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前时期之二十六人中，有着《汉书》之班固与着《后汉书》之范晔，以草书着名之卫瓘，着《玉篇》之顾野王，撰集古今文字之江式，均非专以一技名者。而妇女中，亦有庾亮妻荀夫人，以兼善正行篆隶，于韦续《九品书人论》中，占上之下云。
唐代八十一人中，有以楷书着名之欧阳询，着《书断》之张怀瓘；且有功业彪炳之李德裕，篆题阎立本之太宗步辇图，可称两美。其最以书法自负者为李阳冰，以直接秦刻石自任，所谓“斯翁之后，直至小生”者也。所书有谦卦爻辞、三坟碑、滑台新驿记等。
其在缙云者，有孔子庙记、城隍神记及般若台铭三碑，篆文最细瘦。欧阳修（《集古录》）谓：“世言此三石皆活，岁久渐生，刻处几合，故细尔。然时有数字笔画伟劲者，乃真迹也。”赵明诚（《金石录》）则谓：“此数碑皆阳冰在肃宗朝所书，是时年尚少，故字画差疏瘦；至大历以后诸碑，皆英年所篆，笔法愈淳劲，理应如此也。”又有大历二年及三年瞿令问所书之元结峿台、浯溪、唐庼三铭，垂画甚长，亦仿秦篆者。其后有李灵省，为欧阳氏所注意，谓：“唐世篆法，自李阳冰以后，寂然未有显于当世而能自成名家者，灵省所书阳公碣，笔画甚可嘉。”盖灵省曾为阳公旧隐碣篆额也。
八分书为汉人刻意求工之体（分与隶之别，异说至多；今从包世臣说，以笔近篆而体近真者为隶，笔势左右分布相背者为八分）。最工于此者为蔡邕，其最大之作品，为熹平四年之石经，即《后汉书》列传所谓：“邕自书册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者也。”然传称邕与堂谿典、杨赐、马日、张驯、韩说、单飏等正定六经文字；而石经残本，于《公羊传》后有赵、刘宏、张文、苏陵、傅桢等题名；《论语》后有左立、孙表等题名；故洪适（《隶释》）谓：“今所存诸经，字体各不同窃意其间必有同时挥毫者。”
其他若华山、鲁峻、夏承、谯敏等碑，有疑出邕手者，皆未可信。其他师宜官、梁鹄（或云孔羡碑为鹄书，然未确）、邯郸淳及蜀诸葛亮等，虽以善八分着，而作品亦未能确指。现在所见八分书各碑，除武班碑为纪伯元书、卫方碑为朱登书、樊敏碑为刘懆书外，虽均未能确定为何人所书，而每一种均各有独到之点，非工书者不能为。康有为谓：“骏爽则有景君、封龙山、冯绲；疏宕则有西狄颂、孔庙、张寿；高浑则有杨孟文、杨着、夏承；丰茂则有东海庙、孔谦校官；华艳则有尹宙、樊敏、范式；虚和则有乙瑛、史晨；凝整则有衡方、白石神君、张迁；秀韵则有曹全、元孙；以今所见真书之妙，诸家皆有之。”非溢美之言也。
自晋至隋，以善八分称者不过十人；而善草书之索靖，善隶行草书之王羲之，皆与焉。有陈畅曾书晋宫观城门，刘瓌之题太极殿牓。有唐一代，工八分者，百五十余人，而苦吟之贾岛，善哭之唐衢，作《法书要录》及《历代名画记》之张彦远皆与焉。欧阳修谓：“唐世分隶名家者，四人而已，韩择木、蔡有邻、李潮及史惟则也。”杜甫所作李潮八分小篆歌，有云：“尚书韩择木，骑曹蔡有邻，开元以来数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
史惟则外，又有史怀则，亦善八分，疑为昆弟。又有韩秀弼、韩秀石、韩秀荣三人，亦同时以八分书碑，疑亦昆弟也。李邕以真行着，而分书亦称遒逸；《旧唐书》称：“邕所撰碑碣之文，必请张廷珪以八分书之。”廷珪分书之精，于此可见矣。
隶为秦、汉间胥吏应用之书体，不常用以刻石；汉石刻中，如永光三处阁道、开通褒斜道、裴岑纪功碑等，皆仅见之作也。其后稍稍参用八分书之波磔，则演为魏、晋以后之隶书，即后世所称为楷书，或真书，或正书者。自晋以后，公私文书，科举考试，经籍印行，无不用此体者，等于秦以前之篆矣。而美术性质之隶书，则托始于魏、晋之钟、王。
魏公卿将军上尊号奏及受禅表两石刻，相传为钟繇所书，然未能证实也。
相传繇之墨迹，有贺捷、力命、荐季直诸表，及宣示帖等。其子会及其外孙荀勖，均能传其笔法。及晋王导，携其宣示帖渡江，导从子羲之，先学于卫夫人铄，嗣后参酌钟繇及李斯、曹喜、蔡邕、梁鹄、张昶之法，自成一家。所写黄庭经、乐毅论、东方朔画赞、孝女曹娥碑等，被推为“古今之冠”。羲之子献之。
