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3年，中国开始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1956年底基本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使中国的社会阶级结构、社会经济结构、社会利益结构和社会秩序结构等方面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些变化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基础。
第一，社会主义改造使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成分过渡为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国民经济中私有经济的主体地位逐步被公有经济取代；国民经济的直接计划、间接计划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运行方式过渡到高度集中的国家计划管理的运行方式。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半社会主义性质和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向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成分的转变，使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最终建立。它适应了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的需要，也适应了经济发展水平相当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在不长的时间内，迅速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工业化的需要。这是新生社会主义国家政权能够得到迅速巩固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取代私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使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得到最终确立。它是实现“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根本保证。高度集中的国家计划管理的经济运行方式，是新生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有效发挥国家职能，对少数敌对分子实行专政，对绝大多数人民实行民主的有效途径。
第二，社会主义改造使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退出了我国的历史舞台；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主导阶级；社会主义阶级关系主要的不再是剥削、压迫关系，而是统一于社会主义建设基础上的阶级联合关系。
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国家采取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坚持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严格区分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把对经济制度的改造与对人的改造结合起来，把消灭剥削阶级与改造剥削阶级分子结合起来，把对资本家的团结、教育和改造政策与对企业的利用、限制和改造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社会主义改造后，广大个体生产的农民阶级、城镇小手工业者成了社会主义集体生产的劳动者，他们之间的差别、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这一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也被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就有效地巩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联盟关系，使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有了工农联盟和工农与民族资产阶级等非劳动者的联盟的可靠阶级基础。
第三，社会主义改造使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公有制利益源泉领导下的多元利益源泉转变成公有制强控制一元利益源泉；利益关系的差异性转变成利益关系的同质性；国家的阶级利益定位转变成国家的人民利益定位。
社会利益源泉与社会基本经济形态相一致。国营经济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经济形态，决定了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社会利益源泉的多元性。社会主义改造后，公有制成为社会唯一利益源泉。这种利益结构是一种整体性利益结构，国家通过行政权力和意识形态力量实现对社会利益的垄断性的强控制。在这种利益结构中，社会个体的利益（包括局部的利益）服从于整体的利益，同时在整体（以国家为代表）的协调和控制下，个体之间在利益上趋于平均化。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不只是建立在无产阶级一个阶级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两个联盟”的基础上。因此，这一点使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利益定位具有了广泛的人民性。尽管此后一段历史时期的实践又严重背离了这一理论要求，但这种整体性利益结构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重大政治意义是不可否认的，它有效地维护和实现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农民的利益，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
第四，社会主义改造使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秩序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建立为社会主义国家确立了基本的社会秩序；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冲突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但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国家初步建立起了社会矛盾冲突的调控机制，达到了把社会冲突控制在无产阶级统治“秩序”范围内的目的。
社会主义改造后，国家掌握了国民经济的命脉，对人民能够切实地实行广泛的民主，对少数剥削阶级残余能够有效地实行专政，这从根本上保证了社会主义国家正常的统治秩序。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消灭了作为阶级对抗的因素，社会的矛盾冲突从总体上是社会基于利益差异的人民内部矛盾，但各种旧的剥削阶级残余仍然存在，并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威胁着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因此，作为对抗性的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是，在之后的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把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扩大化了，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视为社会主要矛盾，由此引发了此后一系列的“左”倾错误，社会主义经济秩序、政治秩序、社会秩序和文化秩序遭到严重的破坏，社会生产在浮夸中停滞，政治生活因权力过分集中而在缺乏民主和监督中被扭曲，社会生活在混乱中陷于失序状态，文化生活在各种批判中趋于形式化。这些使社会主义国家的统治秩序反而受到了来自统治阶级自身的破坏。
（二）全球化对我国国家政权基础的严峻挑战
