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春节前夕，宁波。位于东门口新江桥下的第一副食品商店，这家当时宁波城里最大的食品商店，多数柜台空空如也。笔者仍记得当时站在糕点柜台前目睹的情景，两个三尺长的玻璃柜台，只放着两三种又硬又不好吃的小点心。“荒年先荒街啊”，笔者舅妈面带忧色的话，至今犹在耳旁。
当时虽已粉碎了“四人帮”，但浙江经济仍无起色。这片曾经富裕过的土地，该向何处走呢？
一、统制经济和小农价值观
改革开放前，区域经济发展大致是由中央政府的投资偏好和政治周期决定的。而从区域经济自身来说，由于缺少现代经济增长经验和人力资本积累，小农经济的传统价值决定性地影响着各级领导的价值观和行为取向，再加上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行政管理体制，因而浙江在经济发展中，形成了一种政治周期加小农价值取向再加统制经济行为特征的发展路子。
（一）“政治周期”
改革开放前，浙江所实施的计划经济具有明显的统制经济特点。计划的制定缺少科学性，经济的具体组织运行充满着主观随意性，经济增长状况多半是由中央政府偏好和计划当局主观意志决定的，所以也可以认为浙江经济在改革开放前，具有较明显的统制经济特征。
改革开放前是一个政治决定经济的年代。1956年7月召开的中共浙江省第二次党代会，提出要及时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和文化建设事业方面来，但具体实施却事与愿违。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所有的一切都要冠以“政治挂帅”。毛泽东一生39次来杭州，合计在杭州呆了800多天，然而却没有给浙江带来经济建设项目和投资。在这样的年代，浙江内在的经济活力只能处于高度压抑状态。
与此同时，浙江不是计划当局的重点发展地区，拿到的计划投资非常有限，而频繁的政治运动又给浙江经济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1950年至1952年，是浙江经济的一个小阳春。1950年元旦开始建设黄坛口水电站，是当时全国最早兴建的大中型电站之一。1950年7月建成浙江麻纺厂，从1950年到1985年，这家工厂合计上缴税利多达13.2亿元。
然而1953年以后，由于当时紧张的国际局势，浙江作为前线，没有被作为投资重点地区。全国“一五”计划141个重点项目，浙江一个也没有，只是“出钱、出人”支持全国，原浙江省委书记江华说，“省里懂得工资工作的人都调走了”。
毛泽东于1956年4月发表了《论十大关系》，浙江经济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建设高潮。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沿海也可以建立一些新的厂矿，有些也可以是大型的”。这意味着浙江经济建设可以解冻了。杭州钢铁厂、杭州第二棉纺厂、杭丝联等计划经济时期的骨干企业，均于1956年破土动工。但好景不长，随后是“大跃进”和三年调整，紧接着是“文化大革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政治周期决定经济周期，浙江经济在这一期间形成了“两起两落”轨迹。
第一个上升期持续了8年，是1950年至1957年；第一次挫折造成了三年困难，是1959年至1961年；第二个上升期只保持了4个年头，是1962年至1965年；第二次挫折长达10年，是1966年至1976年。
（二）小农价值观左右下的工业情结
浙江一直具有非常强烈的发展工业的愿望，但至少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看，尚处于传统农业社会，至少是传统农业社会具有非常强的力量，因而这种工业情结又受到小农价值观的决定性影响。
1.地方工业情结
浙江工业是地方工业，关于这一点，历任中共浙江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大都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如1954年，时任省委书记的江华，在全省工业会议上指出，浙江工业发展，“除办好现有工业，积累资金，抽调干部外，还应该与国家重点建设相适应地积极发展地方工业”。1959年5月，江华明确指出，浙江工业是地方工业。1961年，这是中国上上下下思想比较清醒的时候，江华说浙江地方工业的特点，首先应该与农业结合，特别是手工业、家庭工业不能与农业分开，应该为农业服务，为人民生活需要服务。
这种关于地方工业的概念，一方面明确了浙江工业在当时计划经济框架内的定位。在当时，地方是相对于中央的一个概念，因此说浙江是地方工业，就意味着浙江工业在服务层面、工业规模、技术水准等，都应该与中央工业有较大区别。
