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
（1912年4月1日）
诸君：
今日同盟会会员开饯别会，得一最好机会，大家相见，诚一幸事。今日中华民国成立，兄弟解临时总统之职，解职不是不理事，解职以后，尚有比政治要紧的事待着手的。
自二百七十年前中国亡于满洲，国中图光复之举不知凡几，各处会党遍布，皆是欲实行民族主义的。五十年前太平天国即纯为民族革命的代表，但只是民族革命，革命后仍不免为专制，此等革命不算成功。八、九年前，少数同志在日本发起同盟会，定三大主义：一、民族主义；二、民权主义；三、民生主义。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惟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
社会革命为全球所提倡，中国多数人尚未曾见到。即今日许多人以为改造中国，不过想将中国弄成一个极强大的国，与欧美诸国并驾齐驱罢了。其实不然。今日最富强的莫过英、美，最文明的莫过法国，英是君主立宪，法、美皆民主共和，政体已是极美的了，然国中贫富阶级相隔太远，仍不免有许多社会党要想革命。盖未经社会革命一层，人民不能全数安乐，享幸福的只有少数资本家，受苦痛尚有多数工人，自然不能相安无事。
中国民族、民权两层已达，唯民生未做到，即本会中人，亦有说：“种族革命、政治革命皆甚易，惟社会革命最难。因为种族革命，只要将异族除去便了，政治革命只要将机关改良便了，惟有社会革命，必须人民有最高程度才能实行。中国虽然将民族、民权两革命成了功，社会革命只好留以有待。”这句话又不然。英美诸国，因文明已进步，工商已发达，故社会革命难；中国文明未进步，工商未发达，故社会革命易。英美诸国资本家已出，障碍物已多，排而去之，故难；中国资本家未出，障碍物未生，因而行之，故易。
然行之法如何？今试设一问：社会革命尚须用武力乎？兄弟敢断然答曰：英美诸国社会革命或须用武力，而中国社会革命则不必用武力。所以，刚才说英美诸国社会革命难，中国社会革命易，亦是为此。中国原是个穷国，自经此次革命，更成民穷财尽，中人之家已不可多得，如外国之资本家更是没有，所以行社会革命是不觉痛楚的。但因此时害犹未见，便将社会革命搁置，又不可的。譬如一人医病，与其医于已发，不如防于未然。吾人眼光，不可不放远大一点，当看至数十年数百年以后，及于全世界各国方可。如以为中国资本家未出，便不理会社会革命，及至人民程度高时，贫富阶级已成，然后图之，失之晚矣！英美各国因从前未尝着意此处，近来正在吃这个苦，去冬英国煤矿罢工一事就是证据。然罢工的事，不得说是革命，不过一种暴动罢了，因英国人欲行社会革命而不能，不得已而出于暴动。然社会革命今日虽然难行，将来总要实行，不过实行之时，用何等激烈手段，呈何等危险现象，则难于预言。吾人当此民族、民权革命成功之时，若不思患预防，将来资本家出现，其压制手段恐怕比专制君主还要甚些，那时再杀人流血去争，岂不重罹其祸么！
本会从前主义，有平均地权一层，若能将平均地权做到，则社会革命已成七八分了。推行平均地权之法，当将此主义普及全国，方可无碍。
但有一事，此时尤当注意者：现在旧政府已去，新政府已成，民政尚未开办，开办之时，必将各地主契约换过，此实系历代鼎革时应有之事。主张社会革命，则可于换契时少加变改，已足收效无穷。从前人民所有土地照面积纳税，分上中下三等，以后应改一法，照价收税，因地之不同，不止三等。以南京土地较上海黄浦滩土地，其价相去不知几何，但分三等，必不能得其平。不如照价征税，贵地收税多，贱地收税少。贵地必在繁盛之处，其地多为富人所有，多取之而不为虐；贱地必在穷乡僻壤，多为贫人所有，故非轻取不可。三等之分，则无此等差别。譬如黄浦滩一亩纳税数元，乡中农民有一亩地亦纳税数元，此最不平等也。若照地价完纳，则无此病。
以后工商发达，土地腾贵，势所必至。上海今日之地价，与百年前相较，至少亦贵至万倍。中国五十年后，应造成数十上海。上年在英京，见一地不过略为繁盛，而其价每亩约值六百万元。中国后来亦不免到此地步，此等重利，皆为地主所得。
比如在乡间有田十亩，用人耕作，不过足养一人；如发达后，可值六千万，则成一大富翁。此增资从何得来？则大抵为铁道及地业发达所坐致，而非由己力之作成。
数十年之后，有田地者，皆得坐享此优先莫大之权，据地以收人民之税，就是地权不平均的说话了。
求平均之法，有主张土地国有的，但由国家收买全国土地，恐无此等力量。最善者，莫如完地价税一法。如地价一百元时完一元之税者，至一千万元时则当完十万元，此在富人视之，仍不为重。此种地价税法，英国现已行之，经解散议会数次，始得通过；而英属地如澳洲等处，则早已通行，因其法甚美，又无他力为之阻碍故也。