“幼学父书，次习于张芝，后改变制度，别创其法，率尔师心，冥合天矩。”（别传）所书有洛神赋、保母李意如圹志等。嗣后言隶书者，恒言师钟、王；或曰师王祖钟；或曰出于大王（羲之），或曰师资小王；或曰书宗二王。虽繇同时之卫觊，二王同时之羊欣等，均未能与之抗衡也。晋代以隶书名者百十余人，其为受钟、王之影响无疑。嗣是而宋二十六人，齐二十三人，梁三十二人，陈十六人。中如陶宏景者，以所书瘗鹤铭，为后代所宗仰；然张怀瓘（《书断》）谓：宏景书师钟、王，采其气骨，时称与萧子云、阮研等，各得右军一体。又萧子云自云：善效钟之常、王逸少，而微变字体。可以见当时评书之标准，不离钟、王矣。
其在北朝，称善隶书者，魏三十余人，北齐二十人，周八人。魏初重崔、卢之书。崔氏以书名者，为宏及其子悦、简；卢氏则有伯源。宏祖悦与伯源六世祖谌，以博艺齐名，谌法钟繇，悦法卫瓘。谌传子偃，偃传子邈；悦传子潜，潜传子宏，世不替业。（见《北史·崔浩传》）是知魏代书家以钟、卫之派为多。周之王褒，萧子云之内侄也，子云特善草隶，褒少去来其家，遂相模范，名亚子云。
赵文深，少学楷隶，年十一，献书于魏帝，推有僮王之则。是北方书家，亦钟、王流派也。
但北魏、北齐诸石刻中，有专用方笔一派，以龙门造像为最着，显与宋帖中所摹魏、晋人书不同，因而阮元有南帖北碑之说，谓南派有婉丽高浑之笔，寡雄奇方朴之遗。康有为则谓北碑中若郑文公之神韵，灵庙碑阴、晖福寺之高简，石门铭之疏逸、刁遵、高湛、法生、刘懿、敬显镌、龙藏寺之虚和婉丽，何尝与南碑有异？南碑中如始兴王之戈戟森然，出锋布势，何尝与张猛龙、杨大眼笔法有异？用以反对阮氏南、北之派，碑、帖之界。然康氏所举，不过偶有例外，就大体说，阮说是也。《礼记·乡饮酒义》谓：“天地严凝之气，始于西南，而盛于西北，此天地之尊严气也，此天地之义气也。天地温厚之气，始于东北，而盛于东南，此天地之感德气也，此天地之仁气也。”曾国藩尝引以说文学中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之不同，书法中温厚与严凝之别，亦犹是耳。南人文弱，偏于温厚；北方质实，偏于严凝。胡适《白话文学史》特揭斛律金敕勒歌之雄强，谓与南朝不同，亦足为旁证也。
隋祚颇短，而称善书者亦二十余人。其中如丁道护者，蔡襄称其兼后魏遗法，且谓：“隋、唐之间，善书者众，皆出一法，而道护所得为多。”又窦众谓：“赵文深师右军，赵文逸效大令；当平凉之后，王褒入国，举朝贵胄，皆师于褒，唯此二人独负二王之法，临二王之迹。”足见南北两派互竞之状态。然统一之初，渐趋协调，势所必至。康有为谓“隋碑内承周齐峻整之绪，外收梁陈绵丽之风，简要清通，汇成一局。龙藏碑统合分隶，并吊比干文，郑文公、敬使君、刘懿、李仲璇诸派，荟萃为一，安静浑穆，骨鲠不减曲江而风度端凝，此六朝集成之碑也”，可以观其概矣。
唐代二百八十八年，以工隶书名者及七百余人，可谓盛矣。其间活用古法，自成一家者，虞世南、褚遂良等，继承南派之姿媚，而参以北派之遒劲；欧阳询、柳公权等，袭北派之险峻，而参以南派之动荡；徐浩之骨劲而气猛，李邕之放笔而丰体，颇拟融和南北，而各有所偏；其能集大成而由中道者，其颜真卿乎！朱长文（《墨池编》）云：“观中兴颂则闳伟发扬，状其功德之盛；观家庙碑，则庄重笃实，见其承家之谨；观仙坛记则秀颖超举，象其志气之妙；观元次山铭，则淳涵深厚，见其业履之纯，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纵横有象，低昂有态，自羲、献以来，未有如公者也。”诚确论也。
行书和隶书之小变，张怀瓘（《书断》）谓：“桓、灵之时，刘德升以造行书擅名。”陆深（《书辑》）谓：“德升小变行法，谓之行书。带真谓之真行，带草谓之草行。”卫恒（《书断·引》）谓：“胡昭与钟繇，并师于刘德升，俱善草行，而胡肥钟瘦。”羊欣（《能书人名》）谓：“钟繇书有三体，三曰行押（谓行书），相关者也。”知行书实托始于行押，而独立成一体，则在魏、晋之间。
以善行书着名者，晋三十六人，宋、齐、梁、陈四朝三十七人，魏、北齐、周三朝十人，隋五人，而唐则百六十四人。晋人中，自以王羲之为巨擘，其最着之作品为兰亭序；而刘琨、谢安，皆其选也。陈之江总，周之庾信，亦以行书名。唐代，如欧阳询、褚遂良、柳公权等，善楷书者，无不兼善行书；而李白、杜甫、顾况、张籍、杜牧诸诗人之行书，亦为时人所宗尚云。