另一方面，则是意味着浙江工业应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由于计划经济高度强调全国一盘棋，因此在这一情况下强调浙江工业的地方性，就意味着浙江工业应该具有自己的特点，发挥自己的积极性，这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如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浙江出产的湖羊毛是异质毛，不适合生产较好的毛纺织品，没有被中央计划当局列入毛纺工业发展地区。1958年，嘉兴县利用靠近上海和刚发展起来的兔毛资源，自行筹建毛纺厂，成功生产兔羊毛衫。这显然表明，即使在高度的计划经济时期，浙江也从未放弃过发挥自身积极性的努力。
2.独立工业体系和重化工情结
改革开放前，浙江“工业搞万事不求人的所谓独立工业体系”，先是要求公社和县里建设“小而全”的经济体系，继而在全省也提出了相应要求。对于这一情结，也可以理解为是地方工业情结的小农式延伸。地方工业情结具有积极的方面，但也留下了从小农价值观出发来理解工业发展的空间，而这显然具有相当的不合理的因素。
1958年“大跃进”时，中共省委要求公社建设“小而全”经济。中共浙江省委在1959年的一份报告中说，去年我们要求地方工业基本自成体系，提出了公社要有电厂、机械厂、农具厂等6个厂，做到“农具小修不出社，大修不出县”等。
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原浙江省革委会几次提出要建立比较独立的经济体系。1970年11月，省革委会召开全省工业会议，提出要建立“小而全”的工业体系，提出“奋战五年基本实现我省‘小而全’的工业体系”。1971年2月，省革委会召开全省计划工作会议，提出力争在5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内，基本建成浙江比较独立的经济体系。
粉碎“四人帮”以后，浙江建设独立工业体系的情结仍十分强烈。1977年5月，中共浙江省委提出，建立一个具有自己特点的、农轻重协调发展的工业省，实现农业机械化；主要轻工业产品基本自给，并且有较多的产品支援外贸出口；燃料动力和钢铁有较大幅度增长，力争做到半数自给。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的1978年5月，中共浙江省第六次代表大会仍提出了主要轻工业产品基本自给的要求。
建设独立工业体系必然具有优先发展重化工的要求。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浙江省委就曾提出，在公营、公私合营工厂中必须明确以铁工业、动力工业为重点。此后直至改革开放前夕，这种重化工情结都或强或弱地成为浙江工业发展指导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使到了20世纪80年代，重化工情结仍然存在。
3.“大跃进”情结
这种“大跃进”情结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追求工业高速发展的情结。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基于尽快改变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强烈愿望，这种高速发展情结长期存在于浙江。
政治上的“大跃进”是经济上的“大跃进”的前奏，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只用了短短几个月时间。1956年1月19日至22日的4天内，杭州、宁波、温州、湖州、嘉兴、金华和绍兴7个市全部实现了私营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到2月底，全省有218个2000人口以上的城镇也基本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所有制结构重大调整的“大跃进”。
1958年的“大跃进”，是这一追求高速发展情结的典型表现。一方面是落实中央要求，另一方面也确实是浙江具有自身的内在愿望，可以说是上下呼应，全面过热。中共浙江省委于1958年7月，提出1958年工业产值要比上年翻一番，要求“让小高炉星罗棋布，遍地林立”。为提前完成钢铁生产任务，省委决定全省抽调100万劳动力，全年生产木炭424万担。事后核定，这一年钢铁产量和工业产值均未达到省委要求。1959年1月，中共浙江省委继续要求工业总产值比上年翻一番。“大跃进”造成经济比例失调，工业资金浪费，国民经济严重受损。
经济增长并不取决于主观上的美好愿望，这可以从改革开放前，“大跃进”情结与实际状况具有较大反差中得到证实。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增长的实际也告诉我们，美好愿望固然是一个重要方面，但还需要正确的发展思路和方针政策，必须尊重群众的创业创新积极性，同时还需要其他一系列因素的配合，包括国际经济环境等。
（三）经济工作行为特征
