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思路
本书以政府权能和政府权能运行的场域为研究对象，把政府权能放在场域时空内，探讨政府权能场域的构成要素、基本特征；研究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权力关系结构，探讨政府权能的内部场域与外部场域及其型塑过程，揭示政府权能作用的边界，以及制约政府行为越界的因素与制约力量，揭示政府权能场域运动变化规律。本书的研究沿着政府权能→政府权能运行所依存的场域基础→政府权能运行的场域的型塑→政府权能场域的运动与变化→当下中国政府及其权能场域的运行，这样一条思路展开的。
本书的研究基于以下理论认识：政府是理性的政府，政府行为是理性行为，政府政策和措施的实施可以达到预期效果，政府权能运行是在现存的制度畛域内政府自觉行为的结果。其次，是基于对政府角色丛的认识。政府是一个复杂的角色集合体，政府是“权力组织体”、“社会行动体”和“利益行为体”。政府在不同的政治、社会、经济关系中扮演着不同角色，政府角色不同，其权力、职能、功能作用不同。现实中的政府有多种多样的权力、职能和功能，则与其角色多重性是一致的。最后，本书所研究的政府是国家机构的政府，“非国家机构的政府”与非“主权国家的政府”及其权能不在研究的范围之内。
（三）基本观点
在研究过程中，本书形成了以下基本认识和观点。
政府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政府的存在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政府权能只有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关系中才能发挥作用，并受各种因素制约，政府权能运行应该与一定的场域基础相适应。政府是一个复杂的角色集合体，政府是理性的“权力组织体”、“社会行动体”和“利益行为体”。政府在国家与社会的不同关系中扮演着不同角色，政府角色不同，其权力、职能、功能作用不同。政府有多种多样的权力、职能和功能，与其角色多重性是一致。
政府权能是一个综合的关系性概念，它不同于政府权力、政府能力、政府职能。政府权能是政府权力和能力在实施过程中的权、势、威与能的综合体现，及其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在时间上的连续性与延续性、在空间上的蕴徼性与共存性的统一。
政府权能场域是政府权能存在的空间，是政府权能运行和发挥作用的基础和条件，是政府获取权能与维系权能的前提，是政府权能运行的力量。
政府权能场域的构成是广泛的、复杂的和综合的。政府权能场域的构成不仅包括政府权能运行需要的基本条件，即历史传统、政治环境、社会基础、经济基础与文化基础等因素，而且包括政府权能运行与发挥作用需要的外在性关系基础与内生性关系基础。政府权能场域的构成要素包括时空要素、实体性要素、象征性要素、过程性要素和结果性要素。
政府产生时的情形不同，政府权能场域的构成要素相应不同。强取性政府与承继性政府的权能场域构成要素不同。维系政府权能场域的要素有政府自身性基础与政府外部性基础，它们对政府权能场域运行起着维系功能和推动作用。政府权能场域具有综合性、转依性、伸延性、转继性等特征。
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公民之间形成的权力关系结构是政府权能作用的外部场域，是政府权能运行依存的外部基础。政府权能在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公民之间形成的权力关系结构上发挥作用，通过对权能对象施加影响来实现权能作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不断变化，处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权力关系结构之上的政府权能及其实现方式是不同的。国家权力之间形成的权力关系结构是政府权能运行的内部场域，一个国家具体的政治制度及其权力结构是政府权能运行的重要基础。
任何政府的权能作用都是有边界的。政府权力受宪法和法律、公民权利、社会权利，以及社会道德等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既是政府权能作用的直观边界，也是有限政府的具体标志。
政府权能运行所依存的场域是运动的。政府权能场域的运动变化引致了政府权能与其场域基础之间形成了复杂多样的耦合关系，这种耦合关系不是政府权能与其场域基础的偶然结合，不是政府权能对场域基础的单一性依附，也不是场域基础对政府权能的单向决定性关系，而是客观存在的具有必然联系的开放性关系，是政府体系与其权能基础各要素之间的适应性关系，是一种综合性、蕴徼性的互动关系。政府权能与其场域基础之间的耦合关系具有一致性和非一致性的特征。
政府权能的“扩张”与“阻滞”是推动政府权能场域运动的内在力量和基本矛盾。政府与公民、政府与社会在利益上的争夺、在权力上的博弈是政府权能“扩张”与“阻滞”的最基本原因。政府应当适应权能场域运动变化的要求并与权能场域基础保持一致，政府要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不断转变职能和用权方式。政府在变化的场域基础上主动实现权能位移是政府适应场域基础变化要求的直观表现。
中国的改革和社会变迁使政府权能运行所依存的场域基础发生了深刻变化，当下中国政府权能基础的转变是具有场替意义的变革。社会转型要求政府权能与其场域基础保持一致，及时妥善解决权能基础变化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深层矛盾与冲突是政府建树权威的根本途径。
四、研究方法
方法（approach）是欲谋事成功之途径。做任何事情都需要一定的方法，方法的选择受事情内容的制约。研究方法的选择不是研究者主观之愿望，而是受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制约，研究对象、内容决定了研究的手段与方法。另一方面，“由于研究方法具有启发性的功能，又可以起解释的作用……我们要评价一个研究法，就要考虑它作为解释或潜在的解释工具的前景”。“研究法的最大用途也许就是提出有待验证的假设。因此，政治科学的研究法是科学的发现而不是解释。”
政治学研究应当把研究所得组织起来，提出自己的假设，直至形成理性认识。基于研究内容需要，本书在研究过程中主要运用了以下方法：
（一）场的方法
用场的方法研究政治学问题，根据场的原则和结构把一定政治现象和政治活动纳入到场的范围内进行研究，已经成为重要的分析方法。