草书者，王愔（《文字志》）谓：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书，粗书之。张怀瓘（《书断》）谓：“存学之梗概，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俗急就，因草创之义，谓之草书，后世谓之章草。”（《后汉书》）称：“北海敬王睦善文书，及寝病，明帝使驿马，令作草书尺牍十首。”草书始于汉代无疑。
善草书者，汉及三国二十五人，晋七十四人，宋、齐、梁、陈四朝六十人，魏、北齐、周三朝二十六人，隋十九人，而唐则百二十七人。汉杜度为齐相，善章2 31草，见称于章帝，上贵其迹，诏使草书上事。崔瑗师于杜度，点画之间，莫不调畅。张芝学崔、杜之法，因而变之，以成今草书之体势，韦仲将谓之草圣。晋卫瓘与索靖俱善草书，论者谓瓘得伯英（张芝）筋，靖得伯英肉。王羲之自谓比张芝草，犹当雁行。常以章草答庾亮。翼（亮弟）与书云：“昔有伯英十纸，过江亡失，常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足见自汉迄晋，均以张芝为标准矣。
王献之幼学父书，次习于张。陆深（《书辑》）谓：“羲、献之书，谓之今草。”
张怀瓘（《书断》）谓：“逸少与从弟洽变章草为今草，韵媚宛转，大行于世。”是知二王出而草书又革新。张融善草书，常自美其能；齐高帝曰：“卿书殊有骨力，但恨无二王法。”答曰：“非恨臣无二王法，亦恨二王无臣法。”足见当时二王法之盛行矣。羲之七世孙释智永草书入妙，临真草千文八百余本。
至于唐代，孙过庭草书宪章二王，工于用笔，作《书谱》。张旭自言见公主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笔法意；观公孙舞剑器，得其神。杜甫《饮中八仙歌》云：“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主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可以见其豪情矣。
李笔（《国史补》）谓：张旭草书得笔法，后传崔邈、颜真卿。据《书史会要》、《书苑菁华》等书，则张旭传邬彤，邬彤传怀素，而怀素自谓得草圣三昧焉。
经此时期，易籀篆之世界而为行楷之世界，分书草书，虽亦曾盛极一时，然自此以后，与籀篆同为偶然寄兴之作，不及行楷之普遍矣。
（第三章） 近世——书画特别发展时期
有唐一代书画之规模大备，后有作者，能不为前贤所掩，以逸品为多，故谓之特别发展焉。
五代十国，仅五十三年，而以画名者百五十人，以书名者百有八人。而其间尤着之画家，有梁之荆浩、关仝，南唐之徐熙，前蜀之李升，后蜀之黄筌等。
书家有梁之杨凝式，南唐之徐锴、王文秉，吴越之忠懿王等。而南唐后主、前蜀之释贯休、吴越之武肃王，则并长书画云。
荆浩、关仝，皆山水画家。浩善为云中山顶，气局笔势，非常雄横。尝语人曰：“吴道子画山水，有笔而无墨；项容有墨而无笔，吾当采二子之所长，成一家之体。”仝初师浩，中岁精进，间参王维笔法，喜作秋山、寒林、村居、野渡、幽人、逸士、渔市、山驿，笔愈简已气愈壮，景愈少而意愈长。
徐熙善花果，以落墨写其枝叶蕊萼，后略傅色，故超逸古雅。黄筌之花鸟画，先行勾勒，后填色彩，后世称为双钩法。徐体没背渍染，旨趣轻淡野逸；黄体钩勒填彩，旨趣浓艳富丽；以山水为例，徐体可谓南宗，黄体可谓北宗也。
杨凝式喜作字，尤工颠草，与颜真卿行书相上下。黄庭坚谓；“余曩至洛阳，偏观僧壁间杨少师书，无一不造微入妙。”徐锴与其兄铉校订《说文解字》，故锴以善小篆名。王文秉篆书，笔甚精劲，远过徐锴。吴越忠懿王善草书，宋太宗称为“笔法入神品”焉。
南唐后主工书画，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谓：“观所画林木飞鸟，远过常流，高出意外。”《宣和画谱》谓：“画清爽不凡，别为一格。又能为墨竹，画风虎云龙图，有霸者之略。”陶谷（《清异录》）谓：“后主善书，作颤笔，樛曲之状，遒劲如寒松霜竹，谓之金错刀。”后蜀释贯休，善画罗汉，貌多奇野，立意绝俗。又善书，工篆隶，并善草书，时人比诸怀素。吴越武肃王画墨竹，善草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