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进一步分析《营造法式》的大木作侧样图还可发现，《营造法式》所录月梁造梁架侧样正反映了五代、北宋时期江南厅堂建筑最普遍的梁架构成形式。《营造法式·大木作图样下》中共收录殿堂侧样图4幅，厅堂侧样图18幅。其中有月梁造梁架侧样图6幅，且皆为八架椽屋。华林寺大殿、保国寺大殿、甪直报圣寺大殿以及延福寺大殿、天宁寺大殿的梁栿，无不采用月梁造，且同样都是八架椽屋。而中原及北方地区与华林寺大殿、保国寺大殿等规模大致相同的建筑，如河北涞源阁院寺文殊殿（建于公元966年）、山西榆次永寿寺雨花宫（建于公元1008年）、山西高平开化寺大殿（建于公元1073年）、山西晋城青莲寺大殿（建于公元1089年）、山西平顺龙门寺正殿（建于公元1098年）、河南嵩山少林寺初祖庵大殿（建于公元1125年）等，皆为直梁造六架椽屋。也就是说，宋元时期三开间方形殿堂建筑，江南地区普遍采用月梁造八架椽屋的形式，中原及北方地区大多采用直梁造六架椽屋的形式。作为北宋建筑官书的《营造法式》，其大木作制度侧样图中所记录的装饰精美的月梁式厅堂型构架形式，在同时期中原及北方地区建筑遗构中不见一例，然却是江南建筑中既典型又普遍的构架形式。由此可见，《营造法式》的月梁造梁架与江南建筑做法有着密切关系。
阑额月梁造同样是五代、北宋以后江南地区盛行的阑额加工与装饰手法。通常，阑额采用的是直枋形式，而江南建筑中阑额却惯用月梁做法。这种现象绝非偶然，它其实是江南建筑中梁栿月梁造做法的延伸和变化，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强化月梁造厅堂型构架的整体性及其相应的装饰特色。《营造法式》在“造阑额之制”中规定，阑额“两肩各以四瓣卷杀，每瓣长八分”，显然，这是月梁形阑额的做法。可是，在中原及北方地区现存的唐、宋、辽、金木构建筑中，尚未发现阑额月梁造样式。
由此可见，无论梁栿月梁造，还是阑额月梁造，《营造法式》所记均与现存的江南地区宋元建筑做法相吻合。它们是流行于江南建筑中的一种带有地方特色的做法，却被收录于《营造法式》之中，成为官式建筑的样本，这说明江南建筑确实对《营造法式》产生过影响。
4.柱子的拼合方法
宁波保国寺大殿柱子较为粗大，各类柱的直径皆在50厘米以上，大者达77厘米。这是现存唐、宋、辽、金所有木构建筑遗存中，柱子用材比较粗大的一例。但保国寺这些粗大的柱子并非由单根大木料加工而成，而是均用较小木料经拼合、包镶而成。保国寺大殿中16根粗大柱子外观均呈瓜棱状。瓜棱瓣数因柱的位置不同而有所差别，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形：一是断面为八瓣全瓜棱式，用于檐柱与内柱；另一种断面为半瓜棱或四之一瓜棱式，用于山面及后檐，向外一面有瓣，向殿内部分则仅作弧形状。瓜棱柱的出现，是由于柱子采用拼合法所导致的一种结果。
保国寺大殿的拼合柱是使用小料充大材以承重载的最早木构遗物，将拼接缝隙做成瓜棱外形更是匠心独运。《营造法式》卷三十虽然记载有木柱的“两段合”、“三段合”等各种“合柱鼓卯”方法和拼合柱图样，但在中原及北方地区，《营造法式》颁行之前的木结构建筑遗存中未见实例，《营造法式》颁行以后的木结构建筑遗存中也未见有实物留。
