实现有法可依，而且法律理念也发生了根本的进步；不断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在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扩大普通民众对国家和社会事物的参与和表达渠道。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来，我国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建设上的这些进步，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赢得了广泛的阶级基础。
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是实现我国各阶级、各阶层社会联合的两面旗帜。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维护国家主权和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需要广泛的社会基础，需要争取和团结社会上绝大多数，发展壮大自己的队伍。只有实现国内和国际广泛的社会联合，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才能不断巩固和加强，才能在各种复杂的环境中顶住风浪，战胜困难，坚守和发展自己的事业。所以，“只要有利于四化建设、社会进步、人民幸福，只要有利于挫败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与和平演变，不论哪一个阶级、阶层，哪一个党派、集团，哪一个人，我们都要团结。”
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与爱国主义两面旗帜本质上是统一的。“爱国主义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爱国与否是最大的政治分野。对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只要爱国，赞成祖国统一，即使不赞成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也要积极争取团结。我们坚持‘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要在海外统战工作中求爱国和祖国统一之‘同’，存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之‘异’。”
可见，在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两面旗帜统摄下的“两个范围联盟”，实质上是一种广泛的社会联合的联盟，这从根本上扩大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社会阶级结构基础。
4.稳定、有序与社会和谐如前所述，国家政权的社会秩序基础指的是国家政权存在并发挥功能所必需的政局稳定和社会有序状态。改革开放之初，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十分重视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社会秩序问题。1980年，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式和任务》的着名讲话中就郑重指出：“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能安下心来搞建设。”
1987年，邓小平在谈到中国现代化目标时又说：“要达到这样一个目标，需要什么条件呢？第一条，需要政局稳定。……因为中国不能再折腾，不能再动荡。一切要从大局出发。
中国发展的条件，关键是要政局稳定。第二条，就是现行的政策不变。一个是政局稳定，一个是政策稳定，两个稳定。”
1989年，面对政治不稳定因素的增多，邓小平尖锐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道理很简单：中国人这么多，底子这么薄，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情也干不成。”从邓小平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政治稳定和社会有序不仅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败，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存亡。
正是基于这种深刻认识，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来，党高度重视政治和社会稳定，全方位地推进国家政权的社会秩序建设的创新。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紧要关头，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深刻领会和全面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中心只有一个，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都非常重要，缺一不可，二者是紧密结合、互相促进的，都是为促进经济的发展提供保障和服务的。”
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贯彻和实施，从政治上确保了国家政局的稳定和社会的有序，并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外部秩序的强大基石。
国家政权外部秩序的维持主要是围绕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凸显出来的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冲突展开的。这些关系和矛盾冲突复杂而严峻，如果得不到合理的理顺，得不到正确的处理，将直接威胁到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威胁到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稳定。为此，1995年9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并把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关系提到总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所有重大关系的战略高度。改革是动力，是解决社会主义矛盾的正确、有效的途径。发展是目的，是硬道理，只有发展了，国家政局才能稳固，人民才能安居乐业，社会才能更加稳定，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发挥和表现出来。稳定是前提，没有稳定，改革和发展是句空话。所以，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维护政治和社会的稳定。
显然，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矛盾和冲突，主要的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和冲突，更多的是社会全体成员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的各种具体利益的矛盾和冲突。所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是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对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和冲突问题，我们继承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紧紧依靠群众，取得广大群众的理解、参与和支持，站在维护群众利益的基点上，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教育，用民主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依据有关政策和法律规定，妥善地加以解决。
人民内部矛盾涉及的面大，其内容和形式错综复杂。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破坏势力往往利用我们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方面的失误，兴风作浪。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始终是国家政权的社会秩序基础建设的核心。
应该指出的是，国家政权的社会秩序基础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国家政权自身的内部秩序的建设。因为，国家政权秩序的更大威胁直接来自于社会主义政治系统的内部，来自于内部少数党员干部背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脱离群众，官僚作风，以权谋私，腐败变质。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倾覆的历史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如果听任这些腐败现象发展下去，党就会走向自我毁灭，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就会被颠覆。有鉴于此，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来，党十分重视党和政府的反腐败工作，十分重党政干部教育和廉政建设。为此，我国坚持以“四化”为核心的党的组织路线，确保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和国家政策的稳定；坚持从严治党，坚持惩治腐败，密切党和政府同群众的联系，保持政治系统的健康和有序；坚持对党员干部进行“三讲”、“保持党的先进性”等形式的教育，绝不允许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内部自身破坏自己的秩序。
事实上，一个稳定的社会不一定是一个和谐的社会，但一个和谐的社会必定是一个政治稳定、社会有序、人民和谐相处的社会。所以，党中央在新世纪之初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它不仅是针对我国现阶段频发的各种不和谐现象、各种社会失衡甚至社会冲突来谈的，而且，从更深的政治层面来说，它更是针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社会秩序基础建设来谈的。从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历程来看，一个国家在现代化变迁最迅速又是最困难的阶段，往往会出现人们利益冲突、价值失落、道德错位、行为失范，社会出现混乱和无序。当前，我国正处于剧烈的社会变革的阵痛之中，处在官员腐化、社会矛盾、社会危机的高发期。这些对政治和社会秩序造成威胁的因素和现象，如果得不到国家政权的系统而有效的控制和治理，其不断积累的过程就是国家政权遭受内外侵蚀的过程，其最后总爆发的时候也就是国家政权倾覆而无可挽回的时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社会秩序基础建设提出了更高、更系统、更迫切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