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文人也十分关注《营造法式》，如陆友仁撰《研北杂志》曾列其目，但把李诫称之为“李诚”，三十四卷误为“廿四卷”；陶宗仪在《说郛》中曾摘抄了《营造法式》中的《看详》诸条，但题“李诫《木经》”；唐顺之在《荆川稗编》中也摘抄了《营造法式》的《看详》篇目，但混入了“屋楹数”一篇。曾在南京为官的赵琦美不仅收藏过《营造法式》，而且在他的墓表中记载：“官南京都察院炤磨，修治公廨，弗约而功倍，君曰：吾取宋人将作营造式也。”
2.明代收藏的宋刻本
不过，从现有的资料看，除了修补，元、明两代官方没有重刻过《营造法式》。明初所编《永乐大典》中收入的《营造法式》所据的应是宋刻本。《栀四库全书枛总目提要》在介绍范氏天一阁《营造法式》抄本时说：“《永乐大典》所载，不分卷数，无可参校，而核其前后篇目，又别无脱漏，疑为后人所并省。”说明清初“《永乐大典》本”《营造法式》尚存内府，后散佚，其全貌已不可考。现只残存卷三十四《彩画图样》一卷，见于《永乐大典》卷一八二四四，其中缺一页四图。英国人叶慈曾据此残本图样校正1925年“陶氏仿宋刊本”。
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曾命助教梅清点南京国子监收藏的图书与书版，发现尚存宋代《营造法式》残版60面。南京国子监所藏的书版数量相当可观，洪武、永乐时还两次对所藏书版进行修补。后因管理不善，书版时常被窃，且既补又亡。可以设想，《营造法式》原版是全的，可能被窃，修补，又被窃，到嘉靖中仅剩下了60面。由此看来，推定现存的“绍定本”《营造法式》为宋刻明修本是有所据的。可能正是因为尚有宋刻旧版在，故元、明时期只需修补而无重刻的必要。
明代官方除保留有宋刻残版外，还收藏有宋刻本。杨士奇等编于正统六年（1441）的《文渊阁书目》卷十八中就录有营造类书5部：
《营造法式》，六册；
《营造法式》，六册；
《营造法式撮要》，一册；
《营造大木法式》，一册；
《营造法式看详》，七册。
可惜只标册数，而卷数未详。与书版一样，官方所藏的《营造法式》也散亡严重。万历三十三年（1605）张萱等重编的《内阁书目》中只着录《营造法式》“二册又五册”，已成残卷，缺失卷十二以下。据钱谦益《牧斋有学集》、钱曾《述古堂藏书后序》所记，明末文渊阁所藏宋刊本缺卷六、卷七数卷，翰林院所藏宋刊本残卷三册。
民间尚有着名藏书家毛晋汲古阁、钱谦益绛云楼各藏有宋刻本。清初周亮工在《书影》中说：“近人着述，凡博古赏鉴、饮食器具之类均有成书，独无言及营造者。宋李诫之有《营造法式》皆徽庙宫室制度。闻海虞毛子晋家有此书，式皆有图，界画精工，有刘松年等笔法，字画得欧虞之体，纸版黑白之分明，近世所不能及。”毛氏汲古阁藏有宋刻《营造法式》不作为奇，奇怪的是他没有将此书刊行流布，原书不知所终。钱谦益绛云楼藏本系购于梁溪故家镂本，此本在清顺治七年（1650）因火灾烧毁，甚是可惜。
3.明代抄本
其余收藏家如宁波范氏天一阁、无锡赵氏脉望馆的藏本等都是手抄本。但《营造法式》能基本完整地流传至今，靠的就是这些民间抄本。
范氏天一阁抄本于乾隆间呈进，为修《四库全书》之底本。据《栀四库全书枛总目提要》，该抄本缺卷三十一《大木作图样》，而把《看详》错入之。《四库全书》以此本收录，并以《永乐大典》本补齐。但《四库全书》修成后，天一阁抄本下落不明。据《四库全书》本，《看详》的“墙”篇所引《博雅》条中，在“院”字下注“音犯”两字，此系抄者疏忽而未去尽“音犯渊圣御名”所留痕迹，说明天一阁抄本必源自宋刊本。又据所摹天宫壁藏图上的刻工名推知，天一阁本系传抄自“绍定本”。
赵氏脉望馆抄本原只有20余卷，后经多方搜访，历时20余年，始为完书。赵殁后，是书被钱谦益所藏，此后又为钱曾述古堂所递藏。二钱均为饱学、富藏之士，足见《营造法式》之可贵。《读书敏求记》曾记其渊源：“牧翁（即钱谦益）得之天水长公（即赵琦美）。图样界画，最为难事。己丑春，予以四十千从牧翁购归。牧翁又藏梁溪故家镂本，庚寅冬，不戒于火。
缥囊缃帙，尽为六丁取去。独此本流传人间，真希世之宝也。”以后即不见记载，当已不存，但曾有传抄本流传，世称“述古堂本”。
据钱谦益《牧斋有学集》所记，赵灵均也曾依宋刊本手抄一本，但此后下落不明。清人邵渊耀曾记，有人在都门见到明人抄本《营造法式》，但此抄的来源、下落皆不可考。
4.清代抄本
入清后，未见有人收藏宋刻《营造法式》的记载，但抄本的收藏者不乏其人，其中有张氏爱日精庐藏本、张氏小嫏嬛福地藏本、瞿氏铁琴铜剑楼藏本、陆氏皕宋楼藏本、蒋氏传书堂藏本和丁氏八千卷楼藏本等。这几种抄本几乎都源自钱氏述古堂藏本。其中最着名的当数小嫏嬛福地藏本和八千卷楼藏本两种。