保国寺大殿便成了能证明拼合柱在宋代木结构建筑中确实存在的重要例证。瓜棱柱的外形及做法与汉代南方地区出现的束竹柱相类似，两者很可能存在着渊源关系。这种瓜棱柱在江南地区的砖石结构建筑中也曾见到，如浙江临安南屏塔（建于北宋熙宁年间）、福建福清南涧寺水南塔（建于北宋宣和年间）、福建莆田广化寺释迦文塔（建于南宋乾道元年）、浙江湖州飞英塔内石塔（建于南宋绍兴年间）等都保存有石构或砖砌的瓜棱柱遗迹。因此，《营造法式》中之所以出现拼合柱制度，这与江南地区以保国寺大殿为代表的柱子拼合做法应有密切的关系。
拼合柱做法的出现，说明自宋代开始，木结构建筑用材已朝省料节材的方向发展。元代金华天宁寺大殿的所有梁栿也都采用了拼合手法，具体做法是：根据自然木料的大小情况和梁栿的尺度要求，或上下二根，或下面一根、上部二根，用木梢穿连卯合。此种拼合方法与《营造法式》中“合柱鼓卯”法极为相似，所不同的只是前者用于梁栿，后者用于柱子。
法式》规定：“凡橑檐方（更不用橑风槫及替木），当心间之广加材一倍，厚十分；至角随宜取圜，贴生头木，令里外皆平。”从实物看，中原及北方地区现存的唐、辽、宋、金时期建筑大多采用《营造法式》小注中所提到的“用橑风槫及替木”的形式，只有河南登封少林寺初祖庵大殿等极少数建筑采用橑檐枋。而江南地区，橑檐枋使用十分普遍，如福州华林寺大殿、宁波保国寺大殿、莆田元妙观三清殿、金华天宁寺大殿等五代、宋、元建筑中无不采用跳头施令栱承橑檐枋的造檐方式。可以说，用橑檐枋支承出檐是典型的江南做法。《营造法式》选择了橑檐枋而对于中原及北方的橑风槫及替木的做法，仅在小注中带及，而且采用了“更不用橑风槫及替木”的少见的排它性语言，足见《营造法式》对南北两地做法的倾向性，也表明《营造法式》的技术源流中确实融合了不少江南建筑因素。
与橑风槫及替木一样，《营造法式》对普柏枋也采取了类似的态度。普柏枋即清式的平板枋，用于阑额和柱头之上的枋木。普柏枋仅在《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一》的“平坐”节中有提及：“凡平坐铺作下用普柏方，厚随材广，或更加一栔；其广尽所用方木。”在《营造法式》的图样中均不涉及普柏枋。普柏枋在中原及北方地区唐代建筑中已经出现，宋辽时期的许多建筑如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建于公元984年）、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建于公元1023-1031年）、河北正定隆兴寺摩尼殿（建于公元1052年）、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建于公元1056年）等均使用普柏枋，而南方地区建筑直到明初，仍大多不用普柏枋。在中原及北方地区建筑中普遍行用的普柏枋，在《营造法式》中却与在江南建筑中一样几乎难寻踪影，同样意味着《营造法式》的内容选取或来源存在着对南北两地建筑做法的倾向性。
二、铺作与斗、栱
在古代建筑尤其是官式建筑的诸要素中，斗栱是反映建筑特征的重要标志，由斗栱变化所反映出的时代特征和地域差异，最为显着。《营造法式》所记的补间铺作当心间用两朵，次间及梢间各用一朵制度，所反映的是南方地区建筑的惯例；《营造法式》中有关华栱为足材栱，但用于补间铺作则为单材栱的规定，很可能是参照宁波保国寺大殿等江南建筑的做法而来的；《营造法式》中有关下昂昂尾的处理和上昂的做法，也只有在江南地区宋元时期建筑中找到实例；《营造法式》中所提到的丁头栱、虾须栱，同样与江南建筑有关；《营造法式》中记载的令栱外不出耍头、昂与靴楔配合使用的做法，也是江南地区宋元建筑的一个传统；至于圆斗、讹角斗、连珠斗，在江南最早见于五代与北宋初期的建筑，远早于北宋末《营造法式》的记述。
