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村的会见，给三位美国士兵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回忆。爱德华·贝尔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毛泽东是我见到的最客气的人，……对我们极为坦率，对我们的访问表示高兴——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愉快。”他还说毛泽东“个性不同凡响，第一次见面就给人深刻的印象，使你不由自主地喜欢他。”“他非常谦虚，讲起话来声音柔和，……从不提高音调，从不激动，是真正的人民领袖。”霍华德·海曼在毛泽东逝世后写的纪念文章中说：“学者和历史学家们可能向你们讲述毛是位诗人、历史学家或革命家。可是在我的记忆中，他是一位热情、恬静、关心人的人，他能很容易地立即使你不感到拘束。他与他自己手下人员的相互关系也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毛同工作人员、领导人、厨师和招待员的相互关系是一种友爱和热情的关系。”
返回延安赞文白
国共两党谈判基本结束后，毛泽东决定返回延安。十月八日，张治中在国民党军委会大礼堂举行盛大送别晚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应邀出席，到会的有国民党军政要员、国民参议会参议员、各民主党派及文化界、新闻界人士五百多人。
毛泽东在张治中致词后说：“这次来渝，首先感谢蒋先生的邀请与四十多天很好的招待。感谢今晚主人张文白先生设了这样盛大的宴会，也感谢所有今天到会的各界人士。”他还说：“在东西方法西斯打倒以后，世界是光明的世界，中国是光明的中国。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一切打算都是错误的。”毛泽东的这些话，得到到会的五百多人的热烈掌声。
十月十一日上午，毛泽东在陈诚、张治中的陪同下，从蒋介石官邸乘小汽车直奔九龙坡机场。毛泽东在机场同欢送他的各界人士一一握手道别，还特别和几位在“桂园”服务的宪兵握了手，并说：“这次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大家”。当日下午一时半，毛泽东由张治中、王若飞陪同飞抵延安。等候在延安机场的两万多干部和群众，热烈欢呼毛泽东平安胜利归来。
蒋介石确有利用毛泽东去重庆进行和平谈判的时机，将毛泽东长期软禁在重庆的阴谋计划。当时在重庆的冯雪峰最早获得这一情报，及时报告了中共南方局。
其实，去重庆那样的地方同蒋介石那样的人进行谈判，毛泽东早已做了最坏的思想准备。他在去重庆前夕召开的一次党内会议上说过，如果谈不好，就不签字，准备坐班房，准备被软禁。
在重庆谈判期间，国民党军队不断进攻解放区，上党战役使蒋介石损兵折将，山城内外暗地流传：国民党特务要对毛泽东下毒手！当时，许多同志、朋友都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忧。有一次毛泽东在“桂园”会见客人时，有人递上一张小条：“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毛泽东要走了，但他返回延安途中的安全，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精明、细心的周恩来早就考虑到这一点，当他得知张治中将在《双十协定》签字后去兰州时，就向张治中提出，希望他亲自护送毛泽东返回延安后再去兰州。张治中欣然答允。
这件事，张的孩子张素初在四十年后着文披露：最近笔者听纽约的一家华文报纸的董事长说，他当时是阎锡山的机要秘书，当时的确看到要谋杀毛泽东的电报，后来因为有张治中陪同，不能下手，毛才幸免于难。
在张治中护送毛泽东返回延安的当天晚上，中共中央、边区政府、十八集团军在杨家岭举行盛大宴会，第二天上午，毛泽东同朱德、彭德怀、叶剑英、吴玉章、杨尚昆等亲到机场为他送别。毛泽东与张治中同坐一辆汽车。在前往机场的途中，毛泽东说：你为和平奔走是有诚意的，你把《扫荡报》改为《和平日报》就是一个例子。
毛泽东在重庆的四十三天，极其紧张、繁忙。周恩来怕他劳累病倒，请来一位有经验的老医生。医生给毛泽东作了全面检查而后说：“问题集中在一点，就是脑子用得太多了，这次要设法使毛主席的脑子在夜间能够停下来。”周恩来和办事处的同志们想了许多办法而无一条奏效，因为无人能替代他的工作，也确有许多需要他深思的问题！
回到延安的当天晚上，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汇报重庆谈判情况和研究时局问题。当时，蒋介石正调集八十多万军队准备向各解放区进攻。第二天（十月十二日）他起草了中共中央致各中央局并转区党委电，对《双十协定》公布后应注意的问题作了具体指示。十月十七日，又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关于重庆谈判》的长篇报告，论述重庆谈判后的形势。据事后统计，毛泽东在一月之中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起草了一百七十多份文电稿，有时一日多达十五份。
他终于病倒了，植物神经失调。十一月中旬，中央卫生处处长傅连璋派黄树则、李冰二位医生为毛泽东诊治。在他们的坚持下，毛泽东离开王家坪，迁到延安城东柳树店即延安中国医科大学疗养。
