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要素地区流动与地区经济差距
根据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如H‐O模型）的观点，在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的情况下，要素禀赋和要素收益率会在地区间实现均等化，优惠政策、地理等因素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有限。Samuelson等（1948，1949）就论证了在商品自由贸易的条件下，要素价格可以实现均等。Ben‐David（1993，1996）的研究还认为，要素价格均等化原理（FPE）为讨论贸易对缩小收入差距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虽然Slaughter（1997）认为，要素价格均等会并不意味着人均收入的收敛，但他也认为要素流动是人均收入实现均等化的必要条件。经济收敛问题也是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话题。按照索罗的观点，人均收入的收敛主要来自于人均资本量（K/L）的收敛。但人均资本量的收敛并不会自动实现，商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动是人均资本量（K/L）的基本前提。为了说明要素流动与地区经济差距的关系，我们在此借用简单的数学模型进行分析。
假设有东（E）、西（W）两个地区，东部地区资本要素比较丰富，西部地区劳动力要素比较丰富；生产中只使用资本（K）和劳动力（L）两要素；w是劳动力要素的价格，r是资本要素的价格。
可知，决定人均收入的因素有两个：一个是要素价格；另一个是要素禀赋。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要素可以在地区间自由流动并使得要素价格实现均等，所以影响地区人均收入差距的因素为两地区的人均资本量（K/L）。由于东、西两个地区分别属于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相对丰富的地区，所以我们可以假定东部地区的资本边际产品低于西部地区，而西部地区的劳动力边际产品低于东部地区。要素边际产品的差异使得东部地区资本K流入西部地区，而西部地区的劳动力要素L则会向东部地区转移。
同时我们还假定从东部流向西部的资本是作为直接投资的形式进行的，而从西部转移到东部的劳动力则成为东部地区的常住人口。由于资本和劳动力要素在地区间的流动可以使要素边际报酬均等化。
表明，在市场机制自由发挥作用时，要素流动可以缩小地区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其内在的实现机理是，要素流动一方面增加了落后地区的资本存量，同时减少了该地区劳动力数量，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流动的结果提高了该地区的资本-劳动比率，从而可以使其更快地与东部地区实现收敛。相反，如果要素市场存在着地区分割，使得资本和劳动力要素不能在地区间进行自由流动，则就无法有效缩小地区间的人均收入差距。
二、要素行业配置与地区经济差距
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欠发达地区如果拥有与发达地区同样的资本、技术及制度环境，则就会与发达地区实现经济趋同（convergence）。
但在制度约束导致要素市场扭曲的情况下，就会导致地区间制度和技术条件出现较大差异，从而地区间的人均收入就不会出现绝对的趋同，而是在具有类似特征的经济体之间的条件趋同。要素市场的扭曲不仅仅表现在要素在空间上难以自由流动，而且还表现在要素资源在行业部门之间的错误配置。并且，由于要素市场发育在地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所以由此导致的要素配置效率也就成为导致区域经济体之间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
由于技术进步因子与时间t的变化有关，因此对于中国而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一因子对技术因子的边际贡献也会很快在地区之间实现趋同。而对于配置效率因子AGi来说，它主要是与地区的要素市场的市场化程度有关。而且相对于要素市场化水平高的地区，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其配置效率也处于较低水平。这种地区间要素的配置效率对技术因子边际贡献的差异可以表示为AGD＜AGN。
因为技术进步变化对生产率因子的影响很快趋于常数e，所以地区间生产率因子的差异就将独立于技术进步因子的变化。而配置效率因子就成为绝对地区间生产率因子差异的主要素。
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当由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不同导致的配置效率出现差异时，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人均收入f′（k）就会低于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f（k），从而两地区之间并不会出现收敛。
第三节要素市场发育的地区差异比较
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要素市场的扭曲主要起因于政府推行的“赶超发展战略”（林毅夫等，1994）。与这种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相适应，人为地扭曲要素的相对价格便成为一种政策取向。这种政策环境主要包括低利率、低汇率、低工资及能源和原材率低价政策。而与之相配套的是，户籍制度和国有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制度安排得以确立，按照地域、产业和所有制等分类把资本和劳动的配置画地为牢，计划之外的要素流动成为不合法现象（蔡昉等，2001）。具体来说，户籍制度主要是把人们划分为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身份，城市人口在就业、福利等方面享受特权，而农村人口在地区间的流动受到严格限制，一般情况下只能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而对于资本要素来说，在国有金融投融资体制下，资本主要流向了国有经济部门，而且在资本的地区流向上也带有很大的政策导向性。这种扭曲要素价格的制度安排虽然推进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但却造成了劳动者激励不足、企业效益低下和经济结构出现严重扭曲等问题，同时也加剧了传统经济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的二元结构现象。