1.补间铺作分布
古代木结构建筑的斗栱根据其所在部位不同，分为外檐铺作与内槽铺作两大类，其中外檐铺作有柱头铺作、补间铺作、转角铺作三种。柱头铺作和转角铺作都位于柱头，其数量为定数，即一座建筑的外檐柱头铺作与转角铺作之和，等于该建筑的外檐柱子总数。而补间铺作位于阑额之上，其数量可多可少，非为定数。这虽然灵活，但不利于定额管理。因此，《营造法式》专门对补间铺作的数量及分布作了明确的规定：“当心间须用补间铺作两朵，次间及梢间各用一朵。”
宁波保国寺大殿补间铺作布置方法为：前檐和后檐当心间各二朵，次间各一朵，山面自南端起第一、第二间各二朵，第三间一朵。这种布置方式正合《营造法式》之规定。宁波保国寺大殿的双补间铺作做法，延续了唐末、五代江南地区一些砖石塔中补间铺作皆用两朵的传统。江苏苏州云岩寺塔（公元961年）、浙江杭州灵隐寺双石塔（公元960年）、杭州闸口白塔（吴越末北宋初）等砖石塔，都采用了双补间铺作的做法。福州华林寺大殿、苏州虎丘二山门、吴县甪直报圣寺大殿等木结构建筑也与宁波保国寺大殿一样，均采用当心间用补间铺作两朵的做法。
在中原及北方地区的木结构建筑实例中，双补间铺作出现时间比南方地区晚近一个世纪。中唐时期的五台山南禅寺大殿还没有实际意义的补间铺作，晚唐时期的五台山佛光寺大殿出现了补间铺作，但无论是当心间还是次间，都用补间铺作一朵。与宁波保国寺大殿时间相近的山西榆次永寿寺雨花宫和辽宁义县奉国寺大殿（建于公元1020年），同样是只用补间铺作一朵，或者干脆不用补间铺作。这一做法延续了较长的时间，直到北宋中期的隆兴寺摩尼殿（建于公元1052年）才出现当心间用铺作两朵，次、梢间各用一朵的做法。以后至北宋结束，也只有登封少林寺初祖庵及金代山西大同善化寺三圣殿（建于公元1128-1143年）等少数几座建筑采用这一做法，其他建筑仍保留着补间铺作逐间均用一朵的旧法。进入元代以后，中原及北方地区建筑当心间用铺作两朵做法才渐渐增多。
由此可见，当心间补间铺作用两朵，次间各用一朵的做法，在《营造法式》颁布之前中原及北方地区似乎尚未形成制度，而南方地区则已成惯例。也就是说补间铺作用两朵做法应源于江南地区建筑，后为《营造法式》所吸收，并逐渐行用于中原及北方地区。
2.华栱足材与单材
为了使建筑用材制度更加完善和适用，《营造法式》还规定了“栔”作为材的补充。“栔广六分，厚四分。材上加栔者，谓之足材”，于是，材有了单材和足材之别。单材广为15份，厚为10份，足材广为21份，厚仍为10份。关于单材与足材的用法，《营造法式》在“造栱之制”中规定：“华栱或谓之杪，又谓之卷头，亦谓之跳头，足材栱也；若补间铺作，则用单材。”
宁波保国寺大殿的前檐柱头铺作为七铺作双杪双下昂，下一杪偷心，其余各跳皆为单栱计心，华栱皆用足材，其余栱、昂用单材。前檐补间铺作亦为七铺作双杪双下昂，下一杪偷心，其余各跳皆为单栱计心，但华栱和其余栱、昂均用单材。可见宁波保国寺大殿铺作中的华栱做法皆遵循《营造法式》所规定的原则，即柱头铺作华栱用足材，补间铺作华栱用单材。
也就是说，《营造法式》所规定的原则，可能正是参照宁波保国寺大殿等江南建筑的做法而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