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们普遍认为，导致我国技术进步的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行业内各企业间的激烈竞争是技术进步的市场压力。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经济由供给短缺转向供给过剩，加上关税保护措施的逐步减少，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迫使企业引入先进技术、工艺，加大技术的投入，以保持在市场中的优势。第二，全球化与FDI是技术进步的源泉。中国加入WTO为中国企业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更高的技术及质量要求，同时外商的大举进入极大地加快了技术引进及更新的步伐。外资特别是日本、欧美企业的投资是推动行业技术水平提高的源泉。目前在学界有关技术进步的讨论中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技术进步的性质基本上有个共识，即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引进外资和西方先进技术的结果，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进步成分不是很多（涂正革、肖耿，2005）。本节的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的进口和利用FDI所产生的技术扩散是显着存在的，它们带来的知识溢出效应是推动我国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对外开放对TFP增长的综合影响
下面取TFP增长率为因变量，分别以人力资本、国际进出口比率、外商直接投资比率及三者的和为自变量，研究它们对TFP增长的影响。依据前文的理论分析，可以预见人力资本和FDI对TFP增长的影响为正，而国际进出口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首先对这两个模型进行单向的地区和时间效果检验，结果表明这两个模型的时间效果皆显着存在，而地区效果不显着。豪斯曼检验显示，在1%的显着性水平下，这两个模型随机效果的估计结果更为有效。
出口比率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065和-0.06，说明出口对TFP增长的负向影响比较小。而人力资本、进口比率和外商直接投资比率的估计系数为正，这表明它们对TFP增长具有正向作用。这些结论与沈坤荣等（2001），李小平等（2004）的实证研究结果相一致。沈坤荣等（2001）利用1996年29个省区市的FDI总量与各省的TFP的数据作横截面的相关分析，得到FDI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个单位，TFP可以提高0.37个单位的结论。李小平等（2004）对1990-2000年的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就全国来说，FDI和进口显着地促进了TFP增长，而出口反而阻碍了TFP增长。
进口促进TFP增长和技术进步的途径有：国际贸易给予技术落后国模仿先进国技术的机会，而模仿是一个“干中学”提升技术的过程；进口新的中间产品能通过投入产出关系提升进口国生产率；国际贸易增进了各国之间的关于产品设计、生产方法和市场等信息的了解从而提升各国的生产率；进出口使各国避免重复R&D劳动而改善全球范围内的研究开发活动的效率。国际贸易还通过影响进出口国的要素市场而间接影响技术创新的成本和技术进步。另外，技术的进口直接带来了进口国技术的进步；出口国对新产品的演示和推销过程带来了技术的外溢；源于进口产品的竞争也会推动进口国的技术进步。
估计结果表明，FDI对我国的技术进步和TFP增长的作用效果要大于进口的作用。这主要与外商直接投资所附带的“一揽子资源”（例如管理技术与经验、工作技能和诀窍、国际分销网络的完整性、品牌和无形资产、研发支持等）有关。由于是“一揽子资源”，因而其溢出的具体路径是多方面的，有利于从技术、管理、知识等多层面来提高我国的生产率水平，从而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显然，与进口贸易单纯通过购买、引进国外先进仪器、设备等中间投入品不同，FDI的技术外溢渠道更具有多样性：外资企业不仅通过技术示范效应给当地企业提供了技术模仿、学习的机会，而且外资企业通过与东道国企业的上、下游产业链关联也直接提高了关联企业的生产技术、管理水平，产业关联度越高，对国内经济的推动作用就越明显。对于我国这样的经济转型国家而言，FDI的引进有助于在国内建立起市场竞争机制，外资企业的进入也有助于打破国内市场垄断，通过提高国内市场竞争激烈程度从而改善国内资源配置效率，迫使国内企业加速新技术采用速度。此外，外资企业对东道国雇员的培训、促进东道国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更是单纯的进口贸易所不具备的。赖明勇等（2005）的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FDI作为传递渠道的技术扩散效果要高于进口贸易的技术扩散。Kell和Yeaple（2003）的实证结果暗示，FDI给东道国企业带来了相当大的生产率收获，FDI的溢出效应是重要的，占美国企业1987-1996年生产率增长的11%。另外，进口相关的溢出也是明显的，但是弱于FDI的溢出。