一、劳动力市场的地区差异
为改变传统经济体制缺乏效率的问题，中国自1978年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与以往的经济改革不同，这次改革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将以往的行政管理权限调整为扩大农民和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二是改革从微观经营机制方面深化到资源配置制度和宏观政策环境方面，为继续解决微观经营机制问题创造条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切入点，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微观经营机制改革，使得农户成为其额外劳动成果的所有者，从而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有效解决了农业劳动中存在的激励不足问题。与此同时，农产品的价格改革也进行了相应调整，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解放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现和农业与非农业部门间巨大的报酬差距，客观上要求并推动了劳动力要素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非农业部门流动。在这种情况下，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户籍制度开始松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部门流动和转移及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如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时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各种制度性壁垒尚未得到清除，政府主要是鼓励农村劳动力以“离土不离乡”的方式进行流动，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当地乡镇企业（TVEs）的快速发展（Otsukaetal.，1998）。
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开始采取许多措施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乡和地区间进行流动。如各种规模的城市已经向迁入并支付一定资金（或在当地进行购房等方式）的外来人口颁发蓝卡户口证；1998年国家还颁布了新的法规，放宽了对户口登记的控制，允许那些与其父母、配偶或子女一起生活的人们获得城市户口。
此外，城市福利方面的一些改革也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必要的制度支持，如取消配给制度，住房、用工政策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等。以户籍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改革虽然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创造了条件，但与其他领域的改革相比仍显滞后，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扭曲状况并未得到真正纠正，这严重地影响着人口跨地区和跨行业的流动和转移。
2000年各行业从业人员的分布状况。从表中可知，外来劳动力的工作被限制在特定行业，而当地工人的就业选择则相对较多。具体来说，外来劳动力被限制在收入较低的行业，如制造业、建筑业、商业餐饮等产业内。城市劳动力市场被人为地分割为外来劳动力和城市劳动力两个市场。显示了劳动力流动的地区分布状况。从表中可知，在1990-2000年间，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基本上是以内部转移为主，到90年代后期劳动力的跨地区转移虽然有所增加，但并没有明显的变化。
劳动力流动是劳动力市场化的基本条件。当劳动力在城乡间和地区间无法自由流动时，劳动力市场就会在不同地区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扭曲分割现象。为了对区际劳动力市场的扭曲状况进行准确的描述，我们使用第一产业的结构偏离度来定义劳动力市场扭曲导致的要素配置上的扭曲。
这是因为在城乡分割和区际分割的情况下，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仍然被限制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这种人为的分割从较长一段时间内可以在第一产业的结构偏离度上反映出来。
二、资本市场的地区差异
新中国成立后，在赶超发展战略的制度安排下，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扭曲要素价格的政策安排，其中通过压低资本要素价格从而加快资本积累是各种政策中的首选。比如，1950年5月工业贷款利率月息为3.0%，但到1953年1月就被调至0.6%~0.9%，1954年调至0.456%，并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1960年6月曾将利息回调到0.6%，但到1971年8月，该种利率又被压低到0.42%的水平。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可以直接调控经济，金融和银行部门都成为受政府控制的职能部门，而且资金的投放绝大部分是用于国有企业的生产活动。中国的资本市场处于严重的分割状况之中，资金的配置效率极为低下。
1978年后到90年代初期，随着政府拨款变为银行贷款（拨改贷）政策的实行，银行的作用变得日渐重要起来。同时进行的财政和银行系统的体制改革，也使得地方政府和各级银行获得了一定的财权和事权。但由于信贷管理体制与人力资源管理体制的制约，银行的决策还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双重影响。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通过许诺给国有银行各地分行以权力和优惠待遇，来与它们形成特殊的利益集团。而且已有文献表明，这种利益集团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密切。在部门和地区性障碍的限制下，中国的资本市场被各个部门之间的“条条”和各地区之间的“块块”给分割了，资本在地区间的流动并不多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