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种迹象表明，尽管已经走过了漫长的发展道路，当前民营企业的发展依然面临着较为严峻的制度困境。从民营企业的发展历程来看，所谓的发展瓶颈及其严重程度实际上内生于民营企业阶梯式的发展模式，呈现出动态的特点。比如从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省份之一——浙江省的经验来看，由于非正规金融体系的发展，最初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外部融资约束已经弱化，但是与此同时，家族式管理模式的延续所带来的公司治理结构弊端则开始越来越束缚民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事实上国内外的不少研究报告都已经注意到了当前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所面临的从产权保护、法律实施到外部环境的种种制度性困境（IFC，2000；ADB，2003a；张厚义等，2005；金祥荣，2006）。这些因素都在很大程度上对民营企业的生产经营造成了不可忽视的障碍。
这种障碍会直接影响到民营企业的生产效率。给定投入水平、制度性障碍等各种非效率因素会使产出水平受到制约。民营企业的生产率表现不仅能够折射出这种困境对生产效率造成的影响，也可以在更一般的意义上被用来研究民营企业在地区和行业生产效率方面的差异状况，同时也能借以讨论要素的配置效率问题。不少研究文献应用生产率分析框架来探讨转型背景下的相关问题（包括企业改制效果和宏观经济增长效率），但是专门研究民营企业生产率的文献却几乎是空白。这里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缺少相关的微观数据支持。在利用第三次工业普查微观数据对不同所有制的生产率进行比较时，姚洋（1998），刘小玄（2000），以及姚洋和章奇（2001）曾发现民营企业的生产效率最高。谢千里等（Jefferson等，2000；谢千里等，2001）运用不同的微观面板数据，也发现包括私营企业在内的非股份制国内企业比国有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这几个研究文献提供了比较不同所有制企业生产效率的基准的经验视角。许斌（2006）使用国际金融公司数百家企业的调查数据发现，出口有助于促进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Dougherty等（2007）利用国家统计局规模以上企业数据，从生产率的角度刻画了民营部门作为一个整体的崛起，发现其变化趋势与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是一致的。但是由于民营部门本身在地域、行业等方面都具有相当程度的异质性，对它的效率评价一概而论显然会掩盖不少信息，所以很有必要系统地考察其内部的生产率表现特征，揭示出有价值的规律。
第一节研究方法
在经济学中评价企业生产活动绩效的一个最重要和应用最广泛的工具是生产率指标。在简洁的框架下，标准的生产率研究通过利用核心经济变量（主要是基本投入产出变量），运用指数或经济计量手段，能够回答诸如企业生产率水平、潜在生产能力、产出增长的贡献因素、要素配置效率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在这些纯经济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是一连串更深层次的体制问题。尤其对于处于转型环境中的中国民营企业而言，生产率课题研究显然具有十分丰富的理论和政策内涵，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尽管生产率分析提供了从一个切面理性地审视和思考当前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的强有力工具，但是受制于数据特别是具有一定覆盖面和代表性的微观数据的缺乏，导致国内对民营企业生产率问题的专题研究至今差不多仍然是空白。
基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实证研究通常采取两种计量方法对这些问题作出定量的回答：增长核算（growth accounting）和基于总量生产函数的估计。在规模报酬不变、完全竞争的产品和要素市场以及外生的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假定下，这两种不同形式的估计手段并没有本质差别；不管采取哪种方法，都可以把经济增长的源泉按一定的估计权重分解为要素投入（通常包括资本和劳动）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加权和。这里的技术进步实际上是增长回归方程中扣除要素投入贡献后的残值，在以上特定假设下又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TFP）。但是TFP不等同于真实的“技术进步”。由Solow（1956，1957）开创的新古典生产理论分析经由大量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努力，已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其基本分析框架可以简洁地归纳如下。
一、投入-产出率
全要素生产率（TFP）可以被看成是所有投入要素的平均产出。假设代表所有投入的指数为X，那么TFP可以表示成：
TFP=Y/X（1‐1）
其中，Y表示产出。
二、生产函数与技术进步
假设投入、时间与产出之间存在稳定的关系：
Y=F（X，t）（1‐3）
三、Divisia指数和技术进步
四、TFP的理解
五、以TFP作为生产率指标的争论
首先，TFP是希克斯中性的，它不包括那些表现在要素效率增长上的“体现型技术进步”（embodied technical progress）。换言之，反映在TFP中的技术进步对要素的相对效率没有影响。其次，TFP的本质是增长回归的残值，它来自于定义恒等式，因此其估计数值的大小对GDP核算、要素投入的指标选取和度量以及总量生产函数的设定相当敏感。比如在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高速经济增长事实的解释上，自从Young（1992，1994，1995），以及Kim和Lau（1994）的开创性研究以来，在增长核算的实质性框架内，不同的学者依据不同的回归模型的设定以及收入和要素投入的度量，得到了差异悬殊的TFP估计值，以至于“对数据的重新挖掘几乎能够得到任何结果”（Felipe，1999，p.20）。第三，当投入要素之间存在显着互补性（比如计算机与程序员之间的互补）时，对要素贡献进行单独分解就显得不再合理。而现有的TFP核算大都依赖于具有单位替代弹性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的假设。在这一假设下，等产量曲线是光滑的，要素之间可以随相对价格变化而灵活地替代。