然只此一条件，不过使富人多纳数元租税而已，必须有第二条件——国家在地契之中应批明国家当需地时，随时可照地契之价收买，方能无弊。如人民料国家将买此地，故高其价，然使国家竟不买之，年年须纳最高之税，则已负累不堪，必不敢；即欲故低其价以求少税，则又恐国家从而买收，亦必不敢。所以有此两法互相表里，则不必定价而价自定矣。在国家一方面言之，无论收税、买地，皆有大益之事。
中国近来患贫极了，补救之法，不但收地税，尚当收印契税。从前广东印契税，每百两取九两；今宜令全国一律改换地契，定一平价，每百两取三两至五两，逾年不换新契者，按年而递加之，则人民无敢故延。加以此后地价日昂，国家收入益多，尚何贫之足患？地为生产之元素，平均地权后，社会主义即易行，如国家欲修一铁路，人民不得抬价，则收买土地自易。
于是将论资本问题。国家欲兴大实业，而苦无资本，则不能不借外债。借外债以兴实业，实内外所同赞成的。前日闻唐少川先生言，京奉铁路借债本可早还，因英人不欲收，故移此款以修京张，此可见投资实业是外人所希望的。至中国一言及外债，便畏之如酖毒，不知外债以营不生产之事则有害，借外债以营生产之事则有利。美国之发达，南美阿金滩、日本等国之勃兴，皆得外债之力。吾国借债修路之利，如京奉以三年收入，已可还筑路之全本，此后每年所进，皆为纯利；如不借债，即无此项进款。
美国铁道收入，岁可得七万万美金，其他附属之利尚可养数百万工人，输送各处土货。如不早日开办，迟一年即少数万万收入。西人所谓“时间即金钱”，吾国人不知顾惜，殊为可叹！昔张之洞议筑芦汉铁道，不特畏借外债，且畏购用外国材料。
设立汉阳铁厂，原是想自造铁轨的，孰知汉阳铁厂屡经失败，又贴了许多钱，终归盛宣怀手里，铁路又造不成功。迟了二十余年，仍由比国造成，一切材料仍是在外国买的。即使汉阳铁厂成功，已迟二十余年，所失不知几何。中国知金钱而不知时间，顾小失大，大都如是。中国各处生产未发达，民人无工可做，即如广东一省，每年约有三十万“猪仔”输出，为人作牛马；若能输入外资，大兴工作，则华人不用出外佣工，而国中生产又不知增几倍。余旧岁经加拿大，见中国人在煤矿用机器采挖，每人日可挖十余吨，人得工资七八元，而资本家所入，至少犹可得百数十元。中国内地煤矿工人，每日所挖不足一吨，其生产力甚少，若用机器，至少可加十数倍。生产加十数倍，即财富亦加十数倍，岂不成一最富之国？能开发其生产力则富，不能开发其生产力则贫。从前为清政府所制，欲开发而不能，今日共和告成，措施自由，产业勃兴，盖可预卜。
然不可不防一种流弊，即资本家将乘此以出是也。如有一工厂，佣工数百人，人可生二百元之利，而工资所得不过五元，养家糊口犹恐不足，以此不平，遂激为罢工之事——此生产增加所不可免之阶级。故一面图国家富强，一面当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此防弊之政策，无外社会主义。本会政纲中，所以采用国家社会主义政策，亦即此事。现今德国即用此等政策，国家一切大实业如铁路、电气、水道等事务，皆归国有，不使一私人独享其利。英美初未用此政策，弊害今已大见。美国现时欲收铁路为国有，但其收入过巨，买收则无此财力，已成根深不拔之势。唯德国后起，故能思患预防，全国铁道，皆为国有。中国当取法于德，能令铁道延长至二十万里，则岁当可收入十万万，只此一款，已足为全国之公用而有余。
尚有一层，为中国优于他国之处。英国土地，多为贵族所有；美国已垦之地，大抵归人民，惟未垦者尚未尽属私有；中国除田土房地之外，一切矿产山林，多为国有。英国矿租甚昂，每年所得甚巨，皆入于地主之手；中国矿山属官，何不可租与人民开采以求利？
使中国行国家社会政策，则地税一项，可为现之收入数十倍；至铁道收入，三十年后归国家收回，准美国约得十四万万；矿山租款，约十万万。即此三项，共为国家收入，则岁用必大有余裕。此时政府所患，已不在贫。国家岁用不足，是可忧的；收入有余，而无所用之，亦是可虑的。此时预筹开销之法，则莫妙于用作教育费。法定男子五六岁入小学堂，以后由国家教之养之，至二十岁为止，视为中国国民之一种权利。学校之中，备各种学问，务令学成以后，可独立为一国民，可有参政、自由、平等诸权。二十以后，自食其力，幸者为望人、为富翁，可不需他人之照顾。设有不幸者半途蹉跎，则五十以后，由国家给予养老金。此制英国亦已行之，人约年给七八百元，中国则可给数千元。如生子多，凡无力养之者，亦可由国家资养。此时家给人乐，中国之文明不止与欧美并驾齐驱而已！
凡此所云，将来有必达此期望之日，而其事则在思患预防，采用国家社会政策，使社会不受经济阶级压迫之痛苦，而随自然必至之趋势，以为适宜之进步。所谓国利民福，道不逾此，吾愿与我国民共勉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