关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许多学者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指出：全球化与社会主义密切相关，全球化起始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全球化的重要动力，社会主义正是在资本主义开启的世界历史的境遇中诞生，并与资本主义一道被纳入世界历史或者说全球化进程中，形成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两种基本力量。一方面自社会主义产生后，社会主义就在全球化历史进程中不断得到发展壮大，并构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反思源泉和现实约束；另一方面，全球化既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过程，也是资本主义寻求更大生存可能的过程，它始终又是社会主义发展壮大的现实制约力量。由于当下的全球化深深烙上了资本主义的印记，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化的事务中处于主导的地位，这种为资本主义所支配的全球化毫无疑问将对社会主义国家构成现实的挑战，并且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挑战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基础。这里我们仅就近年来全球泛滥的西方新自由主义，来分析当代中国国家政权基础所面临的挑战。
第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推销的是被理想化了的“资本主义”的市场化。新自由主义从主观的假设出发，认为每个人都是很理性的人，市场应该是完整的、充分的和自由放任的市场，市场参与者只有在这种市场条件下，才能实现自己个人利益。实质上，新自由主义的市场是撇开人们的社会属性和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不谈，脱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制造一种抽象的“理想市场”作为理论前提。
第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推销的是个人主义和资本的自由化。个人主义是新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出发点和世界观。新自由主义认为，每个人在经济活动中都是利己的，不可能有利他的动机和行为，都是为了追求自己最大的利益。市场经济就应该允许经济人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因此，个人为了追求和实现自己的个人利益，就应当自由地拥有私人财产，自由地交易、消费、就业，自由地表达和作出自己认为正当的行为。个人主义价值观反映了资产狭隘自私、力图攫取最大财富的本性。而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化则首先表现为经济自由，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认为由国家来计划经济、调节分配，破坏了经济自由，扼杀了“经济人”的积极性，只有让市场自行其是才会产生最好的结果。因此，只要有可能，私人活动都应该取代公共行为，政府不要干预。
第三，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推销的是彻底的私有化，主张国有企业退出一切竞争性领域。私有化是新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核心。冯·哈耶克在他1944年出版的《通向奴役的道路》一书中，把个人自由奉为人们至高无上的追求目标，而生产资料私有制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重要的保证。
他说：“正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这个唯一的缘故，才没有人控制我们的权利，我们才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落到一个人手里，不管他在名义上属于整个社会或是属于独裁者，谁操有这个管理权，谁就有权管制我们。”
第四，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推销的是与西方“全面接轨”，是世界的资本主义化。新自由主义在1990年，总结了80年代后期拉美各国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调整、改革的全球化成果，达成了10条基本经验和政策要求，主要是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国内全面市场化、国际完全自由化，要求各国（实际主要是要求发展中国家）放开商品、资本市场，让外国商品、资本无障碍地自由进入本国，直接投资办厂等，最为重要的全球化成果是一种被意识形态化了的“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以超级大国为主导，在全球化中实现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正如着名经济学家陈岱孙教授说的：“西方国家在国内甚至国际经济生活中厉行国家干预政策，但要求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模式和经济政策，取消国有企业，取消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管理特别是计划管理，洞开国内市场，与西方国家牢牢控制的世界经济接轨，其目的无非是要在发展中国家恢复殖民主义统治，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演变为资本主义，或外围资本主义。”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由英国带头掀起的以私有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浪潮，迅速波及非洲、拉美等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并且产生了严重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后果。
在这股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浪潮中，非洲撒哈拉以南国家搞“四化”是吃了大亏的。20世纪80年代初，对于国营企业经营状况恶化，亏损严重，一些国家不是改革国营企业的管理体制，而是听信西方国家的劝告，搞“私有化”。多年的私有化的结果是经济严重恶化。据世界银行统计，1980—1988年间，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仅为0.8％，其中工业的年均增长率为—0.8％，而人口增长率在3％以上。
苏联和东欧的情况更加触目惊心。在苏联，一些激进自由派和市场派人士主张不计社会后果地推行彻底市场化。以为只有推行彻底的私有化，才能确立真正的市场化，也才能革除政府腐败和官僚主义盛行的病根，才能实现全面的彻底的改革目标。随着拥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社会精英集团掌握各共和国的政治权力，经济改革的主调由社会主义的改革突然转变成了“市场化”和企业“私有化”，开始照搬资本主义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模式。伴随私有化进程，1990年国内生产总值出现了负增长（—3.7％），1991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13.0％。1991年，亲资本主义政治精英联盟已拥有足够的力量，迫使中央控制生产和分配的旧制度瓦解，经济开始崩溃。1991年夏，苏联中央政府取消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和物资部，国家订货和经济计划制度宣告终结。于是，旧的计划协调被破坏，新的市场力量尚未发育成熟，苏联经济、社会出现越来越大的混乱，加上民族主义甚嚣尘上，各共和国离心离德，苏联解体势在必然。苏联共产党国家政权也在1991年夏天的政变中灰飞烟灭。
20世纪90年代，以私有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思潮同样在中国逐渐扩散开来。一些人提出“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的产权改制策略，仿效俄罗斯私有化改革模式实行“小卖大股”。对于国有大中型企业，有人提出“国退民进”的口号，要求国有企业一律退出竞争性领域，让“民营企业”取而代之。有的还说要国企迅速和坚决地从竞争领域退出来，将这些事情交给社会去办、交给私人去办、交给外商去办，是当务之急。甚至有关方面还提出以“三套马车”（企业管理层收购（MBO）、私营企业收购、外资企业收购）来拉动国有企业改革的主张。1999年，有人为中国改革开出了十条药方，其中有五条“贯彻”了“华盛顿共识”的主张。不少人极力鼓吹教育、医疗卫生、住房等公共服务市场化、产业化、私有化，甚至有人公开主张与西方全面接轨。
不难看出，正像当年俄罗斯、拉美国家一样，我们很多人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推崇的“规范改革”当作中国改革的救世良方。如果我们的改革照此下去的话，后果将比俄罗斯、拉美国家更为严重。幸运的是我们已经注意到这种“规范改革”的实质及其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