在由于地理和制度因素造成市场分割的情况下，显然不同国家、不同地区面临着迥异的技术选择机会和经济环境，因此有理由认为要素之间的替代弹性在时空分布上是不均匀的。增长核算中的要素贡献分解显然抹杀了这种可能性，由此得到的TFP也就因为没有合理的解释而失去了意义。由此可见，零TFP绝不意味着零技术进步，无论在数值上还是方向上TFP都不是完整的技术进步概念。
当应用TFP来研究中国地区技术进步差异时，问题变得尤为严重。除了理论上的内在缺陷外，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1）中国地区发展极不平衡，地方保护政策等因素导致国内市场分割严重（白重恩等，2004；Poncet，2005），地区间市场化进程也存在明显差距（樊纲、王小鲁，2004）。在这种情况下，不同地区面临的经济环境和技术进步机会很不相同，这会导致地区间在要素配置效率和技术进步偏向上的差异性，从而对我国长期经济增长和区域收敛产生重要影响。如果简单地套用C‐D函数来进行增长分解，就完全掩盖了这两方面的地区异质性，相关的政策结论也就失去了可靠的现实依据。（2）自从Mankiw等（1992）把标准的索洛模型拓展到包含人力资本要素的形式以后，大量的后继者开始沿着这个方向进行实证研究。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解释了相当一部分标准索洛模型下的TFP。当前的研究主要用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来作为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但是这一指标由于未能反映教育质量差异和非正规教育的作用等原因而备受诟病。此外，即使抛开人力资本测度指标的偏差，我国劳均教育数据的稀缺也严重制约了研究结果的精确性，由此得到的TFP更加不可靠。
（3）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的技术进步很大程度上是由外资和技术的大量引进驱动的，而国内购买的一般都是对方国家成熟化了的技术和设备，相应的进口价格中已经包含了技术进步对生产率改进的贡献。但这部分价格又是体现在资本积累成本中的，这样用“永续盘存法”估算得到的资本存量事实上已经包含了这部分技术进步，若依赖于TFP，技术进步就有可能被低估。
尽管如此，在研究我国地区生产率差距的现有文献中仍有相当一部分采用TFP作为生产率指标。比如，Chen（1996）在C‐D生产函数的基础上把技术进步因子分解为五个区域因素，并进而研究了这些不同因素对我国区域机械和粮食产业TFP的影响；Fleisher和Chen（1997）在同样的C‐D生产函数框架内分析了地区总量经济TFP差距背后的原因，得出了同Chen（1996）相似的结论，即教育和FDI对地区生产率有正的贡献；叶裕民（2002）和文红星（2005）也基于标准的索洛模型粗略地测算了不同省区的TFP差异，尽管其统计方法和政策推论还有待商榷。
最近几年，国内外一些学者在认识到了用TFP来笼统概括生产率进步的内在缺陷后，开始在关于我国地区生产率的研究中应用新的统计学方法，以期对TFP作出更加明确、更加具有经济意义的解释。第一类是用基于投入-产出的Tornqvist或Malmquist指数来度量TFP，前者如Fan和Zhang（2002）对中国农业地区生产率的研究，后者如颜鹏飞和王兵（2004），以及Zheng和Hu（2006）对地区总量经济生产率的研究。第二类方法借助随机前沿函数或DEA方法把TFP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改进。
前者如Kalirajan等（1996），顾乃华和李江帆（2006）对我国不同部门地区生产率的研究，以及吴诣民和张凌翔（2004）对地区经济TFP的分解；后者如徐现祥和舒元（2004）对省区经济增长因素的分解。
这些方法具有不受具体生产函数形式制约和从TFP增长中分离出技术效率改进的优点，但是（ⅰ）如前文所述，TFP本身是有内在缺陷的；（ⅱ）它们对技术效率的估计严格地依赖于投入要素度量的精确性，否则会有非常大的偏差；（ⅲ）在随机前沿模型中对纯技术进步设定时间路径具有随意性；（ⅳ）TFP分解不能反映人力资本增长因素和“物化”于要素效率增长的技术进步。基于这些理由，可以认为这些新的研究TFP的方法仍然存在着内在不足。
第二节民营企业生产率现状
利用第三次工业普查微观数据，姚洋（1998），刘小玄（2000），以及姚洋和章奇（2001）都发现民营企业的生产率最高。谢千里等（2001）运用不同的微观面板数据，也发现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非股份制国内企业比国有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许斌（2006）利用2001年世界银行对1500家中国企业所作调查的数据，首次单独研究了450家中国民营企业的生产率问题。
为了使研究结果具有可比性，他根据要素产出弹性的估计值估算了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结果表明，样本中民营企业TFP的增长为11.26%，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为41%；外资企业的TFP增长为17.26%，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为38%；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国有企业的TFP增长仅为2.72%。此外，许斌还对样本中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作了比较研究。结果显示，在民营出口企业中，TFP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很高。
虽然没有直接研究民营企业的效率，但是郑京海等（1998）根据1986-1990年的微观数据运用基于Malmquist指数的DEA分解技术，却发现国有企业的效率比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要低。他们之所以没有明确关注民营企业，可能是因为当时的民营经济远没有今天这么发达，而乡镇企业在那时却方兴未艾。另一方面，一些关于东欧转型经济的研究发现，民营部门的生产率表现要明显好于其他所有制部门（如Hofler和Payne，1993）。
在关于中国的所有制形式与生产绩效的研究方面，Zhang和Zhang（2001）较早地利用企业层面数据发现中国民营企业的生产效率介于外资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但是其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增长均不显着。最近杜巨澜等（2006）利用民营企业调查数据着重研究了产权保护和外部融资能力对民营企业表现的影响，在利用工具变量法排除潜在的内生性的情况下，他们的回归结果倾向于支持产权保护对企业绩效影响更大的理论假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