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运动前后，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代表，开始接纳马克思主义，欢迎十月革命，给新文化启蒙运动注入了时代和社会历史变革所需要的新内容和新活力，从而逐步推进了新文化启蒙运动的转变和深入发展。把新文化启蒙运动推上了一个同当时社会历史和革命发展转变协调的新发展阶段，使这场运动逐步成为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主，为新的革命斗争服务的革命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上述转变，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转变和中国革命的转变。为五四时期社会历史的“两大转变”，即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向新式民主主义革命，由近代社会转向现代社会，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强有力地支持和推动了中国社会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发展转变。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生和发展正是上述转变的主要标志和转折点。此后的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提出了物质、制度、精神文化领域都必须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课题，为中国现代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文化条件和基础。五四前后新文化启蒙运动的转变，奠定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在中国近现代五四时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是怎么个严密的历史逻辑推演和历史实在性的统一？这其中包含着四股历史强力的推动，使得当年选择马克思主义成了历史的唯一选择。
第一，中国近代资本主义道路探索和实践失败的历史指向。
我们知道，自1840年开始，西方殖民主义者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把中国轰出了中世纪，也从此把中国轰进了一片历史的沼泽地。而历史的发展如同自然界的发展一样，它需要一个好的生存环境，中国人在历史的沼泽地里难以生存下去，因而必须走出沼泽地，而沼泽地里没有路，必须要找到一条路，走出沼泽地，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富强。这样，近代中国先进人士就开始了它艰难的探索国家出路的斗争。从魏源、林则徐“师夷长技以制夷”理论的提出，到洋务事业的发展，再到戊戌变法体制的变革，和辛亥革命推翻旧的封建统治，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体制。然而，资产阶级共和体制由于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最终破产，中国近80年的资本主义道路探索和实践以失败告终。
那么，近代80年资本主义的追求失败意味着什么呢？它作为一种历史材料，性在哪里？
又作为一种思想材料组成了一个巨大而深刻的历史变动图景，凸显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难题与困境。这是一种历史指向。虽然它不是必然地指向社会主义，但至少当中国人进行新的选择时，不会回头再走一个80年的历史，它已经证明了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
第二，中国近代空想社会主义思潮演进的内在导向。
近代中国，伴随着资产阶级理论的大潮，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又拔地而起，形成了一股别具风貌的社会思潮，贯穿近代中国始末。它承继古代中国文化传统而来，又根藏于近代中国物质经济事实之中，它成为内在地导向社会主义的一股历史力量。
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具有浓郁的“大同”思想、强烈的“平均”观念和“太平”呼声、还有着突出的“群体”意识。这些为中国人所熟悉的思想，到了近代中国，遇到了新的形势新的环境，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进而孕育出了一股空想社会主义的脉流。它包括洪秀全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康有为的大同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孙中山的民生空想社会主义。这股思潮一直未成为近代这股的主流，但它成了中国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重要思想来源。特别是当中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实践遭到严重挫折和危机时，更是内在而直接地导向社会主义。
第三，外部两股力量与中国启蒙思想的新取向。
所谓外部的两股力量是指此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发生危机以及社会主义思潮在世界范围风起云涌。这两股历史影响力形成的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空前野蛮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将西方资产阶级形态的文化带进了一片悲凉颓败之中。而这种西方文化危机也骤然震撼了正在倡导西方文化的中国思想界。1920年，欧游回国的梁启超立即发表了《欧游心影录》；其随行的张君劢也作了《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的趋向》的演讲；《东方杂志》等杂志大量地登载有关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危机的种种现象，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蔡和森、周恩来等也对此有较系统的介绍。他们纷纷指出经济上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紊乱和衰退、政治上阶级斗争日趋高涨、意识形态上，各种悲观主义、怀古主义纷纷出现。有人统计，巴黎街头以算命为职业者多达两万五千人，而伦敦更是不计其数。德国哲学家、历史学家斯宾格勒在大战期间完成的《西方的没落》一书轰动一时；着名科学哲学家罗素承认：“欧洲文化的坏处，已经被欧洲大战显示得明明白白。”他来中国讲学，还告诫中国人要为自己的国家和世界人民谋幸福，决计不要“一味效法西方”。社会历史发展转变中做出了突破性和创造性的历史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