（选自《中华英烈》1986年第5期作者：高风）
材料六 重庆的43个日夜
1945年毛主席在重庆期间，恩来同志除协助毛泽东进行谈判斗争和广泛接触各界人士外，对毛主席的安全保卫、健康、生活等各方面，都是无微不至地周密安排，精心照料，充分表现了恩来同志对毛主席的无比崇敬和爱戴。毛主席开始曾在蒋介石的住地林园住了两晚，恩来同志为了毛主席的安全，总是不离毛主席的左右，直接领导警卫工作，严密保卫。后来毛主席迁至红岩办事处二楼居住，恩来同志就搬到毛主席住房的对面。为了保持安静，在毛主席休息时，恩来同志在室内只穿袜子走路。他还特别叮嘱我们在三楼搞机要工作的同志，要绝对保持安静，我们那时都赤着脚走路。
10月8日这天，发生了办事处秘书李少石同志乘车外出，途中遭到抢杀的事件。这天晚上，恩来同志得知这一消息后，沉着冷静，当即悄然离开会场，找到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进行质问，要他彻查此事，并要张镇用自己的汽车，亲自护送毛主席。散会后，毛主席坐在张镇的车上，安全回到红岩。
“双十协定”签订后，毛主席决定返回延安。蒋介石要用他的专机送毛主席，恩来同志很为此事担心。恰好张治中先生透露蒋介石要他11日乘机去兰州，恩来同志立即机智地提出，请张治中先生亲自护送毛主席回延安后，再去兰州，张表示同意。11日毛主席在张治中先生的陪同下，乘机平安回到延安。毛主席在重庆期间，全党、全军和广大人民都在关心毛主席的安全。在那43个日日夜夜里，恩来同志机警、妥善、周密地保卫了毛主席的安全和健康。我们办事处的全体同志，都为毛主席站岗放哨，感到无比幸福和光荣。
毛主席回到延安后，恩来同志继续留在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于1946年1月10日签订《停战协定》，并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五项有利于和平民主的协议。当时蒋介石一面利用这些决议，进行“和平”欺骗，一面准备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2月10日发生的“较场口事件”，就充分暴露了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反动面目。这一天，重庆各界人士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协胜利闭幕大会，国民党特务包围会场，打伤了郭沫若、李公朴等人士。恩来同志得悉此事后，立即赶到会场，痛斥了反动派的罪恶行径，并到医院慰问受伤人士。接着，国民党反动派在重庆还策划了反苏反共游行，捣毁我《新华日报》营业部，甚至极端卑鄙地给恩来同志寄夹以手枪子弹的恐吓信。恩来同志都及时提出抗议，把事实真相向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公布，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我们在重庆期间，环境是非常险恶的。周围特务密布，人员进出都要受到严密监视，各种活动都受到限制甚至破坏，有时他们还用查户口等名义进入住地侦察情况。但我们在有丰富反特斗争经验的恩来同志的领导下，充分利用公开和秘密相配合的办法，同特务进行了勇敢、机智的斗争。我们还通过各种群众组织和统战关系，用伪装、秘密邮寄、直接送递等办法，向各方面散发大量的宣传品，甚至还把宣传品送到亲日派反动头子何应钦和特务头子戴笠的手里。
在对敌斗争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保证党的机要工作不遭到敌人的破坏。恩来同志对此一直十分重视。他亲自指导我们采取种种措施，建立严格的保密制度，防止敌人的破坏。为了解应付突然袭击，除少数必用的密码外，机要电报阅后立即销毁，不保存任何文件，规定工作人员外出需二人同行等，很好地保卫了党的机密。特别是在皖南事变后，恩来同志经常对全体人员进行革命气节教育，要我们立场坚定，随时准备被捕、坐牢，以至以革命作出牺牲。虽然国民党封闭了我们的合法电台，但是，我们的秘密电台一直保持了畅通无阻，红色电波不分日夜地冲破重重云雾飞向延安，延安也不断给我们传来毛主席、党中央的声音。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我们经过几次交涉，国民党仍不许我们架设电台，要我们把电报送给国民党军政部电台代发，妄图破译我们的密码。但是我们给他们代发的是没有内容光有码子的“无字天书”，而毛主席的指示仍然及时地通过秘密电台发到延安，发到全国。
在重庆时，不仅斗争尖锐复杂，生活也是非常艰苦的。日寇飞机频繁轰炸，红岩办事处的曾家岩50号都曾落过炸弹。我们住房十分困难，在天气炎热的时候，恩来同志就索性坐在防空洞口办公、写文章，搭个席蓬子作为接待中外人士的会客室。在这里，应该感谢红岩的主人饶国模先生，她给我们地方盖房子，让出许多房屋给我们使用，给我们种菜的园地。因为经费困难，只好经常吃炒榨菜和自己种的牛皮菜。恩来同志还亲自领导办事处人员学习整风文件，讲解党内两条战线斗争的历史。他白天在曾家岩对外会客、开会，晚上回到红岩还要召开党的会议，研究情况，处理电报，审改《新华日报》的社论和文章。每当重庆山城夜深人静的时候，恩来同志的窗户还放射出闪闪的灯光。常常是当他办完事情时，太阳已经在对面山头升起。
（节选童小鹏《追思周总理在发展统一战线方面的丰功伟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