实证研究结果意味着出口部门并非依赖其相对生产率的提高，即出口部门并没有比其他经济部门使用更先进的技术，因而对我国经济的技术进步和TFP增长产生了小幅度的负向影响。这一结果的出现，根本原因在于我国是按照传统的静态比较优势分工，出口的商品主要是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及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较小。低技术密集型出口商品的生产部门相对其他部门本身并不具有技术优势，也就无法产生正的外部性，这些生产部门所占的比重过大，自然会妨碍整个经济的技术进步。另外，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大量出口，占用和消耗了过多的资源，大量的资源都转移到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上，严重挤占了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资源投入，也损害了R&D部门的资源投入。因此，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和出口的高速发展对R&D活动产生了逆向激励，打击了企业进行研究和开发的积极性，企业丧失了R&D的动力。这些都会阻碍整个国民经济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另外，在我国的所有出口中，国有企业占有较大份额，国有企业本身技术水平不高却能实现出口，政府的补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增加就业和税收以及多创汇，甚至是出于政绩的考虑，各级政府鼓励自己管辖的企业多出口。
达到此目标的手段之一就是或明或暗地向出口企业提供补贴，以维持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成本优势。依靠政府的补贴即能顺利实现出口，企业当然不会再去花费心思和金钱去进行创新，毕竟研究开发的周期较长，风险大，还需要投入巨大的资金。如此一来，出口企业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增长就无从谈起。那么，补贴支撑下的出口高增长就不会对我国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作出贡献，反而会起阻碍作用。
人力资本和对外开放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33和0.40，即人力资本和对外开放对TFP增长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对外开放水平越高，则该地区的TFP增长越快，经济增长的质量也就越高。人力资本的估计系数要远大于对外开放的相应值，再次表明人力资本对TFP的增长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促进TFP增长不能仅仅依靠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还应该加强教育、研究与开发投入及制度创新。
三、多重共线性问题的讨论
在回归分析中，虽然各个自变量对因变量都是有意义的，但某些自变量之间可能彼此相关，即存在共线性问题。因此，需要对回归方程中的变量进行共线性诊断。诊断共线性常用的统计量有容许度（tolerance）、方差膨胀因子（VIF）和条件指数（conditionindex）。容许度越小时，自变量间的共线性越强。方差膨胀因子和条件指数的数值越大，自变量之间存在共线性的可能性越大。从中可以看出，模型的共线性诊断统计指标容许度都大于0.2，而条件指数都远小于30，可以认为这些模型中的自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较弱。从直观上可能会认为国际进出口比率及FDI比率之间会存在较强的共线性，而增加样本量则是克服共线性问题的常用解决方法。本章计量分析的样本容量有500多个，这在一定幅度上降低了自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程度。
第五节结论与启示
DEA是一种最常用的非参数前沿效率分析方法。产出基础上的Malmquist TFP指数主要用来测量TFP的变化，可分解为技术的变化与技术效率的变化的乘积。利用DEAP程序，就可以得到我国28个省域经济1985-2003年的技术效率及其变化、技术变化、TFP变化。基于这些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和出口对我国技术效率的提高有正向作用，人力资本对技术效率的影响要大于出口，进口对技术效率的变化产生负向作用，FDI的影响不显着。出口对技术进步及TFP增长具有轻微的反向影响；人力资本、进口及FDI对技术进步和TFP增长具有正向的推动作用；人力资本、FDI对技术进步和TFP增长的正向影响要大于进口。
外贸和外资对TFP增长的综合影响为正，但是影响幅度较小，只有人力资本作用效果的十分之一，对外开放程度每提高10%，仅能使TFP增长0.4%左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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