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振斌
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出生于1868年。
祖、父辈皆经商，虽不大富，生活也还宽裕。蔡元培早年丧父，全靠母亲抚养成人。6岁入私塾，聪明懂事，勤奋好学，读起书来很入神，很有兴味。有一次，他在楼上读书，宅中起火，举家惊惶，大声疾呼他下楼，他竟然没有察觉。父亲过早地去世，支撑门户和抚养教育几个孩子的任务，完全落在母亲一人肩上。
这更加深了他对母亲的敬爱与孝心。蔡元培19岁那年，母亲患了一场大病，他躬侍汤药，不离左右。他偷偷地从自己的臂膊上割下一块肉和药煎熬，送母亲服饮。（按照绍兴的风习，这是治父母之病的最好药方。）可是母亲还是病故了。在为母亲守灵时，蔡元培甚至提出行“寝苫枕块”之礼。家里人都不赞成，夜间他便抱着被褥睡在灵柩之旁守灵。这年蔡元培已经22岁，其兄为之张罗婚事。元培闻知，痛苦流涕地说，母丧虽除而未葬，娶妻乃大不孝。此议只好作罢。青年蔡元培受儒教思想影响很深，深得有些迂阔可爱。
蔡元培性近学术，本不热衷于功名利禄，然而在科举的道路上却一帆风顺，步步高登。17岁（1883年）考中秀才，23岁（1889年）成为举人，24岁（1890年）到京城参加会试，又考中了而成为一名贡生。会试考完，接着就是殿试。蔡元培觉得无望，不等发榜便离京南下。得知考中后，却已来不及回京应殿试，只好等下一次补试。25岁（1892年）应殿试，结果考中二甲进士，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27岁（1894年），应散馆考试，成绩优等，授翰林院编修。翰林院藏书丰厚，他充分利用这一优越条件，读了大量的新书，学习声光电化的自然科学知识，关心时势政治和国外事物，留心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学术、教育。在翰林院就职的四五年间，也对清朝上层统治机构有了直接、近距离的观察、感受，看清了清政府的腐败没落、不可救药，从而产生了革新思想。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不告而辞，弃官偕家离京南下，走“教育救国”之路。先在浙江（1998-1901）从事新式教育实验，后到上海（1901-1907）从事教育并参加反清革命斗争。先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后创办爱国学社、爱国女学等。
他是中国教育会、光复会等革命组织的主要组创者和领导者，1905年加入同盟会并被任命为同盟会上海支部主盟员（负责人）。他以教育为阵地，既教授科学知识，又传播革新思想，培养救国革命人才，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时人誉为“翰林革命”。
1907年，40岁的蔡元培到德国留学。先在柏林学德语，又做家庭教师。后进莱比锡大学学习，一边听课，一边研究着书，向国内介绍西方哲学、伦理学，并编写中学教科书。几年的留学和研究，使他又有广博的西学修养。尤其对哲学、美学更感兴趣。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他回国参与组建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聘请他任临时政府教育总长。1913-1916年到法国进行学术访问，主要研究民族学和世界文明史。1917-1927年任北大校长，1928-1940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并逝世于院长任上。
一、人生理想与人格精神
蔡元培生长、活动于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前期。这是中华民族的屈辱时代，帝国主义列强疯狂侵略、掠夺、霸占祖国大地，封建王朝、军阀政府腐败无能，致使中华民族陷于水深火热之中。面对祖国、民族危亡的厄运，蔡元培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抱定救国和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志向。“读书救国”、“教育救国”、“革命救国”、“暗杀救国”、“科学救国”、“美育救国”在不同的语境下，他都提倡过，但始终都以“教育救国”为根本途径，并作出卓越的贡献。
他一生信仰过许多主义，如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互助主义、三民主义等等，但从不把某种主义奉为宗教教条到处套用，而是在实践中检验其正确与否，勇于坚持真理，也勇于修正错误。他以儒家的中庸之道处事待人，却是一以贯之的。蔡元培曾说：“中国民族，富有中和性。在政治上，虽偶然有极端主张，如法家的极端****，道家的极端放任。然他们学说，均不久而转变。实施这种学说的，如商鞅、吴起、李斯等，专行法治；晋宋名士的崇尚老庄，也均不久而失败，终不能不转到主张中和的儒家。中和的意义，是‘执其两端，用其中’，就是不走任何一极端，而选取两端的长处，使互相调和。”（《三民主义的中和性》）中庸之道是他整顿、领导北京大学，创建中央研究院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方法途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网罗众家”，“兼容并收之主义”。蔡元培说：“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如果一种学派，尚未达自然淘汰的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任他们自由发展。正因为他有如此博大的胸襟和非凡的眼光，才使一个腐败的衙门式的大学堂，经过快刀斩乱麻式的整顿，很快使北大焕然一新，成为全国学术研究的最高学府，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人材济济，事业兴旺发达。新北大的教师队伍，就政治而言，有信三民主义的蔡元培、王宠惠，有信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陈独秀，有信无政府主义的李石曾，有信君主立宪的辜鸿铭；就学术而言，有提倡白话的新派人物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吴虞诸人，有坚持文言的旧派人物黄侃、刘师培、林损等人；就文化观点而言，有人主张全盘西化，有人主张保存国粹，各持一端，针锋相对。蔡元培能把这样不同政治派别、不同学术观点、不同思想信仰的十分复杂的人群凝聚在一起，向着一个目标——为北大的新生、为振兴民族文化而奋斗，这是何等的伟力，何等的气魂！
蔡元培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对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等理论也反对之。