小嫏嬛福地系常熟张氏的藏书楼。张燮久闻钱氏述古堂有《营造法式》影宋抄本，求之20年而不得，引为憾事。嘉庆二十五年（1820），张燮之孙张蓉镜见常熟另一藏书家、爱日精庐主人张金吾得影写述古堂本《营造法式》于苏州陶氏五柳居，欣喜若狂，即借归影写，图样界画，则请人精心描绘。此本于道光元年（1821）抄成，张蓉镜撰跋记其原委，并请黄丕烈、孙原湘、邵渊耀、张金吾等为其作跋。此本在当时号称善本，后清末着名藏书家丁丙、陆心源各藏有据张蓉镜本的影抄本。丁氏本现藏南京图书馆，陆氏本现藏日本静嘉堂文库。张蓉镜抄本原以为早已亡佚，陶湘、顾廷龙等曾发出不见张蓉镜抄本的感叹，不意并未失传，张氏本后归翁同和，今藏上海图书馆。
八千卷楼系杭州丁氏藏书楼。八千卷楼所藏《营造法式》抄本，原是李之郇瞿硎石室藏书，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有此抄着录。李之郇，字伯雨，号莲隐，安徽宣城人，其藏书多珍善本，散后归丁丙八千卷楼继藏甚多。故该《营造法式》抄本除有“钱塘丁氏藏书”、“八千卷楼藏阅书”、“嘉惠堂藏阅书”等丁氏藏印外，还有“宣城李氏瞿硎石室图书印记”和“宛陵李之郇藏书印”等李氏藏印。该抄本虽源于张蓉镜抄本，但毕竟是再钞之本，舛误甚多。该抄本后随丁氏其他藏书一起售归南京江南图书馆（即今南京图书馆）。此本1919年被朱启钤发现后印行，被称为“丁本”《营造法式》。
此外，1932年在故宫博物院发现一部较早的传抄“述古堂本”，学界称为“故宫本”，是现存清代抄本中最有价值的一本。
以上是自元至清《营造法式》的流传的大体情况。概而言之，元、明、清三代没有再刻本，虽有宋刻后修的印行本，估计印数不多。宋刊本入元以后渐渐减少，到清代已不见着录，而抄本的种类却不少，尤其是宁波范氏天一阁、无锡赵氏脉望馆、常熟钱氏述古堂的藏本，成为我们今天了解、研究《营造法式》的基础。
三、当代《营造法式》版本
不过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元、明、清时期文人与藏家之所以传抄、收藏《营造法式》，主要原因并不是在于《营造法式》具有研究价值，而是在于它是罕见“秘笈”，具有收藏价值。因此虽为善本，往往藏之深斋，不轻易示人。真正把《营造法式》作为中国建筑经典加以研究的，是从近代朱启钤发现并印行南京江南图书馆所藏《营造法式》抄本开始的。
1.“丁本”
朱启钤在一偶然的机会，发现江南图书馆所藏的《营造法式》抄本。在感叹此书珍贵、难得的同时，朱启钤决定印行《营造法式》，以广流传。这便是现代第一个印行本，世称“丁本”。
该印行本以石印方法照丁氏抄本影印，开本26×15厘米，共七册，署“民国八年九月二日印”字样。首册卷首有朱启钤、齐耀琳序各一。第七册卷末有山阴俞纪琦、宝山金其照跋文各一。192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也向江南图书馆借影，惟尺寸照抄本原式，未加缩小。因传抄的缘故，加之石印本时间仓促，因此“丁本”中“亥豕鲁鱼，触目皆是”。不久，朱启钤就委托陶湘用诸本汇校“丁本”，准备重新刊布《营造法式》。
2.“陶本”
陶湘，字兰泉，号涉园，江苏武进人，民国年间着名藏书家、出版家。他以文渊、文溯、文津三阁的四库全书本、乌程蒋氏传书堂抄本，以及晁载之、庄季裕、陶宗仪、唐顺之等摘抄文字与“丁本”对校互勘，并请老匠师详绘图样，按注填色，用力甚多。新版《营造法式》于1919年起刻至1925年毕工，历时6年。这是现代第二个印行本，世称“陶氏仿宋刊本”或“陶本”。
“陶本”按当时在内阁大库残档中新发现的绍定间平江府重刊本（当时误认为是“崇宁本”）的版式印行。一函八册，开本33×22.5厘米。第七、第八册即为彩图，精工描绘，十分难得。第八册还收有附录四种：
《李公墓志铭》；
崇宁本残叶；
绍兴本校刊题名；
诸家记载并题跋20余篇。
卷首有朱启钤撰《重刊营造法式后序》，卷末有陶湘《识语》。“陶本”误字较“丁本”少，大字清朗，图样细致，代表了近代木刻版书籍和版画的水平。它经多次印行，成为学术界使用最广泛、最具影响力的一个本子。
3.“陶本”缩印本
“陶本”的木版后售予商务印书馆，馆方除按原版刷印行世外，还于1933年缩印收入《万有文库》中。1954年，商务印书馆又一次印行。
4.“陶本”影印本
1989年、1995年中国书店两次以仿石印方法、宣纸线装形式出版了“陶本”。2006年，改为平装本出版。
5.梁思成“注释本”
1983出版的梁思成《栀营造法式枛注释》（卷上）及2001年出版的《梁思成全集》第七卷，所据版本主要是以“陶本”为基础，并与1932年发现的“故宫本”校对过。
1930年，朱启钤发起创立了中国营造学社。中国营造学社是20世纪前期中国最重要的建筑史学研究机构，《营造法式》是其主要研究项目之一。从此《营造法式》流布与研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如果说“陶本”是20世纪前期《营造法式》研究的最主要成果，那么梁思成“注释本”的出版，代表了20世纪后期《营造法式》研究的新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