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整体的客观角度考察，毛泽东晚年极其关注两个主题，一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二是人民群众与官僚作风之间的矛盾。前者是“谁战胜谁”的政治问题；后者则是谁服务于谁的社会问题。
本来，党的八大已经对阶级斗争问题作了初步的限定，认为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并且在中国的法制建设、社会关系和行政原则方面做了大量论证。由此提出经济发展及生产力发展已成首要问题。对此，毛泽东是赞成的。他说：“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是十分必要的了！”但如果细致分析会发现，毛泽东的思想和逻辑出发点和八大决议并不相同。也即八大侧重的是经济发展问题，其他问题以此为核心展开，它所关心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毛泽东更侧重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处理好人的问题，才能促进经济和科学的发展。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曾强调和坚持“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这一命题，但对这一命题的解释却又反映了他以人为中心的观念。他说：“生产力有两项，一项是人，一项是工具。工具是人创造的。工具要革命，它会通过人来讲话，通过劳动者来讲话，破坏旧的生产关系，破坏旧的社会关系。……劳动者手里有工具，没有工具的可以拿石头，石头都没有，有两个拳头。”这样，理论的前提是强调生产力的作用，而经过逻辑推导，其结论变成了突出生产关系的作用。进而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致人与人的关系相混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倒置，使得毛泽东在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问题上迅速否定了八大。
与此同时，在注重“人”的问题上，毛泽东曾试图将“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区分开，并明确指出：“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毛泽东反复对“摆老爷架子”、“摆官僚架子”的“国民党作风和老爷习气”，进行了严厉批评。而且认为“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当然，毛泽东这一思想在理论上是正确的，而且至今仍值得我们时时反省。但是，当毛泽东在对官僚主义进行批判时，却又发生了理论偏差。就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就出现过“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种模糊概念。同时在其他论着中又出现了一些先前未曾有过的思路：“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么，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而且，毛泽东把这一问题看成是带有全局性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1957年10月，他推翻了八大决议，恢复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后来又坚持“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致形成了这样一种逻辑：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已成为主人，但官僚阶层（“党内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却成了“主人的主人”，因而，人民在新的环境下，再次沦为“奴隶”。“奴隶们”要想再次成为主人，只有“踢开党委闹革命”，重新反压迫，“造反有理”。
毛泽东就是在这种思想逻辑中，否定了八大的正确路线，中断了他自己一开始所具有的基本正确的思想探索，从而走上了弯路，导致了晚年错误以致全局性的“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发生。
与此同时，毛泽东具有宏伟气魄和浪漫主义的诗人品格。他是一位伟大的战的成功与失误？
略家，他善于从全局、从宏观上把握现在，预测未来。这就决定了当他遵循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时，他能够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而当他一旦偏离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时，魄力越大，就越容易陷入空想。他所提出的所谓“不断革命”，所谓“大乱达到大治”等都无不与他的气魄有关。 当然，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毛泽东晚年错误是一个客观实在，我们总结这段历史，目的是为了要吸取教训。同时，我们也不能因为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而否定他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功绩。终其一生，毛泽东的功绩是主要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是引领中国迈入新时代的伟大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