但他决不因此反对北大的教师和学生信仰马克思主义，更支持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他不仅在《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上发表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而且与进步教授陈启修合作在北大法律系举办现代政治学讲座，介绍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和世界工人运动及中国劳工状况。李大钊还在历史系讲“唯物史观”的课，在经济系开“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的课。这一切没有蔡元培的允许和支持，是无法进行的。1921年，由李大钊牵头的“社会主义研究会”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北大成立，并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通告》、《启事》，也是蔡元培同意的。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蔡元培还到会讲话，并批准拨两间办公室供其活动使用。北大成了中国北方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没有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支持与保护，历史便不能如此写了！
蔡元培一生组建和参加过许多党派、团体，但他从不为自己的一党一派“护短”，因为他更属于全民族。一旦发现自己一党一派妨害他为全民族的利益而奋斗时，他就勇敢地站出来批判自己一党一派的错误。
蔡元培是清朝翰林院的编修，已具备了当大官、发大财的阶梯。当他认识到自己为之效力的王朝政治腐败没落不可救药时，便毅然离开它并与之作斗争。同盟会与袁世凯组成联合政府，他是教育总长，当袁世凯搞****主义他便采取“不合作主义”，毅然辞职。他是同盟会的元老，国民党的高官，但他不抱一党之见。他敢于冲破国民党政府文化政策的“禁区”，带头发起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大会（1933年3月14日），并发表讲话。他认为马克思是伟大的思想家，不管你是拥护还是反对，首先要进行研究；唯有经过研究，或拥护或反对，才有发言权。他批评说：“今人以反对中国共产党之故，而不敢言苏俄，不敢言列宁，训致不敢言马克思，此误会也。吾人研究中国共产党所由来，或不能不追溯马克思；而研究马克思，不必即与中国共产党生关系。且研究与盲从不同，研究马克思，不必即信仰马克思。”（《马克思传序》）他当过国民党的监察院院长和国民政府的大学院长（全国教育学术行政的最高领导）兼代司法部长，但却反对******实行独裁专制，践踏人权。
1932年，蔡元培与宋庆龄、杨杏佛、黎照寰、林语堂等成立保障民权同盟，并与宋庆龄等以民权保障同盟负责人的名义致电******、宋子文、于学忠，要求释放被北平国民党警探非法逮捕、监禁的许德珩、侯外庐等及学生数人，并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说明同盟的宗旨就是保障人权。这些事实足以说明，蔡元培是真正站在全民族的立场上为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奋斗。
蔡元培一生多次做高官，要为自己谋些钱财不费吹灰之力。可是他决不以权谋私，实现了自己立下的诺言：“不以法律所不及而自恣，不以势力所能达而妄行。”他光明磊落，刚正不阿，克己奉公，高风亮节，是身教言教的一代宗师。蔡元培思想开明，既积极向西学学习，又继承固有文化的优良传统。他受儒家思想影响最深，看重道德，高扬人文精神和献身精神，追求独立、完美的理想人格。在蔡元培先生逝世时，******先生盖棺论定，说他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十分公允、恰当。他在事业上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功，与他个人所具有的独立人格、高尚精神密切联系在一起，与他的中和思想方法和民主作风直接相关。蔡元培的人格精神，是中西文化融合的结晶。他的北大学生、后来成为僚属的傅斯年说：“蔡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的文化，一是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是法兰西革命中标揭自由平等博爱之理想。此两种伟大文化，具其一已难，兼备尤不可觏。先生殁后，此两种伟大文化在中国之寄象已亡矣！至于复古之论，欧化之谈，皆皮毛渣滓，不足论也。”（《蔡元培先生纪念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2页。）事实的确如此。蔡元培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长者风范，“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坚持中庸之道不走极端的处事方法，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而科学精神、民主作风、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则是受教于西方文化。从蔡元培的身上以及他所取得的事功业绩，充分说明中西文化的融合互补、扬弃出新，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
蔡元培是位理想主义者，也是位道德至上主义者。他的人生之理想即“人类共同之鹄的”，就是人道主义。他所追求的人生理想和道德本体是合一的，是中西文化融合的产物。他认为，公民道德要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宗旨，以人道主义为最终鹄的。他用中国古代儒家的一些言论加以诠释、发挥，从而建立新的人生理想和道德宗旨。他说：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揭者，曰自由、平等、亲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孔子曰，匹夫不可夺志。孟子曰，大丈夫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自由之谓也。古者盖谓之义。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毋加诸人。《礼记·大学》曰，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平等之谓也。
古者盖谓之恕。自由者，就主观而言之也。然我欲自由，则亦当尊人之自由，故通于客观。平等者，就客观而言之也。然我不以不平等遇人，则亦不容人之以不平等遇我，故通于主观。二者相对而实相成，要皆由消极一方面言之。苟不进之以积极之道德，则夫吾同胞中，固有因生禀之不齐，境遇之所迫，企自由而不遂，求与人平等而不能者。将一切恝置之，而所谓自由若平等之量，仍不能无缺陷。孟子曰：鳏寡孤独，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也。张子曰，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伊尹思天下之人，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纳之沟中。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亲爱之谓也。
古者盖谓之仁。三者诚一切道德之根原，而公民道德教育之所有事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