改革开放前，浙江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经济工作，存在着一种矛盾心态。
一方面也具有从浙江实际出发，推进浙江经济增长的愿望；然而在另一方面，也紧跟中央，积极落实和实施中央一些不适合浙江实际的政策和具体要求。
1.所有制政策的摇摆
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当时中共中央的一项重大方针政策，浙江先是稳步推进，然后也不得不快步跟上。中共浙江省委1953年底提出，争取在两年内（1954年至1955年），将全省10个工人以上的私营工厂全部改造为公私合营厂。后来觉得不能过急，步子不能迈得太快，改为在1959年之前，基本完成这些私营工厂的公私合营；1955年又改为在1957年完成这些企业的公私合营。1956年1月15日，北京市实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这让浙江各级党委坐不住了。
当年1月16日，省委召开全省市委书记紧急会议，着重研究如何又快又好地完成私营工商业的公私合营和手工业合作化问题。然后在1月19日至22日，杭州、宁波、温州、湖州、嘉兴、金华和绍兴7个市分别在4天之内全部实现了私营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到2月底，全省有218个2000人口以上的城镇也基本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对于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相对比较注意从实际出发。1951年，中共浙江省委提出以组织生产合作小组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两种形式，作为恢复和发展手工业生产的主要方向，并以试点方式推进。然而在对资改造热潮中，改变了原来分期、分批、分片的改造办法，至1956年底，完成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其后作了若干调整和后退。1972年，原浙江省革委会要求在中央没有新的指示以前，一律不得将手工业合作社转为公社工业，擅自将农村手工业社（组）转为公社工业的，原则上应当转回来，为浙江保留了一支改革开放初期，对于全省工业增长，发挥了较大作用的“二轻”生力军。
一般地指责浙江在改革开放前“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也没什么错，因为毕竟都有事实为证。但这样就难以理解，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前夕，浙江的集体工业比重是全国最高的实际，如果我们看到当时省里的矛盾心态，以及为此作出的努力，也就不难理解了。
2.区域发展思路的摇摆
纵观改革开放前的29年，浙江在区域经济发展上缺少必要的自主权，形成了以紧跟中央为主的经济工作特征。同时，对于一些具体做法也严格按照中央要求展开，出现了一系列严重问题。
中共浙江省委、省政府也曾经有过一些切合浙江实际的发展思路。如时任省委书记的江华在1959年说，浙江发展工业的方针是七个字，打好基础练好兵。江华在1961年指出，今后至少三五年，我们不搞重工业，主要搞农业基本建设，搞水利、搞排灌、搞肥料。强调工业的发展，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必须以农业为基础。并说，浙江地方工业有什么特点呢？首先应该与农业结合，特别是手工业、家庭工业不能与农业分开，而应该为农业服务，为人民生活需要服务。令人可惜的是，这些思路并没有较好地在实际工作予以贯彻，只在个别年份中得到短暂的实施。
从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浙江在多数年份，把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发展重工业和形成多数工业品自给自足省份上面。特别是“大跃进”期间的以钢为纲，以及20世纪70年代，要求改变“北煤南运”等，都造成了较大损失。
3.以政治运动推进经济工作一方面是经济工作直接用政治手段推进。最典型的是1958年“大跃进”，把对高指标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当作敌人，说他们是“观潮派”、“算账派”，并且说他们等待秋后同我们算账。实际是以政治威权，来强硬推进不适合浙江实际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对于企业生产中的具体问题，也要求用群众运动、大放、大鸣、大辩论、贴大字报的方法来解决。另一方面是在推进经济工作的同时，不断地展开各种政治运动。改革开放前的29年，各种政治运动可以说是一刻也没有停息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